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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揭露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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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一节164～174页：
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上中共副主席，从此有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再要往前走，就要搬开华国锋和中间派那块拦路的石头。但又不能一下子完全搬开，因为这块石头连著共產党这座山，山上坐著邓小平和胡耀邦自己。不搬不行，要搬又不能一下子全搬，是一个费心劳神的事，但也是显示邓小平政治智慧的机会。
为了把这块石头巧妙地搬起一点，邓小平和他的好朋友胡耀邦开始找撬棒，和可以插入撬棒的那条石头缝。结果邓小平找到了那条缝，就是华国锋的护身符──「两个凡是」言论；胡耀邦找到了那根撬棒，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那篇文章。
「两个凡是」言论，是华国锋通过中共中央刊物的社论提出来的。它这样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１〕
这个决定首先给邓小平的復出造成了阻碍，因为邓小平七六年下台是毛泽东的决定；也给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製造了障碍，因为凡是毛泽东的指示，几乎全是错误的，罪恶的，沾满血腥的。
「但是，华国锋说这些话也没有什麼不对。」我们这些人中的一个这样表示，他是我的二姐夫，以前的右派，中学语文教师，刚刚摘除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从情理上分析。他说，「华上台是靠毛泽东，当然要维护毛主席的神圣地位。邓小平上台后，也会搞他的『两个凡是』。」这番话一点透，我们都恍然大悟。
邓小平、胡耀邦对华国锋的指责其实是天大的笑话。因为中共以往的歷史就是凡是派的歷史。凡是毛泽东说的就是对的，谁也不敢反对，即使错了，也不能说。不但「四人帮」是凡是派，周恩来、邓小平，以及文革中被打倒被虐杀的刘少奇都是凡是派。中共文革前的宣传部长周杨曾经在七九年说，「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２〕
七六年毛泽东死了，是谁第一个打入毛泽东禁区的？正是汪东兴和华国锋，他们做了前人不敢做的事，把毛泽东的夫人和夫人的几个朋友给抓起来了，正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所以事后要用「两个凡是」遮掩自己反毛真面目。邓小平至少做了十几年的凡是派，居然以此为理由批评别人，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当然，「两个凡是」无论如何怎样终究是荒谬的，但是，邓小平如果真要批判凡是论，批判对毛泽东的迷信，就应该从自己在文革前一贯追随毛的歷史谈起。邓小平一贯助紂为虐，长期以来，他是毛泽东的亲信和最好的学生。和毛的另一个好学生柯庆施相比，邓更受到毛的重用。文革前邓在毛的指使下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五七年把几十万知识精英打成「右派分子」，使他们沦为中国的政治贱民；二是组织一些笔桿子和苏共展开骂战，臭名昭著的「九评」〔３〕就是邓小平的杰作。
六六年文革开始，邓小平也被毛废黜，并不表明他们私人关係根本恶化或者他们的政治路线不同，而是另有缘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剷除刘少奇，毛、刘交恶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起因是「窃听器事件」〔４〕。六一年四月，毛乘坐专列火车外出视察，在毛的火车卧室裡发现窃听器，毛因此大发脾气。因为这一事件受处分的有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及刘少奇的秘书和周恩来的秘书。〔５〕处理这事的是主持中共日常事务的邓小平和总理周恩来、彭真。毛泽东表面上不予追究，心裡却认定是刘少奇在策划阴谋，企图加害於他，而且担心邓小平可能是刘的同谋，所以隐忍五年后突然袭击，把刘、邓一起打倒。但毛泽东始终把两人区别看待，所以才有邓小平后来的第二次復出。
如果汪东兴、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后打出反毛的旗号，那麼邓和元老派又会怎麼样呢？毫无疑问，元老派必然以反毛的罪名讨伐他们，直至把政权从他们的手裡再夺回来。华国锋失势和下台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实力，没有威信，因此在非常讲究论资排辈和实际权力的中共领导层中站不住脚，不是因为「凡是论」或做错了其它什麼事。
邓小平向华国锋挑衅开始於七七年的五月份。邓小平私下对两个亲信说，「两个凡是不行」。〔６〕那时候，邓小平还没有重新坐上高位，但是已经得知叶剑英要扶他上台，重掌大权。
邓小平的这番私房话当时绝不能让华国锋知道，否则的话华有可能改变主意，不让邓小平復出。邓小平在玩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装得老老实实，心悦诚服。仅仅一个多月前，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还说，「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和工作的佈署。」在更早的一封信中，邓小平讨好华国锋的姿态更明显，他说华是「最合适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他表示「衷心拥护」和「欢欣鼓舞」，并在信中多次高呼万岁。〔７〕他要让华国锋放心，要华觉得他会甘心情愿在华的领导下安安分分地工作，丝毫不覬覦最高权力。
华国锋可能是给邓小平的假象迷惑了，也可能看到了元老派大海一般的力量；也可能认识到汪东兴的中央警卫部队在政治上的局限性：虽可以一时控制领袖们的人身安危，但不可能长期代替领袖们管理整个国家；也可能慑服於叶剑英的威望。总之，华国锋经不住叶剑英的劝，让步了。七七年七月份，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如意地官復原职，重新成为中共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华国锋以下掌握权力最多的一个。这时邓小平的胆子更大了，反对华国锋的举动从隐蔽走向公开。
在胡耀邦主管的中央党校，有一个叫吴江的文人写了一篇批评华国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文章经胡耀邦手到了邓小平那裡，邓小平点头认可，於是胡耀邦放胆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央党校的一份杂誌上。〔８〕另外，邓小平和其他元老派人物发表一些措辞巧妙的言论，谈论实践与真理的关係，其矛头也是针对华国锋的。华国锋要以毛泽东生前的指示和思想为评判是非的準则，邓小平则要用「实践」，即事物的实际结果和成效，来评判毛泽东以往的指示和思想。
用「实践」来代替毛泽东的指示和语录作为评判是非的标準，有反毛的进步意义，但是，另一个新问题是，谁也说不清什麼是「实践」？谁的「实践」才算数？邓小平的「实践」还是华国锋的「实践」？中共对此的解释是「千百万人的实践」，但是谁能统计出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和结果呢？这「千百万人」是否就是全体中国人民？还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其实这些还是中共的文字游戯，不可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这些纷纷扬扬的信息必然会给研究理论，关心官场斗争的学者文人许多啟发，於是这些话题的文章多了起来。到了七八年春天，就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这篇文章。原先这是南京大学的胡福明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分别写的，后来两篇文章揉和成一篇。
文章写成之后，送胡耀邦审阅，胡划圈表示同意，未作任何修改。〔９〕他们原打算在《光明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按规定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定，汪必会阻挠。为了绕开汪，《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人请示胡耀邦后，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此文，然后再由其它报刊转载。
七八年五月十一日，这篇精心策划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立即引起汪东兴的警觉。五月十七日，汪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於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七月份，他到山东视察，谈到真理标準问题。又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１０〕
汪东兴这些话的意思其实是想妥协，他自知势单力薄，不敢和元老派对抗，所以说「下不为例」，「对於活跃思想有好处」这些客气话。华、汪要的是安定团结，藉此稳固他们已有的地位和权力。他们自以为有些本钱，一是有靠山，以前有毛泽东，现在有叶剑英；二是打倒「四人帮」的功劳；三是让邓小平復出的交易。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这些都落空了。
这篇文章立即得到邓小平旗帜鲜明的支持。六月二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裡的「一些同志」是暗指华国锋、汪东兴以及他们的同党。
在批评中不指名道姓，使用影射，暗示的手法是中共党内权争的一贯做法，这只能证明中共内部的阴暗和斗争的狠毒。
以后出现一边倒的形势，元老派大老们纷纷表态，站在邓小平一边。叶剑英原来对华国锋有「全力支持」的承诺，这时却不敢站出来说话。
汪东兴是当时理论宣传工作的主管，华是中共主席，按中共成规，邓小平有不同意见应该先和他们商量，不能擅自在党内外发表。再解决不了，也可以在党内会议上表决。但是邓小平不管党纪国法，他处心积虑就是要製造事端，发起攻击。
一九六六年，中共的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向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发难，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共的一个副主席主动向主席挑战，拉开了邓小平帝国的大幕。整整十二年，风水轮流转。
一年以前，邓小平不敢这样和汪东兴、华国锋唱对台戯。七七年八月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副主席，负责主管宣传工作，这意味著他已不直接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因为中共歷史上没有中央常委亲掌警卫部队的先例。要麼是副主席，要麼是中央警卫部队的指挥权，两者不可兼得。
在中共内部斗争中，警卫部队的重要性怎麼说也不过份。几十年来，中共眾多领袖人物和毛泽东斗争为什麼每战必败？说穿了，大家就是怕毛掌控的中央警卫部队，因此临事必惧，人心不齐。毛一声令下就可以送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进监狱，而不要任何法律手续，也不要任何党的会议决议认可，而执行命令的，就是只听命於毛泽东一个人的，编号为八三四一的中央警备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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