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天蒙蒙亮，他就起来，他必须赶六点的班，工作地点距他住的地方有十几公里远，他得先搭巴士再转火车，整个路程大约五十分钟左右。澳洲天气干燥，但温差大，夏天的早晨，太阳还没出来，感到有点冷意，得披上外衣，等中午的时候，却热得不行，但晚上回来，外衣是一定得穿上的。他得一大早上班，下班后大约下午三点，又得赶十几公里，到在城市另一边的学校去上课。澳洲政府允许留学生打工，但他知道他打工时间已超过政府规定，留学生多是这样，不仅大陆来的，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留学生也边读书，边打工，打工的时间大多超过政府规定。
    他为自己准备了午餐，二片面包、一条香肠再一个苹果，有时再加一瓶可乐，为了节省点钱，他从不到外吃午餐。收拾好东西，他急匆匆赶着坐车，车内人不多，一辆大巴士才坐四、五个人，有的还在半瞌睡中，“是要有一辆车，无论如何得买一辆车。”他想。但很快，他又想到她，想到他们有过的快乐。男人比起女人，在感情上是脆弱许多。女人离开男人，可以照样生活得好好的，但男人离开女人，却觉得一下失去什么，感情上、精神上似乎都衰老许多，生活的空寂感明显增加。他知道他还想着她，他知道他离开她比同她生活一起更加痛苦，说到底，男人是离不开女人，当车把他载到火车站时，他又变得有点乐观，他可以在火车上打个盹，在火车上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火车站显得很空旷，一大早赶火车的人不多，月台上只有十几个人。他遇到亚瑟，一个从北京来的三十几岁的高个子，他用很浓的京腔跟他打招呼：“你早，天气有点冷，哪儿上班？”他告诉亚瑟他工作的地区，亚瑟说，可巧，他也在那附近上班，不过是在一家食品厂。亚瑟缩着脑袋，吸了吸早晨新鲜空气：“这儿的环境空气真奶奶的好，就是做工挺累人，有时真想不干，可又不情愿就这么回北京。”他老婆和一个小孩都在北京，已快二年没见面了。亚瑟原是一家报社记者，比他早一年到澳洲，早已没上学而专门打工，属于超期逗留。他说他赚笔钱后就打算回去，但却好赌，一到星期五领工资，就往赌场跑，把赚来的钱都输给赌场。按留学生的话说是“为赌场打工”。所以，到现在都没有钱买车，没有钱也就回不了北京。

    亚瑟在站台上走了几步，停在他面前说：“奶奶的，真是太累了，我有时真想往铁轨下跳，完了，没事了，不再痛苦了。”“你可别这样想，没工作的人多的是，你这份好工，许多人都想要。”想到他没工时的痛苦，想到同住的几个留学生还在为找工作而苦恼，他不禁说。
    “出国图什么？就为打这份工？那真该不出来。他奶奶的，现在成了机器了，整天就是赚钱赚钱，又没赚到钱。有烟吗？”亚瑟忽然问。
   “我没抽烟。”他知道他已输得连烟钱都没有了，就问：“还赌？”
   “不赌怎么办？都输了好几万了，总要拼些回来，手头有几万，我就不干了，回家去。先借我5块钱，买包烟。”
   “大清早哪买烟？”他掏出一张5元的纸币给他。
   “没事，厂区里有小卖部，谢谢你。”
    他刚要说以后别再赌了，火车已进站，他把话咽了回去，一起登上火车。一上火车，他们就再没多说什么，一靠上座位就沉沉地进入半睡眠状态。
   他被碰了一下，见亚瑟已站起来，说：“我先到了，再见。”他点点头，亚瑟已消失在车门外，他一看站名，是奥斯门汀，再下一站就是他下车的地方。
    工厂不大，实际上应算小作坊。三个意大利人，一个南斯拉夫人，一个爱尔兰人。澳大利亚人来自世界各地，真正称澳洲人只是当地土著人，其余的根据肤色、人种是可看出大概来自哪里的。工厂老板是个法国人，整个厂连他一共七个人，他们都叫他中国人，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他也无所谓，因为这只有一个中国人，一叫中国人，就知道是叫他了。老板倒挺随和，三个意大利人也对他不错，那个叫彼特的南斯拉夫人却常常对他有敌意。爱尔兰人则常开玩笑说：“两个从共产国家来的人。”
   他主要工作是将要维修的车床、机器拆卸下来，再由三个意大利人维修，爱尔兰人是管工，有时会对他喊“努力些，小共产党人。”他知道他并无恶意，只是喜欢这样说。彼得是负责洗机床和上油，常抱怨他把机床搞的脏脏的，有时会对他大叫：“你不可以搞的干净一点吗？你这中国人。”他说：“搞干净是你的事，我只是负责拆卸，别那样嚷嚷。”彼特就会瞪大眼睛盯着他，一副要打架的样子。这时，意大利人会说：“别怕他，他敢动你，我们揍他。”显然，他们看不起这个南斯拉夫人，似乎对他有点歧视。他们倒是常说：“你们中国人和我们意大利人一样聪明，南斯拉夫人，笨，真笨。”
    有时工作就是在这吵吵闹闹中度过，工作是累点，但想到能赚到钱，他也就不在意。有天吃午饭时，彼特坐到他身边，说：“中国人，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他怕彼特知道他是留学生，就说：“全家移民这儿。”彼特说：“那你老婆孩子都在这儿？”他说；“有老婆，还没有小孩。” 彼特叹口气说：“你真幸运。”他问：“幸运什么？” 彼特说：“有老婆啊。”他觉得奇怪，问：“那你老婆呢？”彼特说：“还在南斯拉夫。”彼特告诉他，自己是逃出来的。“我原是律师，得罪了当权者，他们要整我，我不喜欢我的政府，就逃出来了，老婆、孩子都留在那边。”听了彼特的故事，他忽然有点同情他。他问：“你不申请你老婆孩子过来？”“申请了。但那边不批。一点没办法，还是你运气好，老婆都过来了。澳洲是个好地方，要是他们都来了，多好。“
    自从那次交谈后，他发现彼特对他的态度有些变化，再也没有对他大声叫喊，但抱怨还是时常有的。
   
    谈到老婆，自然他会想到她。有老婆多好，这是每个男人的愿望，也是他的愿望。“我得去看看她。“他想。已分开几个月了，还是得打个电话给她。不知她找别的男人了没有。“下班后，一定得打个电话给她。”他对他自己说。
   他真的给她打了个电话，屋里没人。晚上，他又从学校给她挂电话，她在家。
   “喂，谁啊？”
   “是我。”他说“你没搬？”
   “搬哪？”沉默一会儿她问：“什么事？”
   “久没联系，打个电话，想见见你。”
   “有这必要？”她问，但声音是轻柔的。
   “星期天我去看你？”
   那边又沉默许久，然后她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