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还是说说你自己。”她搅着咖啡，说。
   “没什么可说的，一生漂泊，到现在，还是无家无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

   “你不是自己开公司吗？”
   “那算什么，只是小生意罢了。”
   “我听庄民说你有很多经历，是吗？”
   “是有很多经历，但又怎样？”我说，“你知道那个顺口溜吧‘经过文革下过乡，上过大学留过洋’，我就属于那类，但到底也没混出什么来。”
   “你的家呢？还在国外？”
   “在澳洲，但那已不是我的家了。”
   “离婚了？”
   “根本就没结婚，谈不上离婚，合不了，分手了。”
   “那你们有小孩，不是吗？”她似乎急切的想知道我的过去。
   “是有一个，还小。”
   “不结婚为什么要小孩呢？我弄不懂。”
   “我都还没弄懂，我们不谈这些好吗？”我说。
   “你不高兴了？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样一种人。”
   “不就是坐在你面前这种人，实实在在、普普通通，你尽可以认真的看。”我这一说，她也笑了起来：“好，不谈你，谈别的吧。”
    这间叫“骑士风”的咖啡屋坐落在市府大道，左边紧靠南湖，环境幽雅、清静，到这喝咖啡的多是情人或谈生意的。天一亮我们就从她家里散步到这里。
   “你昨晚是喝多了，你挺能喝的。”我说。
   “再不喝了，多不好意思，让你笑话。”她说。
   “能吗？”我盯着她，她脸微微泛红，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我想行的，我知道我要改变我的生活，应该是时候了，你说呢？”
   “应该是的。”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我也希望改变我的生活，我觉得我生活的毫无意思，有时真不知为什么而活着。”
   她抚着我的手，说：“不要那么伤心，谈谈你的过去吧，我想知道。”
   “知道我小时侯？还是知道我有几个恋人？”
   “都想知道。”
    沉默了一下，我说：
    “你在报社工作过，知道报社大院吧。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从报社大院开始的。”
    我告诉她，那时我大概是四、五岁吧，父亲是报社记者，整日奔忙，母亲在机关工作，那个时候运动多，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叫政治学习，从早到晚，父母都没空管我和妹妹，从幼儿园回来，就在报社大院等，脖子上挂着大门的钥匙，实际上自己是不懂得开门。妹妹放在邻居家，我就和几个大我几岁的报社小孩一起玩，也许我的性格就是那时培养起的，不愿受管束，也没人管束，一直玩到灯都亮了，父母回来，大声叫着回屋吃饭。当时，我老跟总编的女儿玩，她是第一个我着迷的女孩子，大我约四岁，却比我懂事许多，教我许多东西。
    记得有一次，在她的小房间里，她拿出许多图片，那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有很漂亮的河水、树林、房屋、大街，还有男男女女，我不知她从哪里弄来的。她很神秘地给我看一张一对男女在接吻的图片，我不明白，问：他们在干什么啊？在亲嘴，她说。什么亲嘴啊？喂，小声点，亲嘴就是一男一女两人嘴对嘴，呶，就这样。她把嘴贴上我的嘴。喂，脏死了，谁要你的口水？我往后退，她说，傻瓜，过来，亲我一下。亲哪里？我问。这儿，她指着脸的一边，我闭上眼睛，把脸凑过去，亲了她一下。这种亲脸我懂，小时候常有大人说：乖，亲阿姨一下，就这么亲一下，不知怎的，大人就乐了。她没乐，只是说，不能告诉别人，这是男女间的事，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男女间的事就是亲嘴。
    她也给我讲很多故事，有的是瞎编，但我都相信，巫婆骑扫把飞来飞去，也是从她那儿知道的，她还告诉我她知道这大院里谁是巫婆，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小鲁的妈妈是巫婆，我看到她拿着大扫把，在食堂里飞来飞去，你不要说出去，不然，巫婆会找你的。”小鲁妈是食堂管理员，山东人，长得胖胖的，眼睛挺和气的，我怎样也不会把她和巫婆连在一起，何况，她还常常逗我玩。但我相信她，她说是，应该就是。以后，一见到小鲁妈，我就远远躲开，因为我确实见到有一把大扫把在小鲁妈写字的桌子旁边。这种小孩认定的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的逻辑，后来竟在文革中被充分运用。我记得小鲁妈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低着头，站在食堂过道，对着从她身旁经过的人唠叨地说：“我是坏蛋，我是贪污犯，我是巫婆，我该死，我该死。”她是因从食堂里私自拿了一小袋米、一些菜送给她从乡下逃荒来的亲戚而被红卫兵定罪的。这事正是发生在那历史上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知怎地，在文革中被揭发出来，于是被打成贪污犯，撤去管理员职务，挂牌、批斗、作检查。那时我已七岁，而她刚好是红卫兵年龄，我一直怀疑那巫婆的罪名是她给加上的。我见过她带着红袖章挺神气地在大院里，她那时已不怎么理睬我了，想必她认为我还是个小孩。
    不久，她父亲也被打倒，她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在院子里，她已不再神气，但还是不理我。她总是低着头，挎着黄书包，没戴红袖章，一个人匆匆的进出，从不跟别人打招呼。但不久，她就随她父母到一个边远山区，下放当农民去了。 “你后来再见过她吗？”
    “没有。听说她嫁到日本去了。她去时，报社大院的一些老干部还在嘀咕：老子拼命流血打日本鬼子，她倒嫁给日本人，跑到日本，丢人。文革刚结束，生活困难，能到国外去，是人人羡慕的，我想那些老干部是心理不舒服吧。”
   我说，文革结束那年，我已快高中毕业。虽没参加过最疯狂的运动，但也目睹了许多疯狂的人疯狂的事。一次是迫击炮弹从我家楼顶飞过击中市民德大楼，墙上留下三个大窟窿，幸好没有死人。一次是炮弹落在街口一个平民家，当时炸死三男两女，血淋淋的，我看着人们把尸体抬出，手脚都炸断了。那是武斗高峰期，被驱赶出城的那一派，叫“革联”，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郊外反攻，又有军人支持，从外围打到内围，死人很多，我当时读书的学校成了停尸房，课堂里放着一具具棺木，吓得我们都不敢到学校里去。
    我告诉她，实际上，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在学校里并没有真正学到什么东西。当老师们真正想给我们增加点知识时，又出现了“张铁生白卷闹考场”和“黄帅事件”，当时江青讲了句“不学英语照样闹革命”，结果，我们把负责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拉出来批斗，问他为什么要我们学帝国主义的语言，这之后，英语这门课也就停掉了。
    学的最多的是“学工、学农、又学军”，每学期都要安排一、二个月去学工、或学农、或学军。我身上现在还有那时学工时留下的伤疤，“你瞧，”我伸出右手食指，指着一个小伤疤说，“这就是学工的纪念。”
   “谈谈你的女朋友，不谈文革。那是老掉牙的故事，电视、小说都有。我想听听关于你自己。”
   “关于我自己？女朋友？”没想到她会转到这个话题上。
   “庄民是你的同学，他说你在大学时有过女朋友，而且不止一个，真的吗？”
   “就一个，毕业后散了，后来一个，可说是柏拉图式恋爱，最后也没结果。”
   “你是不是和女人谈恋爱都没有结果，而且也不去寻找结果？”她问。
   “这我倒没考虑过，你问的好，是都没有结果，但不是我不想有结果，而是结果常出人意料。”
    我告诉她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是大学同班同学，由于是同乡，所以有更多的接触，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谈起恋爱来。她比我小两岁，大家叫她小惠，个子不高，却有一双大乳房。最惹人喜欢的是她的小鼻子、小酒窝，样子非常可爱，但就是话多，跟谁都谈的来，也不在乎对方是男是女，一样亲热，有时搞得我很尴尬。毕业前夕，就基本上分手。毕业后只通过一次电话，告知各自情况，也就再没联系。
   “你们分手前吵架吗？”她问。
   “没有。彼此都觉得合不来，就这样自然散伙，没有痛苦，没有吵闹，至少我没有。”
   “第二次恋爱留下较深印象，她也是大学同学，不同系，叫余静。我还为她留下许多情诗。对她我有真感情，可惜她家不同意，我们只是书信往来，在信里谈着思念之情。后来，她结婚，随丈夫到深圳，一直都没有见面。”
   “你后来的这个，也就是孩子的母亲是你的学生？” 她似乎漫不经心地说，“你们听起来像‘师生恋’。”
   “其实也不是什么‘师生恋’，我教过她，但真正与她谈恋爱，是在她大学快毕业分配。我也只教过她很短时间，原没什么印象。你倒知道不少，都是庄民告诉你的吧，这家伙。”我把最后一口咖啡喝了，笑着说，“你是不是都想知道别人的过去？”
   “不，没那么无聊，我只是觉得你挺怪的，一个人跑回来，准有原因，才问了庄民。”她站了起来，“我觉得很累，昨晚都没睡，走吧。”
   “上哪儿？”
   “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