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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家华
   
   “物以稀为贵”、“国乱见忠臣”，这是人类的心理逻辑和生存逻辑。《中国公民性文明公约》（讨论意见稿）在中国的出现，说明了中国性文明危机，也说明了人类一些性文明努力的宝贵。“在18日举行的2006年中国性健康文化产业博览会暨第二届中国性科学高级论坛上，中国性学会首次出台了《中国公民性文明公约》（讨论意见稿）。讨论意见稿提到，拥有不同性取向的人，享有平等权利；反对对性病、爱滋病患者歧视；倡导一对一的性关系，减少性伴侣数量，避免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据称，如果该公约正式出台，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性文明公约。”（9月19日《楚天都市报》）

   
   中国性文明危机，特指中国社会的人心秩序。对一个社会“好”与“坏” 的根本判断尺度是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而不是什么国家军事力量和GDP。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什么国家军事力量强大、民众生活艰难的国家，且又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都混乱不堪的国家。不管从官方的统计数据和人们的日常现实感受，中国的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都到了一个“礼崩乐坏”的临界点。临界点的一边，是一个已经证明失效了的人心控制系统，和更为罪恶的政治控制系统。临界点的另一边，是重建适合今天中国社会（或现代中国社会）人心秩序系统，和社会秩序系统，以挽救中国。
   
   今天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回到百年前的历史起点上，即依然面临“启蒙与救亡”的历史考场，“启蒙”的试卷没有太大改变，即依然是理性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扎实和普及，直至对国家级别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思考与参与。但是，“救亡”的试卷改变了。这就是，中国没有亡在西洋或东洋的坚船利舰之下，倒亡于西洋的马、列意识形态之手，亡于马、列意识形态的代理人之手。马、列意识形态的中国代理人，就是中共。
   
   中国性文明危机，有几大特点是属于“中国制造”、属于“中国的”，而不是“全球化”和“世界的”。其一，以娼妓职业讲，中国并非没有娼妓职业，不同于一些国家的是，中国的娼妓业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但不允许不是不存在，相反，中国的娼妓业和赌博业（中国法律也不允许），在中国不仅存在而且“繁荣”，其“从业者”的收入，不是其他一般职业可比。中国各地稍具规模并“生意”兴隆的娼妓业，大都有官方的官员或警员庇护（中国媒体已爆光的就不计其数）。在中国娼妓业中，支撑其“繁荣”的“性消费者”中，也不是一般中国民众。“性消费”人人都爱，人人都喜欢，是人的一种极健康极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现象，但中国民众对“性消费”是有心无力。这意思是说，在中国娼妓业中，主要和恒常的“性消费者”，是一些财富拥有者和权力拥有者。这从中国娼妓业的主要和恒常的“生意”方式上，即官商勾结、买官卖官等“攻关”活动，都是以“洗桑拿”为主要铺设。还据说，“洗桑拿”中，有什么“一龙二凤”，“ 一龙多凤”等顶级游戏，其消费金额是几千上万，连有些级别低的权贵消费之后都啧啧连声，这已经是中国民众做梦都想象不出来的外星人游戏了。该《公约》（讨论意见稿）中，“拥有不同性取向的人，享有平等权利”，这是个好倡议，但不知道是权力拥有者向中国民众平等，还是后者向前者平等。如果是倡议后者向前者平等，此倡议就太有创意了。其二，该《公约》（讨论意见稿）中，“倡导一对一的性关系，减少性伴侣数量”。这一倡导也与中国民众根本无关。在中国，超过一对一的性关系和伴侣数量，就是一个男人供养几个情妇、几个小老婆。这好懂。这不关中国老百姓的事。
   
   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饱暖思淫欲”，中国民众在中国的现实生存状况，既没有“思淫欲”的物质条件，也没有“去淫欲”的经济条件。该《公约》（讨论意见稿）中加上“中国公民”似不太合适，应该改成“中共的”比较合适，也比较接近真实。“中国的”这一定语修饰，在中国的政治语法中，使用得不正确，明明是“中共的”，偏偏使用成“中国的”。中国的政治语法，应该让中国的语文学者们好好清理一下。不然，中国民众在不明真相的人们眼中，就成了中共的冤大头了。在中国，有条件“思淫欲”和“去淫欲”的，是中共的一些权贵。而这些中共的权贵们，在今天的“性消费”和“性追求”上，如此疯狂，如此如决堤之水，如过江之鲫，如此具有“中国特色”，除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权力私有制外（这是主要的），还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就是中共的（注意，不是“中国的”）毛泽东时期对中国的性文明和性文化的专横和压制，当时中共的权贵们是“有贼心，无贼胆”。当时中共的权贵们用民间“口头文学”的方式，谈虎色变地传续给今天的中共权贵。今天的中共权贵们在“越禁越爱”、“越禁越想”这一人类的心理机制下，加上今天性文化的开放，再加上今天政治信念的零落，最后，加上自己手中的权力，试问，人类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有这么优越的条件，供这么一群人去“性消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如此短短的时间内，有规模如此浩荡，力度如此劲挺的性泛滥、性文明缺失、性特权，和什么现代、后现代这些概念并没有必然联系。有，也是间接性的。中国的社会学学者们，在探讨中国的性文明怪象时，多看一眼中国的性特权和政治特权的联系。
   
   如果对中国病入膏肓、“礼崩乐坏”的恶症作政治诊断，政治制度是首要病因，这是中国朝野的共同识别，共同诊断。但这不能忽略其历史的后遗症。一为政治制度病因，一为历史的后遗症，医治中国这一恶症就不是简单的事。一个《中国公民性文明公约》，断不是中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但是，对于中共前朝的政治后遗症，也有剥茧抽丝的作用。“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中国人实在是苦难多多。有鉴于此，中共今天的胡温一朝（或一届），在什么国家军事力量和GDP上，在中国大政方略上，持一种保守主义路向，不要劳民伤财地去修筑什么“万里长城”，不要疯狂毁灭中国人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去提高什么GDP。继之，在政治改革的手笔上，多一点力度、多一点政治想象，多一点神来之笔，为中国人和中共的下一朝或一届，少留下一点政治灾难，政治后遗症，多一点中国走向宪政的社会和政治空间。
   
   
   2006年9月19日于贵阳家中(首发<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