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华
   
   记得50年前，中国有一篇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是叙述中国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的优秀品格。我们志愿军同胞的品格是优秀的。但这优秀的品格和几十万志愿军同胞们的生命，被一个邪恶的政权所欺骗和利用了。当时，中共用几十万志愿军同胞们的生命帮助建立的朝鲜政权，也象中共一样，是一个邪恶政权；也象中共一样，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自由与和平，成为了巨大的威胁，巨大的邪恶力量。两个政权是邪恶的，但志愿军同胞们的品格依然是优秀的。
   

   在多种优秀的品格中，反抗暴政是最优秀的品格。反抗暴政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是最优秀的品格。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尤为如此。如果一定要用量化的分析和比较，一些国家的暴政，受害者的人数也就是几百千把万，而中国是十三亿，是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世界有十三亿人口在遭受暴政，在中国反抗暴政还不是最优秀的品格吗？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郭飞雄是最优秀的人。我是在太石村的村民民主选举之后知道郭飞雄的，知道郭飞雄是 之后，继续知道了郭飞雄律师的一系列维权活动，也知道了郭飞雄律师因为维权活动而遭受当局的反反复复的不间断的迫害。
   
   反抗暴政当然有多种形式，有激情加政治加激进，有时还可能加政变加暴力；有理性加法律加温和加渐进。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的确应该说两种或多种形式都存在、都有效，没有一种比另一种更高，更真理。今天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不是个静态观察和分析的问题，而是个“运动战”的问题。是一个通过双方“运动”使得民主与专制之间、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次消彼长的问题。其间，既有中国民主政治不可更改的历史步伐和历史方向，同时也充满了很多意料之中或之外的变数。起码，没有人会看不见中共高层中的规律性和周期性的权力争斗，没有人会怀疑这类权力争斗实质性地决定着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快慢和去从。中共的一个“强”领导上台，中国就会更加铁血和专制；中共的一个“弱”领导上台，中国就会民主政治有望，但也可能导致混乱有分裂。这，就是变数。
   
   中国未来的政治中，并非不需要政治反对派。中国以后的政治反对派，当然不会象今天的中国政协。中国今天的政协，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中的一个耻辱。中国今天的政协，在中共的邪恶专制下，不仅仅失去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性质，也扭曲了政治协商们的政治的正义视线，扭曲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人格心理。不错，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中，的确有达不到宪政法治国家中的政治反对派的文化和政治要求，相当意义上，也不排除其在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力。但这不是中国政治中应该有无政治反对派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应该提高的问题。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在今后中国政治中是一个结构层面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力量，是在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产生出来的问题。怎么能够设想，没有政治反对派的中国未来宪政会是个什么宪政。鉴于中共对中国几十年来的专制，中国不仅没有了政治反对派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就连政治反对派的宪政存在意识、或者意向都没有了。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产生，只能在今天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产生，只能通过抗暴和维权的具体实践产生。中国民主政治运动中某个阶段的激进型抗暴，产生了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原初形态，和结构意向；以高智晟、郭飞雄们的维权运动，也产生了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某种形态和结构意向。
   
   今天。郭飞雄被捕已经三个多月了。据说在狱中还受到非人的折磨和殴打，我是愤怒的。我也理解，在对关注郭飞雄的呼吁的时候，尽量避免政治性话语，尽量从法律的框架内思考和关注，对郭飞雄的处理可能要有利一些。但我知道我也有政治上的盲点（任何人都有盲点），会对郭飞雄律师有误解和误读。我以为，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下，激情加政治的呼吁，比起协商和请求式的呼吁，要深刻得多，要对症下药得多，要对郭飞雄律师处境和处理有利得多。而且，事实上我本人也根本不相信中共会把郭兄台的事件单纯在法律的框架内思考和处理。中国的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律政治化，而不是政治法律化。不然，中共即使允许某些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而坚决拒绝中国的司法独立、中国的司法改革？根据本人的经历（本人就因为区区二、三十万元的三角债务，被贵阳中院判无期徒刑。不就是因为“启蒙社”的政治原因吗？这哪里是法律 ？），我丝毫不怀疑中国有正直和正义的法律技术人员，但我怀疑他们在对维权律师郭飞雄的具体处理上，当得了家、作得了主不吗？以及左右他们思考时的动念是法律的还是政治的？而且，对狱中的郭飞雄的呼吁关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政治行为。郭飞雄律师倘若不是因为太石村的村民民主选举之类的民众维权，而是一般的或民事或刑事维权，中共会这么咬牙切齿、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吗？会愿意承担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于不顾，而这么一意孤行地对郭飞雄律师进行迫害吗？
   
   中共下的中国政治，并不一定要旗帜鲜明的“打倒”、“推翻”才是政治，推进中国民主宪政也是政治，让中共在制度层面承认和保障自由与人权也是政治。总之，一切依照人类的普世价值限制中共没有约束的政治权力的，都是政治。郭飞雄律师的维护中国民众权利，也就是限制了中共（尽管是具体官员）胡作非为的滥用政治公权力，损伤了中共没有约束的政治权力，这还不是政治吗？
   
   尽管，在推进中国的民主宪政上，有温和，有渐进，有策略这些被视为理性的思考与路向，但这不是唯一的选择。这是有阶段性的。某种意义上，也是有条件的。这不是道理层面的“该不该”，而是现实层面的“准不准”、“能不能”。中国政治，有时候根本不需要很多道理，只要认准死理就行。这么些年来，中国并非没有好的、可操作的民主宪政设计，这些设计既可满足中国国情的现实条件，也可满足“中国特色”的脸面条件。但这些民主宪政设计根本得不到现实实行。这不是设计的错，而是中共的根本拒绝。
   
   尽管郭飞雄律师在一系列维权活动中，都坚持法律化，而避免政治化。郭飞雄律师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行动的。但我依然看到其抗暴的精神实质和优秀品格，维权是抗暴的另一种形式。出于对郭飞雄律师的尊敬，也出于对一个遭遇无端的失去自由的人的关心，我坚决呼吁关注狱中的郭飞雄，希望郭飞雄能够尽早恢复自由，和家人团聚。
   
   我们要珍爱我们的关心，我们的关心只有奉献给具有优秀品格和杰出人格的英雄们。是他们，积极参与了改变中共的专制与邪恶现实。这些英雄们是郭飞雄、高智晟、杨天水……们。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关心的温暖和坚决，相信我们的关心的力量。我们的关心有时就是呼吁和呐喊。
   
   我的呼吁是政治的，是人权的，也是人性的，但却独独不是请求和乞求的。如果我的呼吁真象一些人说的和想的那样，真给中共当局在本来可以温和处理郭飞雄事件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深感内疚。
   
   2007年1月16日于贵阳
   (首发<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