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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由与人权成为中国的一般思想
新 年 献 辞
方家华
在过去了的2006年，中国出现了两大事件。一是以高智晟为标识的中国维权运动；一是以袁红冰组织发起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从类型讲，一个是社会运动，一个是思想文化运动。从性质讲，两个运动都是历史社会运动，是人的解放运动。两个运动尽管时间上有先后，但逻辑上却是孪生兄弟，是一个历史动作的两面。都是历史级别的动作。
一
如果诊断中国的社会，中国只有政治权力意义上的国家，没有生活意义上的社会（笔者并不以为社会高于政治、文化高于政治。已撰文。待发。）。中国一些社会思想学者们对中国社会诊断，认为中国缺少宪政法治制度意义上的约束和运行的机制，这对了一半。另外一半，是中国还缺少宪政法治得以以制度形式体现和靠实的自由与人权思想，或自由与人权精神。现代社会之根本不同传统社会，不仅仅是机制的不同，还是其社会思想，社会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不同。没有社会思想就不是社会。中国没有社会，是说，中国没有一般的社会思想，即没有现代社会的思想要件，即没有自由与人权的社会化和一般思想化。
自由与人权的社会化和一般思想化，对于今天的中国，必不可少。中共执政以来，其政治邪恶的杀伤力，就是对人和人的观念的践踏，对自由与人权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围剿和杀害。
在今天，自由与人权成为中国的一般思想，也不仅仅是在思想层面，更在整个社会存在。当中国人面对奴役，面对邪恶的时候，敢于面对，敢于抗争和敢于改变。但敢于面对，敢于抗争的同时，又必须避免毛泽东与中共式的庸众革命，即没有自由与人权思想的造反。这就是，在社会行动上，应该是有思想的行动，有行动的思想。避免毛泽东与中共的邪恶戏剧在中国的重演，自由与人权思想在中国必须社会化，必须成为中国的一般思想。
如果制度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生长和被生长的关系。那么，就今天来讲，中国人需要制度的保障，比没有实质的继承中国文化中的民本之类思想更重要。本质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生成的，其中最精华的部分，象汤因比说的那样，都是得益于历史环境与历史机遇的挑战。就中国孔子的思考而言，也是得益于春秋的礼崩乐坏，得益于春秋的思想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孔子是大智先哲。危机消散了，孔子的思想成果留了下来，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财富，这是中国的幸与不幸？是骄傲还是不得已？中国文化必须生成自由与人权思想。如果，中国宪政制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得不到生长，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宜或拒绝自由与人权思想，进之拒绝宪政制度的生长。这不是文化的错，而错在已经有了认识而没有行动的一代。不管是哪一代。
在今天，自由与人权成为中国的一般思想，不仅仅在社会精英，更在于整个中国社会。这尽管首先是社会精英的先知觉，但先知觉还必须有先行动，必须有先揭竿而起。
二
中国必将出现一场历史级别的思想文化运动，当然可能相似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复兴的目标显然不是在吃中餐还是吃西餐，不是在穿唐装还是穿西服上。启蒙的目标也不是重新去强调理性和理性法庭。而是建立社会良知，和以社会良知为重心的人和人的观念；是精神的自由和社会自由，是自由与人权在中国的社会化和一般思想化。复兴的目标是重要的。但其实现过程也同样重要。我们就是坚信自由与人权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必将成为一般社会思想。
复兴什么？历史上，文艺复兴的方向是古代希腊的人格完美，人体完美和人的精神的自由。中国也有过几次小范围、小规模、小儿科级别的文化运动，也都朝向先秦。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运行到一定时候，也有追到周公孔子。似乎先秦那儿是一个宿命。似乎人类的古代是一个宿命。
当我们的思考和认识对象是人、是历史、是社会，而已经不是中共的一个腐败县长的时候，一时间，时间仿佛变短了，我们的精神视野和文化视野也变宽广了。广及中外古今，广及今人古人。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确实具有对先哲们的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也确实能够品察到先哲们的仁心义肠，品察到先哲们在昏黄油灯下凝思的温暖。但昏黄油灯下的凝思，应对现代社会，毕竟还是吃力。这倒也不能抱怨今天人心不古，而是我们确实无奈地面对了一个新类型新质量的社会。这一历史或思想史的尴尬，西方的宗教改革也遇到过。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就特别描述了“使路德产生释罪教义的神秘经验并不是圣伯拿在山林星空面前的人的经验，而是一个从狭窄的窗间向街头、户壁和山字墙看望的人的经验”。以致路德的神秘经验不是圣伯拿的神秘经验，路德的《圣经》理解也不是古代基督徒的《圣经》理解。这是说，先哲们的一些话语和凝思，因其产生的经验环境条件不同，尽管仍旧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层面不失为真理，但在浅近的日常社会生活层面已经显得疲软无力。谁会怀疑孟老先生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共的私欲和专制面前的疲软无力？而浅近的日常社会生活层面，又是我们不可逃避的现实社会存在。
如果抽象出两个社会中的基本社会差异，我们可以看到，既有社会制度层面的不同，也有社会思想要件的不同。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思想要件是仁、义、礼之类，而现代社会的社会思想要件则是自由与人权。现代社会是个人必须得到保护和尊重的社会。
“有什么样的公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有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环境”，此话不一定全对。心态不是思想，不是思想实体和价值实体。仅仅依凭心态就会创造出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就如同以为仅仅依凭理性就会创造出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一样，理论和现实上都不大可能。自由与人权是思想价值，什么样的思想价值才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公民，之后，才有连续创造。思想是相对制度而言，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为一个有机体，制度就有如骨架，支撑起一个社会，社会思想要件就有如筋络，社会生活方式就有如肌肉。尽管中国最根本需要建设的是制度是骨架。但其最复杂的日常运行，同样需要筋络和筋络功能。
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扩展到人类的一些历史级别的运动，在思想文化运动上，就有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从告别一个时代的意义上说，中国即将发生或就要到来的一场社会大变革，就是自由与人权的社会化和自由与人权成为中国的一般思想，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国历史级别的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从性质上说，的确也应该相似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但是，细辨之下，也有区别。
文艺复兴最根本的成果，是创造了人和人的观念。文艺复兴创造的是优秀的人，是优秀的个人和几近完美的个人（就其涌动的目标而言），或者是全才。而不是庸众。创造人比创造社会或其他物质产品更本质更重要。但因为中国即将发生的这场社会大变革晚于文艺复兴几百年，时代条件也不同，作为文艺复兴的优秀个人的指标和思想要件，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创造的文化成果，已经为我们所知所用。文艺复兴当时面对的思想环境和社会环境，因为其封闭，因为其史无前例，尽管压力有，但也简单得多。而且，其面对的政治环境远远不如今天的中国严酷。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显赫政要，会以完人的品质及全才为价值，今天中共的政要中，有这种品质要求和价值方向吗？又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只懂得政治统治；而今天的中共自毛泽东以来，就非常懂得只是政治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思想控制，必须“反右”、必须“文化大革命”，必须控制和扼杀中国自由与人权思想及其传播，及其一般化和社会化。今天的中共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洛伦佐们更懂得思想及其传播的厉害。
今天的中国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指标和思想要件，有自由与人权的思想和观念，但还没有自由与人权思想的社会化、也没有自由与人权的一般思想化。
三
在中国，自由与人权成为中国的一般思想，不是一个思想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今天偌大的一个中国社会，要说没有自由与人权的思想意识，不对。有自由与人权思想意识的个人或群体，无论是中共官府或者中国民间，可能也不会太少。尽管其没有达到清清楚楚的表述程度，也没有达到用量化比较和分辨的程度。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全国范围内的风起云涌的民众维权运动，更说明自由与人权正在一步步成为中国一般思想的社会事实。但是，要说自由与人权思想意识已经成为中国的一般思想，成为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自觉意识和生活方式，成为有效地监督、监视和约束中共的思想文化力量，这就还是有距离，并且，从根本上谁，还有性质的不同。而现代之所以现代，首先是社会政治上的现代，是人的自由和人权必须得到承认和保护的现代，是自由与人权成为监督、监视和约束政治权力的一般思想力量的现代。
自由与人权成为中国的一般思想，并不是要象学者们一样每个人都能清清楚楚的表述。而是要民众懂得和意识到，什么是自己必须具有的，什么是不允许被中共践踏和剥夺的。尽管，宪法文本上的言论、迁徙、政治参与之类的自由与人权条文是重要的。但自由与人权作为一个社会的一般思想更重要，更是前提，也更必不可少。中国之没有自由与人权，不在于有没有宪法文本上的自由与人权，而在于有没有现实的自由与人权，在于有没有自由与人权的一般社会思想。自由与人权怎样才能成为中国的一般社会思想，是一个紧迫而具体的问题。
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我们常常会遭遇一些盲点。在中国必将出现一场思想上和社会政治上的大变动这个问题时，也会遭遇一些盲点。这从历史自己的行为讲，是不能够避免的。经过中共或者一个极端专制政权几十年的社会，又遇到国际、文化、经济诸条件后，不会产生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大变动，这是不可思议的。人类历史还没有这种先例。换言之，如果中国历史性地遇到这些条件而没有大变化，其逻辑结论对于这个民族就更可悲。但在中国必将出现一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大变动中，有两个盲点：一个盲点是，以为这一大变动在有了社会条件、思想文化条件和经济条件之后，就一定会自然地出现，也即自由与人权思想就会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的一般思想，会自发地开始和完成；另外一个盲点是，以为尽管会有一定的社会形式，也知道这一社会形式就是社会运动，但却不深入社会运动的具体方式及其“革命性”飞跃的那一跳，那一至关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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