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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杨週智斗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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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第一册第三章第三节 第185~190页:
身高一米七四，有一个宽下颊，戴一副蜡黄色的塑料架眼镜和一顶咖啡色卡其布便帽的杨週，是在十一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开始在人民广场演讲的。他回忆说，那时南下煽风点火的北京人刚走。
在这之前，杨週经常在人民广场对面的沿著西藏路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门口閒逛。那裡是上海市民私下交换书籍和邮票的场所，一本关於法西斯德国的《第三帝国兴亡》可以换三套《红楼梦》。有一次杨週交换邮票时被警察抓住，邮票被没收，杨週十分心痛。
那裡也流传各种各样的小道新闻。有人说，「昨天晚上，北京人在人民广场演讲，说 林乎加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与汪东兴吵起来了。」杨立刻联想到前几个月的真理标準的讨论。当天他家都没回，买了一点最便宜的食品，从下午就一直守在广场上直到晚上。他要亲耳听到这些政治性传闻，因为他比谁都希望这个国家变一变了。
杨週祖籍陕西，一九四四年四月出生在重庆。曾外祖父是清朝广东道台，外祖母是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儿媳，后离婚再嫁。抗战时期杨的父母都是重庆大学学生，又都是国民党员，毕业后两人依靠亲戚关係在国民党中央军委工作。四六年，杨父出任上海静安区警察局局长，杨母在上海财政局工作。四八年杨父死於结核病。
杨週上中学时，他的母亲作为国民党前政府留用人员，已经在上海市财政局担任局长顾準的秘书。他母亲曾告诉他一些家史。她说杨的父亲虽然身为警察局局长，但是收入并不高，如果不贪污的话家裡也刚刚够过日子。当时结核病已不是绝症，只要有钱买进口的「配尼西林」就能治，但是父母的收入加起来，也买不起「配尼西林」，杨的父亲就这样死了。杨母的结论是，当时国民党官员的工资太低，逼得官员去贪污、腐败，清廉官员反而不合群，或被迫离职或转而投向中共，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这番话对一直接受共產党教育的杨週来说，简直难以想像。但是，他后来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歷史。
杨在离家不远的天主教教会的类思小学（后改为四川南路小学）读书。老师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但是有一天杨的班主任没来上课，后来又听说被捕了。不久，班上的数学老师也失踪了。这件事的起因是天主教的上海主教龚品梅。五六年，警方声称在他的教堂裡发现一批枪。当时的报纸都大肆宣传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龚和他的教友被说成是披著宗教外衣的反政府分子。接下来就是许多天主教人士遭到逮捕，其中就有杨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但是，这件事使年幼的杨和他的同学们很困惑，因为他们知道这两个老师是充满仁爱之心的好人。
六零年秋，杨考取高中，但因结核病休学在家。同年十月，决心自食其力的杨週报名参加江西共產主义大学[1]。到了江西，才知道那实际是个农场，实行半工半读，那裡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饭。不久他因结核病復发而离校回沪。
中共一直实行严格的户口和档案管制，一般人的户口和档案放在工作单位裡，没有工作单位的人，户口档案由居住的街道管理。杨週从江西回来，工作单位没有了，户口档案就依规定转到了杨家所在的街道。杨週有一篇文章在上海中共刊物《支部生活》上发表，为街道争了光，因此街道同意杨週加入共青团。在那段日子裡，杨週的生活是平静的，但由於中共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中国的经济搞得一团糟，靠杨母一个人的工资已经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杨週经常吃不饱饭。
六四年五月，杨週的结核病痊癒，已经二十岁的他，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报名去新疆生產建设兵团农一师十九团。十九团其实不是军事单位，而是个位於南疆阿克苏地区的农场，当时那裡招收了上海青年近一万人。多数青年作出这个选择，或是迫於生活的压力；或是因为里弄干部连哄带骗；也有一些青年是自愿的，他们幻想著用革命的激情去建设祖国的边疆。杨的一个邻居家的两个女孩也来了，她们的父亲是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
这时候杨週交上了好运。因为曾担任国民党警官的父亲早死，没有知道这段歷史，母亲算是留用干部，这样杨週的家庭成份还算不错。杨本人又是团员，而且他的档案裡有一份共產主义大学的学歷。十九团领导从来没有听说过什麼共產主义大学，还误以为是新办的中央党校。再加上那位一来就因为家庭关係调到团劳动工资科工作的邻居女孩的上下疏通关係，所以杨在农场半年后，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沙井子土壤改良研究所学习，学期为一年。其他的上海青年们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全团就杨週一个人。
学习结束后，杨週回到农场，成了当局树立的又红又专的标兵。六六年文革开始时，上级决定把他提为团宣传股助理，还让他突击加入了共產党。但后来又有中央文件，规定文革初期发展的新党员一律不算，杨週到底没有成为中共党员。六七年农场党委书记被打倒，杨週是他以前的培养对象和亲信，所以也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以后杨在农场的专政队被关押了三年，接著又在伙房干了四年。
新疆的上海青年都把伙房比喻为天堂，因为在那裡工作的人可以吃饱，而在大田裡工作的人一般都吃不饱。他们日常的伙食是清水煮白菜和玉米面馒头。新疆建设兵团名义上实行工资制，杨週的工资是三十一元。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每月十几元就可以吃得很不错。但是实际上兵团很穷，没有给每个人发放规定的工资。贫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共希望尽快发展重工业，因此以国家的名义狠狠压低农產品价格。这样虽然新疆的自然条件不错，很适合长绒棉花的生长，但农场每年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把棉花卖给国家以后所得很少，还不够发放职工的工资。当杨週七五年离开新疆建设兵团时，十九团欠杨週整整六年工资。
杨週决定回上海， 因为有消息说七五年经邓小平提议，毛泽东批準，全国兵团体制已经撤销，这样杨週离开新疆建设兵团就不算逃兵，而以前擅自离开会被判劳教或更重的刑罚。到了上海，在家呆不住，杨週就在浙江诸暨打工，做木工和油漆工，甚麼活都干，只求有口饭吃，这样过了两年。
毛泽东死了，许多人鬆了一口气，七七年杨接到母亲信回上海。这时的杨週，没有户口，没有钱，也没有粮票和布票，原本不想依頼母亲的偏偏又回来依頼母亲。因为是在家吃閒饭，杨平时高傲的心态也不得不收起来。
他只有一身朋友送的，有些地方已经破了的旧军服。已经工作的妹妹看不过去，给他钱让他买一件时新的涤卡中山装，但是最后他还是把钱还给了妹妹。因为买涤卡衣服还要一种特别的购物票据，而这种票据仅仅向拥有户口的上海市民发放，他不想再向妹妹伸手。已经在家裡吃闲饭，再要开口向家人要东西，对杨週来说太难堪了。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现实生活却让他宭迫万状，一点面子也没有。他越来越认识到，他是个被社会抛弃的被大家歧视的人，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回新疆不行，留上海也难，杨週走投无路。
有时，杨週会坐在离家不远的黄浦江边，听那涛声阵阵，眼望著那混浊的浩浩荡荡，奔腾不息的江水和对岸依稀可见的建筑。由於三十年来越来越严重的污染，黄浦江裡已经几乎没有鱼了。杨週童年时的黄浦江可不是那个样子的，虽然那时黄浦江水已经不干凈，但鱼还是有的，还有人以打渔为生。再往后，这条江会变得怎麼样？杨週又想他就是这江水裡的一条苦命的鱼，一条面临死亡的鱼。
自己做错了什麼？要落到这麼悲惨的地步？他想不出自己曾经犯过什麼大错，於是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在愁绪万端的时候，杨就想起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传说他和一个谋杀毛泽东的计划有关，那份计划就叫「五‧七一工程纪要」。在林彪父子机毁人亡之后，毛泽东下令把那份计划向全国人民公佈。杨週是同情和认同林立果的，他认为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中共统治下唯一真实的东西，一切谎言在它的面前全拆穿。
这些想法，杨週不敢向任何人透露，只能深埋於心。每天杨最要紧的事就是看报，每天邮递员送来报纸，杨就会立即放下手上的其它事。有些重要的消息和文章，杨会仔仔细细地看一遍，二遍甚至三遍。杨想从字裡行间找出天下大变的徵兆。林立果是死了，但是他反抗毛泽东的思想没有死。杨週相信这个世界必然会有改变的一天，而且这一天就要到来了，他情愿以自己的生命打这个赌。
杨週在广场上第一次演讲，说的是中共文革前的宣传部长周扬。杨週首先自我介绍，「你们把周杨的名字倒过来就记住我了」。周扬在文革中被批判打倒，其中一个罪名是他与鲁迅的过节。鲁迅是三十年代中国名作家，同情中共革命，反抗国民党专制。杨週重新解释那段歷史，他说周扬的错误是对鲁迅不够尊重，但是鲁迅的文章却暗示了周扬的共產党员身份，其实是出卖别人，是向国民党当局告密，因而构成品德上的污点。这一见解别出心裁，当时赢得了群眾的阵阵欢声。
以后，杨週每天晚上都去演讲。白天他先拟好题目，然后想法找资料，大多资料和数据来自《参考消息》。有时找不到资料，那就只能凭他的记性和临场发挥。杨週的演讲作风沉稳，老练。他谈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和马寅初的理论，谈了人民和英雄在歷史上的作用问题，谈了刘少奇的叛徒问题和王光美的美国特务问题，还谈了这次异议活动的起因问题。杨认为这次异议运动首先是中共党内斗争的需要。
有一次有听眾问，「你如何看待无產阶级专政？」高高站在灯柱上的杨週一时脱口而出：「无產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说完杨很是后悔，他心裡明白这句话不是可以随便说的。以后这句话在广场上流传，好几个人都这样说。
《老虎》第一册第三章第四节 第213~215页:
正是因为杨週的名气大，当局把他当作广场的代表人物看待，凡事都会来问问他的意见。二十三日，也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团市委的张迅来找杨週，问杨学习全会公报的感想。杨週已经仔细看过公报，正好有点想法，就爽直地说了。
杨週的意见主要是二点：第一，公报表示要结朿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杨认为许多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刘少奇的问题，上山下乡的问题，这些都与文革和「四人帮」有关，所以还应该继续揭批「四人帮」；第二，公报表示对於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说「应当歷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杨週认为这样的说法，为文革留下了餘地，文革是一场民族灾难，应该彻底否定文革，不能给它留下餘地。另外，杨还对毛泽东肯定的，公报中使用的「一分为二」的概念和理论表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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