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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上海精神病院里的异议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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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六节
四月二日，广砖孤身一人，带着手风琴和照相机，去了北京。这是他第二次去北京，七七年一月他为了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去过一次。火车票很难买，到北京的车票要单位介绍信，广砖没有。结果龚星南帮忙买到北京附近廊坊的票，广砖到了廊坊再转汽车去北京。
广砖原计划是和乔忠令丶沈海澟三人一起去，但他们不肯。乔忠令劝广砖说，「你还是在上海搞搞吧。」广砖反唇相讥，「你们能搞出点什麽呢？」
广砖觉得上海异议运动逐渐走上了歪路，尤其对三月十七日淮海路事件大为不满，所以想去北京看看，开开眼界取取经。
临走前，广砖丶乔忠令和沈海澟一起走在淮海路上。走近王名画搞的大字报专栏时，广砖独自哼起了哀乐，那悲伤的音调表明他已预感到这个运动正走向死亡。沈海澟感慨地说，「你们两个人，一个这麽乐观，一个这麽悲观，加起来除以二就好了。」
广砖可能是个悲观主义者，也可能他只是比别人更冷静而已。他曾经在广场上贴过一张大字报，对中国政治前途作出大胆的预言。他写道，几年之後，胡耀邦下台，迫使胡下台的人是邓小平丶陈云和彭真。在这张大字报中广砖把胡耀邦比作陶铸，陶是文革时期的中共领导人，为毛泽东利用後被打下去的。结尾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的哭诉：爸爸呀，为什麽你平反了别人的冤案，却逃不过自己的冤案？
广砖不看好这场异议运动，虽然他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不看好邓小平丶胡耀邦鼓吹的改革，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当时的改革寄於极大的期望。
走的那天，广砖先去人民广场转了转。抬头望去，新贴出来的大幅标语在初春的和风中很是醒目──「悼念三十年来被迫害被侮辱的中国人民」。他那时突然就有了一种奇怪的预感，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一百多年来，凡是和中国政治有关的人，有哪一个是有好下场的？没有，一个也没有。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能比前人更幸运吗？中国人呀中国人！
广砖住在北京郊区门头沟一个朋友家里。每天早上，他坐车去「西单墙」贴大字报和政治漫画。「西单墙」的大字报和看的人都不多，有一些大字报是上访者告状的状子，整体来说比他原来想像的差多了。几天前魏京生被抓，大家都在观望。广砖原来希望会见北京的异议人士，因此他在「西单墙」前蹓躂了几天，结果却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人。
警察却找到了合适的人，跟踪广砖到了门头沟。一个自称是公安部的人气势汹汹，好像一口要把广砖吃掉。「你是哪来的？为什麽来北京搞事？」广砖理直气壮地说：「你不要这麽凶，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的时候，你有没有这麽凶？谁砸烂公检法？不是我，是江青丶「四人帮」。我们主张要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否定江青和「四人帮」，有什麽不对呢？」那人听这麽说，口气立刻就软下来了。
在天安门广场，广砖遇见一个会说中文的美国旅客，俩人谈话後一起拍了照。美国人一走，广砖就被一个便衣警察拉住了。「来北京干吗？」「旅游。」「北京是华主席的地方，你来干吗？」广砖听他不说人话，扭头就走。
四月十九日广砖回到上海，先到龚星南家送还为去北京借的大衣，然後再到沈海龄家。沈母没有说几句话就哭了。听说他们都被抓走了，广砖感到自己好像是旷野中迷路的孩子，孤独而又凄凉。
广砖依然回到生产组踏黄鱼车。送货的三家厂中，有一家是在江阴路上的第九羊毛衫厂，离人民广场很近，步行仅几分钟。广砖和那个厂的工人们关系很好，以往广砖的大字报就在那厂的团支部办公室写。
有一天，有一个瘦小，下巴尖尖，眼睛却显得很机灵的人主动和广砖打招呼，那人叫王勇刚，是新「顶替」进来的工人。王说：「你是广场上的名人，我们朋友们都很敬仰你，能否和你见见面。」
「你的朋友是谁？」
「是傅申奇，《民主之声》就是他办的。」
广砖想起来了，他曾经在广场上听说过这样一本杂志。於是他同意一起去见傅申奇。
这是南市区福佑路上一幢很破旧的楼房。俩人一步一步摸上很窄很陡的楼梯，黑暗中广砖担心自己随时会撞破头，最後终算到了。王勇刚敲了傅家的门，没人在家。广砖很失望，王却像变戯法似的从暗处拿出一把钥匙，自己打开门。进门後王给广砖让座泡茶，显得很殷勤，不停地说话，王解释说，傅把家的钥匙放在一个角落，只有他最要好的朋友才知道。等了一会，还不见主人回家，王又打开櫉门，拿出两个粽子，一人一个剥了吃。
广砖对王勇刚的一举一动都感到吃惊，以前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别人家里这麽随便。同时，他也对傅申奇有了好印象。傅对朋友这麽相信，允许朋友自由进入家里，他一定是个豪爽的人，广砖这样想。
自从广砖从北京回来，当局对他不是一般的关心。几乎所有的人见到广砖时都露出了笑容。人们同情地说，「他是老三届，现在还在踏黄鱼车是要有想法的，所以他要去人民广场。」生产组领导，还有广砖父亲工作的港务局，甚至街道干部都纷纷出动，轮流劝说他「顶替」到港务局。他起先还不肯，因为这个生产组已经升格为街道厂，并将考虑买一辆小型自动车，他不走的话，就当汽车驾驶员了。这是广砖盼望很久的事。
街道厂通知广砖，让他待在家里，不要上班，想明白了再说。这样他在家待了一个月，在这期间，他的档案被转到了港务局。生产组领导就说，档案都转走了，你不是我们的人了。广砖再也没办法，拗不过大家的面子，七月，他终於去了港务局报到。
港务局的领导和同事都对广砖很客气。工会主席丶团总书记和广砖一见如故，他们热心地为他介绍女朋友。一个原因是大家看在他父亲的面上。他的父亲是港驳公司的创建人之一，又是总工程师，受人尊敬。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市革会有指示：要安抚广砖，使他不再去人民广场。
广砖当上了他喜欢的电工。他专心学习，努力工作，在後来的局级技术考试中，公司六个电工只有广砖一个人考出升级。同事们说，将门出虎子，他父亲这麽能干，儿子当然有出息。广砖听了大家的议论，也十分得意。
但是广砖又听到了另一种议论，说广砖受招安了，被政府收买了，成了第二个滕沪生。广砖思想斗争了好几天，他想起了广砖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容。「越来越多的广场上的朋友进了监狱，我却自得其乐，过太平日子，问心有愧。」「异议运动有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为什麽不可以搞？」最後他决心重新出马，一个人扶起广场异议运动残破的旗帜。
上海的七月已经进入夏天。广场沿街的梧桐如盖，遮住了整条大街，蝉鸣声声。自从五月十八日市政府下令整修和封闭人民广场，异议运动失去了舞台，不复存在。
一天早上，广砖又出现在已被竹篱笆团团围住的广场周围。西藏路上人民广场和邻近的人民公园中间有一堵不大的墙，墙的旁边是背靠人民公园的一长溜科学画廊。那天是广砖厂休日，他在这堵墙上又一次贴出大字报。
大字报的大意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只有社会主义救中国」这句话是真理，那麽当我们看到这个主义不能救中国时，我们就有权利说，毛泽东不在搞社会主义，毛泽东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能救中国的才是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的就是封建主义。」
不知什麽时候，广砖背後转出一个退休工人模样的老头，老头说因为公安局发布了「三．六通告」，这里不准贴大字报。广砖很生气，反问老头：「为什麽这里不能贴？你告诉我什麽地方可以贴，你指向东我就贴到东，你指向西我就贴到西。言论自由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它。」
老头说不出道理，但也很固执。这是他的责职，管理这里的秩序，包括不让人贴大字报。这种工作在上海通常都由退休工人来干，街道每天给差不多一包香烟的津贴。老头打了电话，来了一辆警车。
在公安局黄浦分局，警察安排广砖在一个房间里面看电视。广砖找他们辩论，他们也不接口，只是客客气气地说，「我们已经和你单位联系过了，你单位会对你做工作。你先在这里安静安静」。到了晚上，他们让广砖自己回家，笑着说「我们不要再见」。
广砖还不甘心。八月的一天，他又在吴淞路人民广场出口处，召集一些人举行演讲会。演讲的主题是为刘少奇平反。广砖说：「刘丶邓在文革中是绑在一起的，现在邓小平出来了，如邓小平有政治道德，不应忘记刘少奇，应为刘少奇彻底平反。」
那天广砖带着手风琴，演奏的歌曲是「送我一支玫瑰花」。这首歌文革前曾经在上海乐团演奏过，当时的指挥是陆洪恩。陆是文革期间第一个被张春桥枪毙的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广砖特意演奏这首歌就是为了悼念陆。围观的有上百人，底下群众纷纷交头接耳，「人民广场那批人是否又回来了？」。
九个月之後，即八零年五月，刘少奇追悼大会召开，邓小平致悼词。广砖的心愿总算实现了。
广砖主动和《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联系，有时和群访组的接待人员谈谈对时局的看法。广砖的目的是扩大影响，改善当局对异议运动的看法。这两份报刊共同编辑一份内部刊物《内参》，专门给市委和中央领导看。《解放日报》群访组的负责人是从崇明农场上调的年轻人程祖贤，对广砖很和善也很耐心。《解放日报》的领导是市委宣传部长陈沂，程也经常向陈沂汇报和请示工作。
有一次，程说：「你的想法是不错的。现在广东的开放比上海快，你有什麽想法，可以写成文艺作品，向那里投稿，可能他们能用。」程还告诉广砖，陈沂和夏征农都去过人民广场，市委领导对那里的情况是了解的。程表示会把广砖的意见和想法往上传，甚至写进《内参》。
但也有人不理解广砖的行为。有一次，广砖和《文汇报》的一个短头发女接待员谈话，谈到一半，她转身去倒水喝，广砖听见她嘴里自言自语：「神经病。」
七九年十月一日，因为国庆节的关系，人民广场整修後重新开放。
十月十日，广砖在人民广场又一次演讲，题目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评说双十节的历史意义〉。广砖事先把演讲稿件寄给《解放日报》，当局和公安局也就知道了这事。
这个话题，广砖半年前就在人民广场贴过大字报。当时的反应很轰动，大字报保留了一个星期，没有被撕掉，警方也派人来抄。广砖怎麽会想到评议台湾的事务？原来广砖曾经听说，对越战争爆发时台湾方面支持大陆的行动，又听说以前中丶越两国军舰曾在南海冲突，台湾方面允许大陆海军通过台湾海峡，并不阻拦，所以广砖有了种种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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