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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清算邓小平八三年的「严打」
《老虎第二册──中美关係中的惊天大案》已经出版，现在香港各书店出售。
(《老虎》第二册298~311页)
八三年的二月，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公安部发佈的捉拿「二王」的通缉令。公开通缉罪犯是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被通缉者是来自东北的王姓俩兄弟，其中一人曾是特种部队的军人。他们持枪杀人后流窜，沿途拒捕又杀死多人。看佈告的时候，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就称讚「二王」是英雄。五月，又有卓长仁等人从沉阳劫持民航班机去了韩国。
全国的社会治安情况的确越来越差。甚至传说邓小平的车队在北京一个公园裡遭遇一伙流氓而不得不停下，邓因此大怒，然后邓决定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掀起一个不叫运动的运动。
传闻仅仅是传闻，其实社会冶安差并不是邓发起严打的主要原因或全部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邓小平和陈云在八二年关係恶化，邓小平对彭真主持政法工作不满意，也不放心，所以找个借口抢夺那一部分权。
当时，邓的手下胡耀邦和赵紫阳已经分别掌握了政治和经济大权，和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陈平分天下的盟约相比，邓小平派已经佔了便宜。但是邓小平还不满足，他希望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他一人手中，他认为只有他是正确的，只有他的主意是高明的。在这一点上，他和唯我独尊的毛泽东没有太大的区别。
为了夺彭真的政法大权，邓小平想到了刘復之[1]。刘是邓的老部下，对邓唯命是从。邓当年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时，刘当过邓的几年秘书，以后一直搞保卫工作。文革前期刘受过冲击，七零年林彪事件后，他成为公安部核心领导成员，是当时最早復出的老干部之一。七九年，彭真当了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邓让刘復之当了政法委的秘书长，因此邓小平对彭真的一举一动邓都了如指掌。
八三年四月，邓下令调刘復之担任公安部部长，公安部是政法工作的重要部门，刘因而掌握了实权。在随即而来的严打运动中，刘復之成了中共最疯狂的酷吏。
刘上任后向中共政治局请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调查部，并和公安部的反间谍机构合并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部。[2]按理这样的事应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向中央提出。而刘復之仅是公安部长，由公安部长提议成立安全部名不正言不顺，是越权行为。这说明邓小平已经不把彭真放在眼裡。
七月，刘復之又在邓小平的授意下，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报了一份有关当时社会治安恶化的报告。[3]然后邓小平拿著这份报告大作文章，在风景美丽的休假地北戴河[4]发动了为期三年的全国范围的「严打」运动。
七月十九日上午，刘復之和彭真先后来到邓小平的住处，邓穿著草绿色军便服和一双皮底拖鞋从便门走进会客室。[5]
寒暄几句话后，邓开门见山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他翻著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你们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决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念到这裡邓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於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6]
邓坚决要求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他说：「为甚麼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裡？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7]「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8]
邓还说，「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準。我说，没有準不準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甚麼準不準的问题？是下不了手！」[9]
谁下不了手？当然是指前几年负责政法工作的彭真。
彭真在中共的地位曾经和邓小平相当，但文革后彭真成了邓的部下，他虽然心裡对邓的批评并不服气，但一时不敢当面反驳。彭真不是那种敢於犯上的諍臣。文革初期，毛泽东把他打成反党集团的首要，他非但在表决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谁在歷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以此来表白他是一贯拍毛泽东马屁的。[10]彭真原是有媚骨的，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坐了多年的牢，胆子更小了。
社会冶安每况愈下不假，但说起责任，邓小平的责任应该比彭真的责任还大。因为社会冶安不好的一个原因是不敢打击，不敢打击的原因不是因为警察同情罪犯。警察何必要同情罪犯？毫无道理。不敢打击的真正原因主要是为了製造天下太平，歌舞昇平的假象，而这样做的主要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是邓小平集团。邓小平上台后的八十年代初，官方的宣传都是改革形势大好，社会稳定，欣欣向荣，如果这时公佈社会犯罪率大幅度上昇，会被人怀疑动机有问题，和邓小平唱反调，官场经验丰富的彭真不能不考虑到这层。
对邓搞的「严打」运动，彭真有很大的顾虑，他担心这样搞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会不会变成搞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不再搞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严打会不会成为乱打？彭真坐了多年的牢，知道坐牢的苦，尤其对冤案有深切体会。但是彭真不敢当面反对邓的意见，因为他知道邓小平决心已下，一般人是说不动的，除非陈云出面说话。
但性格阴柔的陈云此时却保持沉默，五十年代陈云和毛泽东发生矛盾时陈也是使用韜晦之计，不表态支持也不表态反对。陈云有点灰心了。他身为中纪委第一书记，却不管具体事务，其至连许多大事也不发表意见。陈云一以贯之的原则是，说出来的话没有人听，那就不说。
陈云是一个有著东方式深邃智慧，修练入境的老人，荣华富贵对他来说已经是过眼烟云，不稀罕了。
这时，与陈云来往比较多的只有李先念和姚依林少数几个老朋友。平时，他呆在上海的书房裡，把自己深深地埋在那把旧藤椅裡。有一天有人来告诉他，邓小平在背后说他，「佔著茅坑不拉屎」，「看的批评干的」，他也听过算数，并不放在心上。他断定邓小平总有一天会遇到大麻烦，到时候还会再求著他。他会不会再帮邓，就好像七八、七九年那样，和邓小平一齐推开叶剑英，拱倒华国锋，解决宝钢问题？他心裡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几年来他越来越看清楚了，邓小平是个忘恩负义的独裁者。
邓小平和陈云是两种不同的人。邓小平没有坐过一天的牢，虽文革一时受挫但雄心还在。邓和毛泽东在性格上有相通之处，做事的方法也很相似，所以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邓小平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和毛的关係甚至比林彪还要亲密。
塑造邓小平和毛泽东共同性格的是战争。战争时代的经验，比如，集中力量打大战役，一举成功的思想方法在他们头脑中，包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头脑中都根深蒂固。毛泽东一生的失败始於五八年的经济大跃进，他曾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公社，结果损失惨重，因此导致了中共高层的分歧和分裂。大炼钢铁、大办公社是毛泽东的战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的表现，八三年的严打则是邓小平的战争经验在司法工作上的运用。
但是战争对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组织工作，身体又一直不好的陈云来说，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战争就像窗外下雨，听得到雨声但淋不到头上。他的性格和思想方式还是年轻时的地下工作环境形成的，并没有因为冲冲杀杀、炮声震天的战争而改变。
邓、陈两人在性格和思想方法上的差异也和工作经歷有关，邓小平一直充当主要决策者，冲在第一线，压力大，而陈云常常是副手，或旁观者，最多负责局部工作。古语说的好，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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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文章针对犯罪分子说：「他们所以能够在一些地方、一个时候逞兇肆虐、危害人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法公安机关对他们打击不力。」於是敏感的中国人知道中共内部，邓小平和彭真之间，又一次发生了意见分歧和权利斗争。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会议，作出了关於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决定，但在这次会上讲话的不是彭真而是邓派大将赵紫阳。
邓小平派陈丕显坐镇上海，主持中国南方的严打运动。陈是一个圆滑的官僚，也是胡耀邦的好朋友，当时在中央书记处分管政法工作。北京和北方的严打运动则由胡耀邦负责。彭真被完全架空了，他的话没人听，他自己也不想再干。
不久，彭真调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这个机构表面上类似西方国家的眾议院，但其实是对党的决议予以形式上的认可，因此被人称为「橡皮图章」。
彭真曾经这样公开评论严打运动：「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是一场很復杂的斗争，能坚持下来并不容易。听说现在还有人反映严打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大的一场斗争，说工作中一点问题也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失误。我们要从根本上看问题。至於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改正就是了，有甚麼纠缠头。」[11]
彭真这样说，表明他十分清楚广大干部和民眾对严打有怨怒之情，而他则装著不支持那些反对意见。
对於严打成果官方是这样说的，「据公安部的统计：八零年全国立案七十五万多起，其中大案五万多起；八一年八十九万多起，大案六万七千多起；八二年七十四万多起，大案六万四千起。八三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昇，虽然后四个月开展了严打战役，发案大幅下降，但全年总数仍达六十一万多起，大案六万五千多起。」[12]
中国官方统计资料假的太多了。这裡八三年的立案数和大案数都和八二年相近，甚至八三年的立案数还比八二年少十多万起，比八一年少二十多万起；而且仅有立案数，故意迴避被抓捕人数。
我多年调查后的结论认为，八三年被抓捕的人数[13]，远远超过八十年代初的前几年，全国估计在一百五十万以上，上海在五万以上。[14]严打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全国的反对和抵制，所以当局在数字上搞花样，不让人民知道严打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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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运动像龙卷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上海。
刘復之直接指挥了全国的运打运动，全国的重点是上海和北京。公安部向各省、市下达逮捕立案的指标，各省、市再分摊给各地各区的公安局。基层公安局每天要向上级匯报严打的战绩，抓了多少，判了多少等等，然后公安部再向中央书记处和邓小平匯报。上海公安局有个别干部对严打有想法，立即受到处分，甚至被开除警职，於是再也没有人敢公开非议严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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