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斯）非智
    记得第一个找我教中文的澳洲人叫马可，二十来岁，瘦瘦高高，留着披肩长发，看起来有点像嬉皮士。那时，我在当地报纸登了则教中文的广告，不久，他就打电话给我，要我上他家教他中文，一周二次课。他是我在澳洲的第一个洋人学生，我当然十分高兴。马可住在修比雅克区，一栋陈旧宽大的屋子，走进去，也许是多年失修之故，感觉有点阴暗暗的，倒是他的小房间面对街，有个大窗，挺亮光。他告诉我，这屋子共有三间房，他同他的另两个朋友合租。
    他的房间零乱不整洁，东西胡乱堆摆，一个小书架却摆满了东方艺术品，有许多介绍中国的书籍，有关毛泽东的书最多，最醒目的是一本才出版不久的《鸿》（“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作者张戎是旅居英国的华裔女作家。我好奇地问马可，为什么他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兴趣？他说他生活在西澳内陆，那里到处是丛林，一个小镇人口不到一千人，却有着一家中国餐馆。餐馆不大，装饰着许多中国艺术品，在当地人眼里，很觉奇特。他小时到那家中餐馆吃饭时，被这些装饰品迷上，问父亲，中国在哪里？父亲是个矿工，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只告诉他，中国是个很古老的大国，在遥远的大洋那边。不过，从那时起，马可就对中国感兴趣，开始注意同中国有关的新闻和事件，并热衷于收集有关中国的书籍，用马可的话说，“是一种中国情结吧。”
    我读《鸿》这书，还是他推荐的，《鸿》是以英语写的，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反响，销售量极高，共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销售，达800多万册，被誉为“二十世纪销售量最高的传记文学”。“凡是对中国有兴趣的西方人，都会阅读这本书的。”马可对我说。其实，《鸿》里所写的故事，作为中国人的我，是熟悉的再不能熟悉，读后一点不觉惊奇和新鲜。但洋人不同，他们不了解中国，所以对书中所写的故事，惊奇万分，读来味道十足。马可对有关毛泽东的事特别有兴趣，他还问我毛泽东的第一位夫人叫什么名字，我说是杨开慧吧，他说好像不对，是另一个，而且这个夫人帮了毛泽东很多忙，我想了想，说可能你讲的是贺子珍吧，马可说，毛泽东的成功是这位夫人所促成的，他这样一说，我也就有些糊涂了。洋人看中国，与中国人看中国有很大不同，也许他们不知的,我们知；而我们不知的，他们知，但总之，他所提的那位毛泽东夫人绝对不会是江青。我奇怪他为什么对毛泽东那么有兴趣，他回答说，因为毛泽东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他使世界将眼光注意到了中国。我似乎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毛泽东是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所以想了解中国，就要了解毛泽东。

    马可要我教他讲中文，但更多时是他想同我聊些中国的事，我有时听着他说些我从没听说的有关中国的事，甚为惊讶。他似乎比我更了解中国，因为他所说的一些中国历史，有许多与我在国内所学极为不同。当时，我刚从国内出来不久，实在不知是他说的对呢，还是我从国内所学的对。当我同他意见有佐时，他就站起来，从书架上拿出书来，告诉我他所说的根据在书中的哪一页，我很佩服他对中国历史的认真。但他学讲中文，却极为别扭，发音总让我失望，任我怎样纠正，他总会将“大妈”发成“大马”，“包子”念成“报纸”，“高兴”读成“搞性”，我知道，这是英语没有四声的原因，中文以四声不同，来辨明不同意思的字，声不同，意思就不同。我告诉马可这个道理，他明白，就是无法更正过来。他说，学讲你们的中文很难很难。我只要能讲一些你们的中文，到中国，人们会听明白就行了。我想也是，我跟他讲英语，不见得句句发音准确，但他听得懂，而且能够同我交流得很好，所以，发音准不准，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将意思表达清楚。比如他说“我见到你很高兴”，但听起来像是说“我见到你很搞性”，我想中国人一定知道他所说的意思，而绝不会想到马可是想搞什么性行为吧。当我不在特别的要他在每个音上都发得像中国人一样准确时，马可才渐渐地有了更浓厚的学习兴趣。他说他想学的是怎样说，而不单单是怎样发音。他知道他是外国人，再怎样也不可能讲得像中国人一样好。
    教了马可二个月后，一天，马可突然对我说，其实他学中文，只是一种“中国情结”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想用它，“哪一天我真能到中国，我还不知道，现在学学不过是一种兴趣，也算是对中国的一种了解吧。”他说，“能找一个中国人聊中国，是我更大的乐趣。”他告诉我，他下个月要到泰国去一阵子，回来再找我学中文。这样，在我教他中文的大约二个半月后，他就离开珀斯到泰国去了，从此，我再也没见到他。时间一晃，也已过了十六、七年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挺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