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老虎》：反对中越战争第一人
《老虎》：反对中越战争第一人
（欲购《老虎》一书，请连接：http://www.bangtai.us，再转六库全书）
《老虎》第一册第四章第二节 第273~277页:
曾经在广场上演讲的寥有全是胡可师的老朋友，文革时期他们就互相认识，七九年他们又相遇在广场。寥的祖父担任过华师大的校长，寥的父亲是中学教师，寥当时在一家制药厂工作，并担任那个厂的共青团干部。[1]
廖不是「海燕」异议团体的成员，但他想在《海燕》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支持中国政府发动正在进行中的中越战争。当时广场的大字报和演讲很少为中共当局说好话，不但民眾不喜欢这种好话，而且容易被认为是拍当局马屁，甚至发言者被怀疑是中共特务。但是廖觉得广场异议人士应该表这个态，应该站在国家和民族这一边。二月底的一天，他来广场找胡可师。
林牧晨私下对胡可师说，越战是非正义的，但他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刊用这篇文章。他希望这会给中共当局留下一点好印象，有利於「海燕」今后的生存。
文章登出来后，却激起了一个人的义愤。那人时常在广场上贴大字报，诗歌或杂文，短小精悍，署名「沉默」。他的大字报大概是广场上所有大字报中最小的，有时就用两张学生用的练习薄纸。
七八年十二月一日他曾贴出一张题为「胡闹」的短文：
再这样下去，恐怕要连什麼是「民主」都忘掉了。广场一「闹」有些办公室裡的先生颇忿忿然：「啍，『民主』，『民主』不是己经够民主了吗？若在以前老早就把你们抓起来了。」是啊，乞丐吃得太饱是会消化不良的，中国人向来主张「中庸之道」，九亿愚民给些骨头啃啃尽够了，真想吃肉，胡闹。[2]
一个星期后，十二月八日，又有一篇「睡狮」出现：
有人自豪地把中华民族比作一头睡狮，说一旦醒来光打个喷嚏也会把全世界吓个半死。这话自然不错，就可惜睡狮似受了什麼巫婆的催眠术，任蝇子们营营，蚊子们死叮，屠夫们脚踩，丑类们吐痰，也竟醒不过来，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真正地醒过来！睡狮再威风也不如只醒猫。外滩的两头英国铜狮，文革运动中不是被人锯去了尾巴也不吭一声吗？[3]
他贴完就走，无影无踪，并不和广场上其他人来往。大字报上留下的联繫地址是「上海交通大学某人转交」。辛辣的文风，偶尔出现的繁体字，让人联想起一个平反了依然忿忿不平的孤傲的老右派分子。
「沉默」主动与胡可师约会，当即引起了「海燕」成员们的好奇心，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倒底是谁呢？约会在人民广场西头一个僻静的角落。出乎林牧晨的意料，「沉默」的年纪和他差不多，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谈吐却像个知识分子。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沉默」给林牧晨留下的印象是：这个人有点急躁，看问题过於简单，以为民眾齐声呼喊一声，中共的专制政权就会完蛋。「沉默」还告诉说，他不在「交大」，而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大字报的「交大」地址是让「交大」的朋友帮他转信。胡可师想，如果想用这个办法瞒过警方的眼睛，并不高明。
「沉默」交给林一篇投稿，这是他这次主动约会的目的。文章称《海燕》是上海人民的喉舌，后文却有两句石破天惊的话：「中越两国是同志加兄弟」，「中国人民不要这场对越战争」。在当时说这个话，需要实实在在不怕坐牢的勇气，这下林牧晨和胡可师不得不佩服「沉默」的胆识和勇气。
林牧晨和胡可师商量后决定刊用，因为前面已发表过寥有全的文章，现在再登「沉默」的文章，不偏不倚，好像很公允。林畊康坚决反对刊登，但是，最后文章还是登出来了。团市委第二天就来人，生气地说：「你们知道「沉默」是谁？那是张先樑呀！他的反动是刻在骨头裡的。」
不久，经胡可师的安排，林畊康和张先樑见面，林表示很尊重张，也完全同意张的想法，说：「现在中国的形势就像一堆干柴，就是要人来点火。」张听说林以往的政治态度一向温和低调，便不敢相信这位笑容满面的中年人说的是真心话。
一九四六年，张先樑生於上海，祖籍南京。他的祖父毕业於上海交通大学，曾担任民国初年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后又供职於上海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伍、林语堂、黄炎培交厚，享誉民国时期的出版界。[4]他的父亲为中国纺织公司的高级职员。张二岁时，其父故世，其母改嫁。他的祖母靠祖父的版税把他带大，他们一直住在南京西路茂名路口的德庆里。祖母受过教育，毕业於中国第一代女子学校「务本女校」。她与世无争，乐施好善，人称「好姆妈」，文革前一直参与里委会工作。
张先樑六零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安徽淮南矿业学院预科班学习。第二年，因为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学校安排学生放弃学业参加治淮劳动。从那时起他对中国农村有所了解，淮河沿岸村庄十室九空，农民都出去讨饭。他亲眼看到人饿死在路边的悲惨情景，从而开始对中共有所怀疑。六四年学校得到上级命令解散，张回到上海，无奈中去了上海崇明前哨农场当农民。
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他的祖母家抄家，把他祖父的许多文物和书籍，包括许多珍贵的县誌，抄走了一车。不久，张在农场裡也带头成立造反队，并担任过几个月的全市性「农业工人造反队」司令。他造反的一个动机是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祖母，当张戴著造反队的红布袖章在德庆里走上两圈，红卫兵再也不敢上门骚扰了。七六年张上调到上海市第十建筑工程公司七零一工程队，成为一位在脚手架上日晒雨淋，砌墙抺泥的建筑工人。
虽然张先樑谨慎小心，深居简出，但由於他富有特色的大字报，他还是在广场上结交了一批朋友。张认为当局早晚要对这个运动镇压，所以他在广场上从来不暴露这些关係，一切活动都力求保密。他们嫌《民主之声》和《海燕》太过温和，自己办了三期持论比较激烈的《科学民主报》，成为广场上另一种声音。
广场上有句风行的话：乔忠令的舌头，「沉默」的笔头，王辅臣的脚头，意思是乔的演讲好，张的文章精，王辅臣善於四处联络。其实张的组织工作也做得不错，只是他的工作都在暗处。
七九年的三月底，张先樑在广场上贴完他的大字报刚要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拉住了张先樑的手。老人叫高玉龙，满手老茧，是上海华丰钢铁厂已经退休的老工人。「你又要写大字报，又要贴大字报，太辛苦了，我帮你贴吧。」老人的话说得很诚恳实在。张到高家也去过，那是在上海南部一个离人民广场不远的贫民区。那裡没有完善的下水道和供水系统，也没有像样的行人道路。他家是自己搭建的又小又简陋的平房，门前是骯脏的泥地，泥地上有几块捡来的破损的水泥板，以便下雨天时踩脚。家裡没有自来水，用水要上五十米外的给水站去挑。高有儿子和老婆，一切都普普通通，让张放下警愓的心。
高每天跟著张，做一切他可以做的事。他识字很少，却拿著笔和本子，张说的重要话，他都要求张记下来，由他保存。他说张先樑是时代的伟人，以后这些写下的话就是歷史文物。张看著老人满是縐纹的苍老的脸，也就依了他。有一次，张和一个朋友想找一个秘密谈话的地方，高得知后再三恳求张到他家去谈话，张和他的朋友感念高的诚意去了。高让老婆儿子都出门，準备了茶不算，还特地买了高价的蛋糕招待。平时高从家裡到广场来回都是步行，几分钱的车费都舍不得化，而一只蛋糕是一元多。这一切令张先樑十分感动，他满怀信心地想，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有人民的支持。
第四章第五节 第330~331页:
看守所内的审讯日日夜夜进行著，看守所外幸存的异议人士也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警方对不同的人巧妙地使用不同的办法。
五月中旬的一天，张先樑下班回家，走进自己家的那幢楼，发现自己忘了带房门鈅匙。他四处张望，正在想怎麼办，突然看见楼上有陌生人。他转身想退出来，后路已经有人挡住了。陌生人把他带到二楼的晒台上，那裡站著一个五十多岁，矮个，头发有点秃的男人，自称是公安局徐匯分局政保科科长。
那人很客气地对他说：「没有什麼大事，我们来只是想了解你对最近市委文件的看法。如果你没有其他事的话，我们到你家去谈谈。」张不敢不同意。一会儿，警察从张太太处拿了鈅匙，打开了房门。警察检查了张的文件和书籍，但不是那种翻箱倒柜的粗暴的搜查。
接著，他们把他带到徐匯分局的图书馆。在那裡科长告诉张，他叫赵志龙。「我们在这裡谈谈，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不是审问，也不是传讯，只是随便聊聊天。」原来张先樑担心他会被逮捕，因为张曾经於二月份传了一张不署名的条子给乔忠令，告诉乔警方正在準备镇压，如果乔保存那纸条，根据笔跡可以查到张。现在，张听赵科长这麼说，有点放心，看来不像是那纸条引起的。
赵志龙十分精干，是上海出名的警探。赵对张的情况瞭若指掌，从崇明到建筑队，几乎张先樑的每一件事他都很清楚，说著说著他就把张的几首讽刺诗和大字报背诵出来。张暗暗吃惊，没想到遇到这麼厉害的对手。
晚上，图书馆裡没有睡觉的地方，也没有被子。好在五月的晚上已不是很冷，张惦念著家裡的老婆、孩子，在椅子上躺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赵志龙告诫张今后不要再去广场，然后让张回家。张走出公安局大门的时候，遇见以前农场裡的一个同事，那人前几年上调做交通警。两人站在街上聊了一会，旧同事说：「上海市局的一大帮人这两天都来分局，说是一个大案，原来是你呀。」张还听说，上海当局有一个关於张先樑的批示，那个批示认为张是可以教育的青年，因为他以前的讽刺诗中有提醒民眾不能胡来的意思。
张先樑回到家裡，有上海造船厂工人周建和已经等在他的家裡。周是张在广场认识的朋友，俩人年龄相仿，脾气也合得拢，好像亲兄弟一样。
周来张家是为了告诉一件事。周母和里弄治保主任关係很好，治保主任问周母，「你儿子在干什麼事呀？」「他每天上班下班，能干什麼？」周母随口回答。治保主任说，「我也不知道为什麼，公安局来人了，要我监视你儿子的一举一动，我说人家儿子很老实的。那人说他们不会随便冤枉你儿子，他们有你儿子的录音？你叫你儿子当心点。」
张先樑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俩人议来议去，发现最值得怀疑的是那个高玉龙。后来得知，高玉龙曾经猥褻邻居家的幼女，高又要面子又怕被判刑，就此做了警方线人。
[1] 九十年代初，寥有全成为上海局级干部和中共十五大代表，是人民广场异议运动参与者中在中共官场地位最高的，九五年因病逝世。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