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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尔晋的《特权论》和「九号文件」
(《老虎》第二册40~59页)
八一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出台。它把民刊和异议团体称为「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然后明令禁止和取缔。这是中共蓄谋以久的，早在八零年底，中共内部就有类似的消息传出；最早出现在《解放日报》上的「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这样的说法是在一月份。
九号文件的重要内容如下：
「现在对於广大青年来说，有一种现实的危险，就是近期以来，全国一些地方非法刊物积极活动，扩大发行范围，并且纷纷要求注册登记，非法组织也重新抬头，都企图争取合法地位。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这些刊物在一些青年中散发、订阅，有一定的市场，其头头许多也就是非法组织的头头。」
「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著『民主』、『自由』、『人权』、『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有的甚至捏造说，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与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目前全国各地佈满『干柴』。他们妄图把所谓『社会上的每一次骚乱都利用起来，点燃这堆干柴』，『在危机周期中进行夺权』搞反共反人民的所谓『第二次革命』。有的还与国外、港台反华反共力量勾结，谋求支持，以扩大他们的反动影响，甚至準备成立反共政党。 」
九号文件作出八条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处理两非问题「必须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直接领导」。
第二条规定：「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有任何形式的联合。」「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对於有明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者，以及组织和煽动闹事、扰乱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安定团结者，凡是证据确实的，应由公安、司法部门依法惩处。对於同国外及港台反动势力相勾结、洩露国家机密甚至出卖情报的非法刊物、非法组嬂，在获得确实证据后应依法取缔，并惩处其中的首要分子。参加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一般成员，应该区别对待，进行切实的思想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逐步争取其中多数成员转变立场。」
文件第四条规定：「共產党员、共青团员、国家机关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律不许以任何形式（例如向他们透露党和国家的机密，提供印刷、发行条件及活动经费等）支持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或与他们保持曖昧联係甚至直接参与其活动。违者必须给予党纪、团纪、政纪、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要开除其党籍、团籍、公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规定以外，九号文件还安排相应的步骤向民眾传达：「本指示要首先向全体共產党员、共青团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传达，进行认真讨论，坚决保证执行。」「然后，要传达到全体职工、全军指战员、高中以上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高中以下各类学教职员工、农村社队干部和知识青年、城镇待业知识青年。」[1]
九号文件在北京下达时还附列了全国十一个民刊的名单，上海有《民主之声》和《海燕》两家、北京有三家，都是在全国有影响比较像样的异议刊物。[2]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至少在上海和北京，地方当局并没有按九号文件所说的那样向共產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国家工作人员传达。地方当局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九号文件的可能性在当时情况下完全可以排除，那麼这种情况应该是中央同意的甚至是所指示要求的。但为甚麼胡耀邦一方面在文件中规定了传达步骤，另一方面又通知各地，不实行传达？这是个歷史之谜。
九号文件中「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定义大有问题。其一，中共的定义指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但上海的异议团体海燕和它的民刊《海燕》并没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相信全国范围像《海燕》那样温和的刊物不在少数，但实际上这样的组织、刊物都成了当局整肃对象。其二，如果一种刊物或组织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当时习愤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九号文件却改用「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这个新概念，没有机会看到九号文件的异议人士和民眾就必然產生一个错觉，以为这些刊物和组织至所以被当局指认为「非法」，不是因为政治问题或反革命问题，而是因为没有得到政府同意和实行登记。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於是人们就想不通了。
首先，刊物没有登记而成为「非法刊物」，办刊物的人就要被逮捕，这是哪家的法律？这样执政的政府和四人帮横行的文革当局又有甚麼区别？
其次，为甚麼政府不给这些刊物依法登记呢？实在奇怪。如果是因为这些刊物在呼吁改革的同时，批评了时局，按当局的说法，这样就不利於安定团结了。那麼政府是批评不得的吗？七八年邓小平天天批评华国锋政府，他为甚麼就不算不利安定团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向民眾保证不再对言论打棍子戴帽子，才不到半年就又打了；邓小平一再标榜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碰到民刊问题，就不实事求是了。
除了傅申奇那样搞秘密组织的人（也就是说说而已）以外，上海的异议人士都想不明白了。甚至傅申奇也想不通，他以为他的嘴上吹出来的秘密组织中共并没有掌握；如果政府都掌握的话，为甚麼要说非法组织而不直接说反革命组织呢？这样一想，傅申奇就以为政府不掌握了。政府不掌握秘密组织的话，那麼傅也就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他也就和其他人一样感到委屈，甚至感到愤怒了。
更重要的是，文件没有说明「非法组织」是指哪一个组织，大多数异议人士只是猜想，大概是指八零年九月成立的「中华民刊协会」吧。大家甚至想都没有想到人民广场上的民刊《海燕》，因为它早就停刊了。
一连串的疑问摆在大家的面前，中共为甚麼要这様含糊其辞，故弄玄虚？为甚麼表面客气，背后却痛下杀手。
除了胡耀邦和手下一帮人的水平差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在文件中，把这些组织说成「非法组织」而不说成反革命组织，是因为邓小平、胡耀邦集团上台不久，华国锋集团虽已失势，但尚未清除，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分歧逐渐表面化，争权夺利越演越烈，所以邓小平、胡耀邦有意掩盖真相，粉饰太平，免得这件事成了反对派的炮弹。万一有人问一句，这麼多反革命组织是怎麼回事？这麼多的反革命分子哪裡冒出来的？邓小平怎麼当的家？谁也不好回答。
就好像毛泽东执政的五十年代初，肃反镇反杀了那麼多的人，却秘而不宣；邓小平也要人民相信，他上台后，天下太平，歌舞昇平，一派大好形势。
镇压是必须的，但不能发出一点儿声音，这就是中共的阴险和狠毒所在。
黑云压城城欲摧，上海的异议人士失去了安全感，谁也不知道明天警察是否会找上门。中共翻脸不认人早有口碑，早有领教，但现在真的临到自己头上，毕竟不好受。异议人士的激愤情绪像地火一样奔走，迫不及待地寻找火山口。
傅申奇负责的《责任》早在第四期（一月三十日出版）就有文章对官方的这个动向作了强硬回应；同时，全国异议人士联合上京请愿的计划开始酝酿。[3]三月初，大家的情绪被点燃起来了。何求出了一个主意，号召一些激进派人士一起上京，找当局评理，对九号文件进行反击。以后陈尔晋称之为「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4]。傅申奇最早犹豫不决，但在何求的鼓动下，终於站了出来。[5]
三月份，傅以《责任》编辑部的名义直接发表声明，说「望《责任》编辑部……立即组织『民协』、各团体及广大民主战士上京交涉代表团，上京与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直接进行公开的交涉。」[6]
上京交涉最积极的人正是陈尔晋、何求和傅申奇那样的人，可能他们因为曾经谈论过秘密组织而惶惶不安了，但他们表面上装得好像和秘密组织毫无关係。
傅最早和林牧晨商量请愿团的事。通过近一年《民主之声》上的合作，他们建立了友谊。傅申奇让林牧晨代表上海异议人士赴京，为林拒绝。林说他不认识北京的人，不知道找谁。傅不认为这个理由很充分，以前傅也不认识北京的人，还不是一回生二回熟，去了就认识了。
正在他们为这事操心的时候，原来「海燕」的成员屠国强找上门来，他建议原「海燕」成员们集体旅游，到浙江余杭超山赏梅。他说他认识那裡的管理人员，住房和膳食都可以得到优惠。傅和林都想放鬆一下绷紧的神经，便一口答应了。
傅申奇又去找疏远一年的老朋友何永全。除了建议何一起去超山之外，傅还要求何出来参与民刊活动。「过去我们有些误会，这些都过去了，我也不勉强你一定参与活动，但你总有民主的信念吧？你先去看看听听再说。」
半夜，傅和何上了火车，见到了屠国强、林牧晨、张慧康等人，还有两位女士。他们买了酒菜边吃边聊，正在兴头上。屠国强告诉说，这是慢车，天亮才到余杭。
张慧康把头伸在车窗口外，欣赏著夜景。这时车外来了一个人，和张打招呼，问张去哪裡。那人是张以前的同事，当时借调在公安局工作。那个人的出现是否有点奇怪？张在兴头上想都没有想。
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倒也没有睡意。果然天刚放亮，火车就到了目的地。超山最有名的名胜是一棵宋梅和一棵唐梅，它们在一个名叫大明堂的古建筑右侧，古建筑的左边是一个亭子叫「宋梅亭」。经过八百年风霜，宋梅的主干已一分为二，它的花瓣有六个，是罕见的名种，一般梅花是五瓣。
超山不高，拾级而上，约一个小时就到了山顶。半道上有清末文人吴昌硕的墓，只剩孤伶伶的一块石碑。到了山顶，极目远眺，满山梅花，馨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
虽然大家都很高兴，但还有人烦恼不少。「海燕」是不是这次当局镇压的对象？林牧晨和胡可师都想著这个问题。除了胡可师以外，这次到超山旅游的「海燕」成员都不知道林牧晨过去一年曾经参与了傅申奇的民刊活动。八零年初，林牧晨打算和傅合作时，曾与胡可师商量。胡定了一个原则，就是林可以作为个人参加《民主之声》编印工作，但不能以「海燕」的名义。胡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要保护「海燕」其他成员。
这次镇压的规模不会小，因为中央特意出了个文件，这是中共建政以后很少有的，可能只有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想到林牧晨即将在劫难逃，满腹愁思的胡可师，写下了一首小诗：
《帆影 》
别了，朋友，
莫再牵曳思念的长线，
也请你放下高高的招手，
我已吻别迷乱的小草与安详的炊烟。
在引逗的晨雾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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