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必须推翻，已经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的问题。中共之丧尽天良，已经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如果这样的政权还不应当推翻，推翻政府这个词就可以从字典中取消了，也就意味着人民根本没有发动推翻任何形式和程度的暴政的革命的权利了。
   问题是，共产党是强大的，精明的，极端邪恶的。这就使得推翻共产党是极其艰难的。但是，愈是艰难，便愈要做。
   推翻共产党，无非是那么几种可能：
   一、和平演变型。共产党内部产生倾向民主价值观的领导人，掌握了最高权力，从内部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还政于民。苏联和匈牙利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方式的变革。在中国，本来80年代有点通过这种方式变革的影子，但是随着胡耀邦赵紫阳的相继落马，结合现在中国的现状，完全可以断定，在中共国已不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这种和平演变的方式在中国不可能。
   二、压力协商型。全国人民在某种形势下，对共党政府形成极大的社会压力，共党政府的领导人既不是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民主人士，但也不是邓小平那样的恶棍，同意与社会组织协商，改变制度，或作出改组政府的较大让步，完成转型。东欧剧变时，波兰等国都是这样变革的。在中国，以中国与东欧的历史情况和具体国情之不同，以中国人国民性之一盘散沙和道德低下，以90年代以后的历史演进导致的现况，都可断定，在中国，全社会形不成这样的社会活动和压力，政府也绝不是当年波兰那样的共产党政府，这种模式同样不必多想。

   以上两种是温和型，对于中共这样软硬不吃的坏蛋，来软的固然绝对无效，来硬的，自然就是唯一的方法了。
   三，军事政变型。据说96年曾有山东的一支共军，心向光明，准备趁海峡两岸局势紧张之机，打入北京城，发动军事政变，宣布民主。但事机不密，遭到镇压清洗。以中共之铁桶般的操控，这种方式也是极端艰难的。除非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会产生稍纵即逝的一个空隙，而又正好被能够改变历史的人抓住。
   四，突发事件型。在积怨已深的情况下，社会上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突然宣告了政权的死亡。这是一种休克型政府倾覆方式。历史上，沙皇俄国的倾覆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倾覆，类似这种情况。在中国，似乎还没有这种先例。我们要注意到，沙皇俄国其实是有限专制，列宁等人被多次逮捕，只是被流放，在流放地照样十分逍遥。这种社会形态给了俄国社会很多空间和机会去产生和利用二月事件。罗马尼亚是在东欧其他各国剧变，由于东欧一体、地理影响的原因，加之齐奥塞斯库毕竟不如亚洲专制政治家老练（他居然在人心已变，局面摇动的情况下召集开万人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公开发表冗长的讲话，这等于是在帮助组织群众集体行动，这种低段位，只能被邓小平耻笑，换了中共那些专制手腕极其熟练的统治者，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才能有罗马尼亚事件的发生。
   五，外国入侵植入民主型。远如二战后的日本，近如伊拉克，情况至明，不必多说。不过在中国，基本没有这种可能。历史上，这也是仅限于日本伊拉克这样比较小的国家，类似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没出现过外国入侵植入民主型的先例。
   五，武装革命型。这本身是人们最不愿看到的变革方式，但我认为，这恐怕是中国逃不掉的，最有可能的灭共方式。在风雨飘摇的情况下，各地遍地烽火，出现多支反政府武装，最后推翻中共。（只靠一支，推不倒中共。但在革命后期，必然会产生一支或几支最强大的。这种方式其实是中国历史的传统，但是我们要避免像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一样，在推翻中央之后，由几支造反力量火并，最后打出一个和前王朝一样的专制王朝的历史循环剧目。而应该由各支力量达成协议，建立宪法，铸造国体，实行宪政）
   这种情况，也许要和第3或第4种情况同时使用。单纯的军事政变或突发事件很难打倒中共这么强大而顽固的流氓集团，但会大大削弱摇动他，因为它一，威信大大受损，人们发现了这个庞然大物的虚弱的一面，普遍产生“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二，如果要镇压大的突发事件和中枢兵变，就要调动地方武装，镇压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无法复原到之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对地方的控制松动（八国联军导致清朝地方，尤其是南方半独立，直接为其后 10年地方起义不断奠定了基础，最终一次武昌起义要了它的命，就能看出这个玄机），出现遍地烽火的起义，有可能推翻中共。
   中共本身就是以在中国中央软弱，国内不统一的情况下崛起夺权的，它很有可能也会以这种方式走完它的循环，被夺走它已窃据了太长时间的政权。
   至于如何避免这种暴力革命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如何保证这种革命不会扶植新的专制流氓政府上台，形成又一次恶性循环，而确保这是结束专制缔造民主自由新制度的革命，则是还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