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华
   
   人类的文明史，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形，不管是物质产品、思想产品或社会政治产品，只要进入工艺层次的思考，该产品的成形或成功就不遥远了。工艺的本身又可以分为工艺本体和工艺观念，工艺本体相对于工艺观念，更经验也更实践、更下行，更直接面对产品。但是，之
   前的工艺观念必不可少。

   
   中国的社会政治产品是中国宪政。中国民主运动是这个社会政治产品的制造者。中国属于后发民主化国家，中国的百年历史也没有提供中国宪政的有效经验和资源。今天中国民主运动面对的对象，（即使暂不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部分的影响），又是人类政治历史上最大
   的贪欲集团（中共有8,000万党员），这是中国民运面对的历史情景。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受到中共的统治灾难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性的，有政策性的，也有中共的贪官污吏和极左派。但近些年来，中国民众遭受中共贪官污吏的祸害最深。侵吞公产、征地圈地、强行拆迁，致使中国民众的倾家荡产、衣食无着，都是中共贪官污吏官商勾
   结的结果。中国民众对中共的贪官污吏恨之入骨。这就是今天中国维权运动方兴未艾、越演越烈的原因。是中共的权力私有制纵容和生产了这些蝗虫般的、无所不在的贪官污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就越强大、越风起云涌、越势不可挡。这是今天中国最群情激愤的一个时代、一个历史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维权的胆量、理性与能力，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还没有过，在中共的执政史上也没有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有力推动今天中国民众的这场维权运动，就是彻底摧毁了中共一党制的社会基础，就是夯实了中国宪政的坚实基础。看待今天中国的这场维权运动，应该有这样的历史视域。“暴力颠覆”模式向和平维权模式的工艺转换。转换的根据是现实社会条件变了，中国民运模式和观念也与时俱进。（笔者有《和平维权》系列文章载《民主论坛》8月31日，9月2、17、24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民运模式的转换已是事实，模式的转换引动政治工艺观念的转变，政治工艺观念的转变又开掘出更宽广的工艺空间。一党制下的地方善治，是政治工艺观念，是政治治理观念，是中国民运的行动和行为。其最终社会产品也是中国宪政。地
   方善治自身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但也是一个政治中的行动工艺观念。其意是在中国民主运动因为条件关系，不能以“颠覆模式”实现其中国宪政产品的条件下，地方善治可以通过其善一党制下一时一地的地方民众的生存条件，现实地减缓地方民众的生存压力，以逐渐培养民主权利意识，逐渐培养并提高一党制下地方民众民主参与能力。另一方面，在中共一党制度一两年里不能废除的现实下，作为政治选择方案和工艺方案，持续引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前行，其意义和价值是不应低估的。
   
   一党制下的地方善治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现实条件下的新工艺，需要中国民主运动的又一轮、又一类型的活动家。这类社会活动家的一个基本素质是，关注全国、全人类的同时，也关注本地，关注本地民众；关注社会精英的同时，也关注民众，关注身边的民众。
   
   我们特别需要看到，今天的中共的政治变化。这个政治变化就是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垂直到哪一级别，是省一级还是市、县一级，我们还不知道。中国今天的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尽管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因素，有保证其政令畅通的政治紧迫，但主要还是政治方面的，
   即更多是害怕权力分散最终导致政权崩溃。为什么民主国家不会害怕政权崩溃，而中共会害怕？今天中共的垂直管理，其实质是中共的集权放权循环，是中共的集权放权的把戏。这种集权放权的把戏，中共在50年代、70年代，90年代都有过。放了又集，集了又放。集和放都只是中共内部的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把戏，和中国民众没有关系，和中国宪政也没有关系。中共的8,000万依然还是疯狂掠夺和残酷打压中国民众的8,000万。
   
   有人认为，今天中共的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近似西方11～12世纪的市民与国王共同对付封建诸侯的联合，这没有根据并且肤浅、并且一相情愿。西方11～12世纪的市民与国王的联合，主要是新生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形态（这里没必要详论。可见德尼加．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欧洲史》）。中共的对地方垂直管理，根本不涉及政治结构和政治形态的改变。中共的地方垂直管理是内斗。中共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实行过向中国民众归还权力。中共的集权放权是管理上的，不是社会政治的，中共从来没有
   想要放弃过一党专制，历届中共的中央从来不会相信、也不敢相信“地方”。但中共的对地方垂直管理，中共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对地方官员的整肃，确实为一党制下的地方善治创造了工艺条件。
   
   中国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是其主要形态，改朝换代是其主要目标，政治激情和政治想象是其主观方面的主要动力。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其形式，可以作上接辛亥革命和中共的“革命”，下连今天的中国维权运动观。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从政治激情到政治理想，从政治想象到政治工艺。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入政治工艺阶段，就是切近现实的一种深化，一种理性成熟。这种深化和成熟，使得中国的民主运动增加了更大也更现实的操作空间。
   
   工艺的本身又是建设性质。中国民主运动与中共一党制的关系，是废除和建设的关系，是废除中共一党制后建设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宪政。废除中共一党制，必须坚决、彻底。废除以后再建设，这是一种方案，一种政治工艺观。辛亥革命持这种政治工艺观。辛亥革命没有在中国建设起中国宪政，很大意义上，是这种政治工艺观的结果。当 然，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主要的。但是，这种巨大的、历史性的社会政治工程，缺失建设者的主观条件，也必然是一个缺憾。在废除的过程中，就伴随着建设，这又是一种政治工艺观。而且，这种政治工艺观不仅仅是关注“制度”本身，它还关注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权利意识和民主能力。一党制度下的地方善治，就是培养和夯实这个基础。
   
   在中共一党制度下，地方善治不可能从中国民运的“颠覆模式”和维权模式中抽离出来理解，也不能单从其工艺角度理解。在中共一党制度下，任何一种旨在本质意义上的社会建设，筛和中共一党制都是冲突的，都是对中共权力私有制的削弱，都会受到8,000万的遏制和打
   压。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善治作为政治治理模式中国民运的政治工艺观念，也不可能回避中国的政治现实。
   
   地方善治是在中国的宪政层面理解，在最终废除中共一党制的政治层面上，作一种政治工艺观念理解，是政治观念。这是因为，民主和宪政，根本上是国家层面，而不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工厂这些基层。这就如萨托利所说的：
   
   　　“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是大范围的宏观民主，而团体和工厂为中心的民主是小范围的微观民主。也就是说，政治民主──从这一概念2,500年来一直得到公认的意义上说──是主导的统领性民主，其他民主则必然是次级民主。我认为这是对事实的简单陈述。我们尽可以高度评价微观民主而对宏观民主颇多微辞，但关系依然如此。这一关系就是，如果一级实体──政体──不是民主制度，次级实体也绝少有机会以民主方式存在和繁荣。” （《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
   
   （2006年11月21日）
    (首发<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