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在电话中，她告诉我，她工作的公司正在上海郊外投资房地产，跟县政府合作，搞商贸城。
    她说她这阵子很忙，忙着跟政府官员谈判。公司投了三千万，县政府出资一半，但到目前，政府资金还没到位。她得经常找他们谈去。负责这项工程的副县长高山，十分精明，谈了几次，都说资金马上到位，但一直不见影子，这边老板很急，担心工程搁浅。“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好。”她说，“替我想想主意，不然，可急死我了。”

    “签合约了吗？” 我说，
   “签了。”
   “那叫他们按合约办事。”
   “合约不顶用。高山说不是不想按合约办，只是时间问题。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给他所想要的。”
   “那我得问问老板，说不定老板得亲自来。”
   “我看这是唯一的办法。国内情况你比我熟，你老板也知道该怎么做。”
   “我想也是，我这就同老板联系。”
   “希望你一切顺利，想着你。”
   “照顾好自己，好吗？我会想着你。”
    她挂上电话，我却陷入沉思中，我知道在国内办事的难处，也可想象到她在那边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艰难。东方文化，是官本位文化，看一个人的成就，不是看他学历多高，为社会贡献多少，事业做得多大，而是看他官当了多大。我记得刚回来不久，小学同学聚会，都已二十几年没见面，彼此见面，有的都不认识，但班主任林老师倒还认得，早已退休，还很健谈。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谁当了什么官，谁的丈夫或妻子任了什么职，小学老师最骄傲的事，是她的学生中出了一个厅级干部，三个处级干部，然后又说：某某由于工作忙，没法来参加同学聚会，当时，什么也不是，没有任何官衔的我，只能在旁暗暗为自己汗颜。在中国，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听说一个县长到县里，一年弄上几十万、上百万是很容易的。报纸还报道过，一个副职县长，为了把副字去掉，花了三百多万去买官，最后运气不佳，被发现，这正官才当不成。仅仅是个副县长，为了买个正县长当，就花资如此巨大，那么，更高一层，可想而知。
    给政府官员好处费，这在西方称润滑油，齿轮不动，上点润滑油，想必也应该，只是在大陆，这润滑油往往上得太多了。
   大陆似乎都变了，做什么事都要钱，就连我大学一个好同学，在我要求他帮点忙时，也开口要钱，说是“交通费”。这人情味明显是淡了。
    我忽然觉得我的沉思有点可笑，现实不就是这样。黑格尔还说过“存在便是合理。”只有合理的环境，才有这现象的存在。在中国，这是合理的，而人们要办事，只得按合理规律去做，否则，就是不合理，办不成事。那位姓高的副县长，想要点什么，那就得给点什么，工程也才做得起来，不然，工程做不成，倒成不合理的事了。
   想来那位省政协委员余东林是懂得这规律，虽然文化不高，倒也深谙这哲理。所以，运作得相当成功。而他的存在，他的荣耀的今天，也是合理的，不然，省政协委员能那么容易当上？
    庄民见我接了手机后，一下沉默，问我发生什么事，我说没有，只是一时有点想法，他说：“你就多愁善感，生意人不能多愁善感，不然别想做成事。”他说的也是，我是多愁善感，也真的生意做得不好。
   
    那天下午，我去找张伟，张伟原是医生，从商后成了一家公司老总，办公室在一幢大楼的十二楼，他正在打电话，沙发上坐着一位客人，四十岁左右，戴着宽边眼镜，很有儒商风度，他默默地吸着烟，我向他点点头，坐在他旁边，他抽出一根三五的烟，问我“抽烟。”“没抽，谢谢。”我说。两人都沉默着，听着张伟对电话有力地说着：“多少？十几个？太少了……对，你那边传过来，多几个，我一样办……没事，老陆正在这儿，没问题，只要你那边搞妥……有困难？那从新加坡走，再不行就转东欧……什么，我知道现在正卡得紧，是难做……让点利吧……可以，我跟老陆商量下……没问题，最迟不超过后天……好，你先传过来，好，好，就这样。”他搁下电话，对我说：“你过来了，认识一下，老陆，对外服务公司的，这是我朋友。”他向老陆也介绍了我。
    张伟的公司是做对外劳务输出，用老陆的话说，是“人头出口贸易”，老陆则属公安系统，对外服务公司其实是市公安局底下的一个公司，专门办理出国签证、留学、劳务等，在生意好时，每年劳务输出几千人。“这是极赚钱的买卖，可谓无本生意，但担者风险。”张伟曾说。
    张伟对老陆说，新加坡那边要人，到以色列的建筑工，要有证书的，才十几名。
   “我接到后，你那边办证，没问题吧？”张伟问。
   “什么时候要？”
   “大约二个月时间，应来得及。”
   “你先招人吧，办证再说。”接着，老陆又问：“收多少钱？”
   “每人三万，包括一切。”
   “真还不如我办因私护照，那才……”老陆突然顿住，看了我一下，显然，与我不熟，不便说出。
    我独自走到窗前，让张伟和老陆去商谈他们的事。
   窗的对面，是火车站，广场上新建了四层楼高的大楼，楼顶上三九集团广告十分醒目，旁边是香格里拉大酒楼。广场上铺上石板，比我出国前大了许多，但广场上挤满了人，看起来，还是显得拥挤，一辆辆小巴士惊险地穿行在人流中，不断往上招客。等到整辆车挤得满满，才又从人流中曲曲折折开到街上。扛着大包小包，忙忙碌碌的外地劳工不断从车站大门汇出，远在这高层十二楼，我似乎都听到火车站的喧嚣。
   这是个劳工过剩的年代，不算下岗工人，单从农村涌入这城里的，每年都有十几万。这些人如能到海外工作，可真上了天堂。
    我忽然问自己，在海外打工，我不是也经历过？那可不是天堂。那种艰辛并不是在大楼里的张伟和老陆所能理解，也不是广场上那些忙忙碌碌的人所能体会的。
   我还在想，却听到老陆大声说：“说什么客气话，都是哥儿，你的事没问题。叫上你的朋友，晚上一起吃饭，我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