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第二册在香港各书店有售，美国书店暂无出售。需要者可打电话425 373 0228预定。）
   
   　《老虎》第二册第39~40页:
   傅家计家弄三楼的小阁楼。冬天的阳光从窄小的窗口照进来。傅申奇觉得张懋源今天好像有心思，没有像往常那样不停地做事，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裡。等其他人出去了，张抬起头，说：「申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语调有点不自然。
   「甚麼事？」
   「我是公安局派来的。」
   傅申奇一下子愣在那里，不知该说甚麼。脸涨得通红的张懋源点了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开始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诉傅。
   他真的在崇明农场工作，刻蜡纸就是他在农场搞宣传工作时学会的。十八岁那年张刚去农场，同事中有人议论江青，张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议论，十分害怕，因此向警方检举了。这事也就过去了。一年前，上海市公安局又来找他，要他为警方工作。警察说有一个阴谋推翻政府的反革命恐怖组织，正在办一菘�物，警方要求他打入这个组织的内部。如果张合作的话，获得的好处是可以留在上海家裡，农场的工资照拿，以后还可优先调上海工厂工作。
   张答应了。这以后他每隔三、五天就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匯报警方，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受骗上当。这个刊物并不是反动刊物，其中大部分文章呼吁改革、针砭时弊，代表了民眾的立场，也是他的心裡话。他也不认为傅申奇是反革命分子或恐怖分子，来往了一年多，他从来没有发现傅有任何反政府的秘密活动，平时傅经常说他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所有这一切都和警方原先告诉他的截然相反。他惊醒了，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於是他向警方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不想再干这个卑鄙的特务工作。警方考虑后同意了，也没有为难他，但告诫他今后不得再参加傅申奇的活动，他也应承了。
   事后他放心不下，警方会不会不守信用？会不会报復他？为此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录了音，带子交给他的朋友，万一他被捕或出意外他的朋友会把录音带交给傅申奇。今天他就是说这事，希望届时傅向外界公开这件事的真相。不和警方合作的后果可能会是很严重的，他甚至想到死，但即使死他也不愿再做特务了。
   等到张懋源走了以后，傅感到手脚冰冷，心再也静不下来。简直不可思议，警方的人居然就在他的身边近一年之久，而他毫无察觉，自己的警愓心实在太差了，看人看不準。傅很自然地联想到他四处建立的组织，是否也被警方的人打入呢？他越想越怕，甚至有点后悔，以前跟太多的人谈过组织的事。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傅安慰自己，警方绝不会知道的，他联係的那些人不会傻到向警方告密，告发他就是告发自己，谁会这麼傻。至於他自己，他绝不会向警方屈服，他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红岩》[1]是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热销小说，书中说共產党的英雄死都不怕，傅申奇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是看著这本书长大的，对书中的叛徒他从来看不起。
   
   《老虎》第二册第62~69页
   傅申奇被关在北京看守所，名义上是收容审查。四月十六日，他被押送回上海，关在閔行，一个像学校又不像学校的地方，一个班的警察日夜看守他。一个月后，傅被转到离他家不远的上海第一看守所。没有人把他当成普通的犯人，所有人都对他很客气。上海市公安局下上都惊动了，因为这是中共中央关心的案子。
   起先傅申奇还就民刊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审讯人员辩论，但审讯人员对傅的雄辩似乎不关心。傅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很谨慎，很多次他以想不起为理由避免直接回答。他一直在想，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
   警方对傅来北京后发生的事一清二楚，比傅知道得还多，这是因为何求在北京住在一个叫老苏的家裡，老苏就是老资格的公安人员。但是警方对上海有的事情还不很清楚，所以先在外围小事情上绕圈子。
   起先傅的态度很强硬，甚至和审讯员吵了起来。为此，傅被关进了第一看守所的禁闭室。那是一个四周都贴有橡胶的小地方，人站不直，又躺不下，因为没有通气口，裡面的空气又混浊又闷热。上海异议人士中唯有傅申奇曾经在那裡面呆过半天。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艰难的监狱生活并没有使传申奇的斗志有半点动摇，真正使傅被动的是王勇刚的证词。虽然傅再三申明当时他对王说的话都是随口乱说，但警方不信。双方僵持著，傅为了自己的自由和信念顽抗著，挣扎著，而警察像一匹训练有素的腊犬紧紧追踪著猎物。
   但是形势很快变得对傅不利，因为警方得到了刘邵夫的证词，又从杭州方面得到王荣清和杨晓雷的证词。[2]王荣清交代了傅和东北徐东平认识的经过，华东地区政治蹉商小组等等，其中还提到傅申奇在杭州说的四句话：「废除一党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促进经济自治，振兴中华民族」，这是作为华东地区政治蹉商小组的组织纲领确定的。还有杨晓雷的证词，其中谈到武汉会议情况。
   警方如获至宝，案件有了线索。但是傅、徐会谈情况只有他俩知道，不打开傅的口，还不能定案。到底这些异议人士在组党的路上走了有多远？这个组织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还有哪些人暗中参与和支持？这些都是胡耀邦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等著要听匯报的。
   上海市政法委为此召开会议，决定调整审讯力量，把公安局已退休的原政保处处长樊文虎再次请出来，组成新的审讯组，再次出击。老樊近六十岁，还没有到退休年龄，但因为严佑民的关係提早退休。现在严佑民调走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老樊认为人总是有弱点的，有的人吃软不吃硬，有的人吃硬不吃软，软硬都不吃的人有，但是极少。他这辈子审讯过几百个政治案，真正软硬不吃的几乎没有。在他的记忆中，最硬的对手是一个来自台湾的特工，寧死不屈。落到公安手中的人都知道态度很重要，因为中国的法律像个橡皮筋，可鬆可紧。态度不好即使没事也可以判个几年，最少也能判个劳教，所以通常没有人和公安硬抗。
   老樊旁听了几次对傅申奇的审讯，又化了功夫研究了所有的案卷，心裡有了数。
   傅申奇的办刊物问题，因为有张懋源、王勇刚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情报和证词，已经基本清楚。无论傅承认或不承认，都无关紧要。按照老樊的经验，中共中央真正关心的是异议人士的政治性组织。如果没有这些秘密组织，中央也不会下达九号文件，兴师动眾全面镇压。
   老樊终於亲自出场了。在第一看守所阴森森的审讯室裡，他自己点了烟，又问傅要不要抽烟。傅点了点头，他立刻站起来递过去一支香烟，还亲自为傅点了烟。等香烟的味道充满了整个房间，他慢条斯理地对傅申奇说：「我已经退休了，是领导把我叫出来的，因为你这个案子很重要，中央领导都关心的，连邓小平都知道你的事。」
   「我不图这个官，但还好说几句话，我不是审讯你，是作为朋友来劝你，有些事有些形势你不清楚，我来告诉你。」老樊一边抽烟一边以很平静的语调继续说，好像一个父亲在劝导儿子。
   「我希望你客观地说清这些事情，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你被判刑我们有甚麼好处？你以前在人民广场演讲，我也去听过，你说的话有些很有道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这是王荣清的证词，你也看过了，他介绍徐东平到你家找你。徐东平是中共党员，又是解放军连长，他的组织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等他的事查清了，如果涉及你的话，那个判刑是绝对轻不了的。他如果是无期徒刑的话，你就是十五年。再加上你其它的事，就算判个二十年，也够你受的。你在武汉的谈话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在浙江的活动我们也知道了，你不是给华东政治蹉商小组定了一个纲领，四句话？其中的「废除一党专政」，不就是推翻共產党政权？不是反革命组织是甚麼？」
   「废除一党专政不等於要推翻政府，这是有区别的，」傅声辩。
   「你说有区别，那麼你说你用甚麼来废除一党专政？用劝说的方法，无產阶级专政的人民政府是不会听了你的劝就下台的，那麼不就是要用暴力？」
   傅申奇又说：「我们成立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搞民刊。我是支持改革的。」
   「你把你的民刊收起来吧。你搞民刊是搞组织的一个幌子，这只能骗骗你的朋友。你有没有把你成立这麼多组织的真相告诉王希哲和孙维邦，或者一起请愿的何求、杨靖，或者一起办刊物的广砖和林牧晨？如果他们知道你搞了这麼多组织，他们还会和你在一起？真正搞民刊的是有几个人，但不是你。」
   「我们都研究过你的思想，好，就算你对改革开放是支持的，现在全国要开六中全会了，我们党又要推出新的改革开放措施，这个时候，你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改革。」
   「不要因为徐东平的问题严重你不敢说，你是你，他是他，成立组织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海燕』我们就没有动它，『海燕』大多数人都是不错的。」「你态度好，不判也是可能的，主要是吸取教训。中央的精神是说清楚，说清楚就没事了。」
   傅申奇失眠了。两种选择等待著他，一种是廿年的徒刑，一种是可能回家，两者太悬殊了。他想回家，但想得最多的是綦淑华，那个南京姑娘。如果不久释放，他会和綦结婚。她父亲是有实权的干部，一定会有房子供他俩婚后住。上海家裡的房子太小了，他家的兄弟姐妹又太多，他不想为了房子和家人闹得不愉快。
   起先傅一想起那些出卖他的人就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慢慢的他也就不恨了。人家可以出卖我，我也可以出卖别人。这个世界原来是很公平的。
   最使他心神不定的是老樊说邓小平都关心著他，他反覆品味著这句话的意思，心裡甜滋滋，身子飘飘然。
   被捕三个月后，大约一百天，他说他想通了，於是就变了。
   又坐在审讯室的硬木椅上。眼睛通红、脸色憔悴的他对老樊说，「我对六中全会的歷史决议抱有期望，愿意共同推动改革开放的形势，所以决心采取主动的态度。」老樊没有作声。
   他又继续说下去：「有哪些情况你认为大家必须有个说法的，你就说出来。」傅的口气儼然是一个很高级的政治家。
   於是老樊开题目，傅就在审讯室一边抽烟一边谈，警方进行录音，谈了整整三天。
   后来傅回忆说：「这不是写交待，是写了许多有歷史价值的文章，我是怎样搞的，怎样想的，像回忆录，后来他们整理出来，足足三十三页。我看过的，相当好，说得很清楚。」
   傅的交待供出了瀋阳军区一个名称为「赤卫军」，以现役军人为主，谋求东北独立的政治组织。徐东平曾对傅说过，这个组织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有关，和福建军区的高层有关。[3]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军内最大的政治异议组织，这事震动很大，连中共中央的机关理论刊物《红旗》杂誌上也隐晦地提到了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