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权社会中国知识人能否活出真情性，能否保有灵魂自由的姿态。读完艾晓明《保卫灵魂自由的姿态》一文，相信你会在心里说：虽然不易，但能！
   
   笔者接触许多体制内学人和官人，多为利益和懒性所累，任由屁股决定脑袋，有意无意与窒息人气的制度“共谋”，圆融中才与智早已“沤烂”，官腔中真情性荡然无存。象艾晓明这样在体制内位置上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者的确不多。
   
   艾晓明先前为被强暴夺去年轻生命的黄静申冤，后又与一些女性学人结盟保护妇女权益，到今日挺身为遭刁小密告的青年教师说公道话，默默的从小处着手工作，肩扛着知识人的道义责任。

   
   胡适和孙中山都曾劝戒青年学子“要做大事，不做大官”，“艾晓明”们做的既是小事，也是大事，在细微处与庞大的旧制度力量对峙的大事。
   
   遭人告密-停职-检查，这看似随处可发生的小事情，艾晓明却由此引伸出教育如何育人，落后制度如何败坏人的心智和扼杀人的才智，人如何能保有灵魂自由的姿态、制度如何保护人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等等这些大学问、大问题，去逼迫不管是为民的或为官的每一个人不得不认真思考。
   
   卢雪松给刘书记坦诚的信，艾晓明精诚的论说，都再次证明了“民智已开，官智未启”的事实。更多的平头百姓和无官学人正愈来愈自觉的少说假话多说真话，让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而不被屁股决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挑战权力和蒙昧，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占据更大面积的公共空间。
   
   正是这种民智在催开官智，遂有系校领导对“艾晓明”们的辩说保护，遂有“刘亚洲”们开始敢言军人忌讳之言，遂有“彭启安”们智建“文革纪念馆”
   
   自由源于自尊自重自觉自立，而自由秩序的建立更有赖于对极权的反抗。反抗不一定轰轰烈烈，天翻地覆，反抗可以是群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可以是大声的，也可以是无声的：可以在任何时候、地点、事件上。
   
   灵魂自由的姿态，肢体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表达出真话、真情性，也只有说出真话、活出真情性，人才能活得自由。众志成城，众人对自由的追求与实践，终将使自由在中国成为制度变为实在，就象那些幸运得多的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和我们的左邻右舍近年来的变化所显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