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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鹏：我们反对的是俄罗斯式的私有化(独家)
朱恒鹏：我们反对的是俄罗斯式的私有化(独家)
BUSINESS.SOHU.COM 2004年8月31日10:24 [ 朱恒鹏 ] 来源：[ 搜狐财经 ]
最近，郎咸平公开批评海尔、格林柯尔等上市公司一事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郎先生批评国内经济学家集体不回应，把自己描述成了孤军奋战的英雄。笔者旁观这个事件，倒觉得郎先生很像唐吉珂德，不是说郎先生像唐吉珂德一样不自量力，而是说郎先生像唐吉珂德一样不了解现实。尽管郎先生在公司财务领域算得上国际一流水准的专家，但郎先生对内地国有企业问题恐怕还是
比较陌生。
看了郎先生的相关言论，笔者觉得有些话不得不说。
郎先生说国家持股的现象就算在欧洲也是非常普遍，国家持股就是股东的一部分，没有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国企老总的身份就是保姆，是职业经理人。国内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所有者缺位，没有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而是作为国企老总的职业经理人道德操守存在问题。这番言论表现出郎先生不了解国有经济体制。借用郎先生国企老总是保姆这个比喻，他的观点可以表述为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没有主人，而是保姆的道德操守太差。问题是，如果有主人，而且主人的积极性和行为能力没有问题，保姆的道德操守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吗？三五个保姆盗窃主人财物是保姆的道德问题，但是如果大面积的发生这种事情，而主人又无动于衷或者无可奈何，我们是否应该问一问是不是主人存在问题？张春霖说过：如果出现内部人（管理层）控制，一定是因为所有者存在着行为障碍。只有当所有者没有积极性或者没有能力监督管理层时，才可能有管理层控制问题。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现实。换成那个比喻，那就是说如果保姆当家做主了，想吃就吃、想拿就拿，那肯定是主人存在行为障碍，要么是主人没有积极性管保姆，要么是主人没有权力管保姆，可能更为严重的是这家就没有主人。宪法明确规定国有资产属全民所有。
不过全民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产权是模糊的，已是国内共识。1992年中央已经确立国企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产权明晰，如果不模糊，何必要明晰？本来这已是不必再罗嗦的事了，可是郎先生以他的学术功底和一副为民直言的姿态把好多人的思想又给搅迷糊了，所以这里我们不得不罗嗦几句以做澄清。据财政部说国有资产有12万亿元。按13亿人算，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约拥有9000元国有资产，可这是真的吗？我要买房子了，缺钱用，我想把这9000元资产变现。为了尽快变现，我决定打折出售，可是问遍了我所有朋友，6000元没人要，3000元没人要，1000元没人要，我一气之下决定白送他们，结果还是没人要。于是我就问自己，一文不值的资产所有权算是一种权利吗？房子还得买，我决定把手持的海尔股票卖了，结果真买了9000元钱。同样是9000元的资产，价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好了，不再废话，只要心智正常，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那个所有权是虚的，如果我们不能说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话，我们也应该承认国有资产所有者虚置，只是我看不出来这两个词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郎先生说国有企业不存在所有者缺位时，不知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当然，郎先生说了国家是国有资产的股东。可国家是一个比全民还虚的东西。在这一点上，郎先生还是采用国内的正式表述为好：对于国有资产，是由各级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职能的。
真正的所有者是国家，实际行使所有者职能的是政府，但政府不是所有者，它是代理人。套用郎先生的比喻，政府是管家。政府是由政府官员构成的，所以更准确地讲，实际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是政府官员。在中国，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很大程度是一个群体。郎先生应该了解这一点。只要组织上同意、张瑞敏可以当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倪润峰以前不但是长虹老总还曾经是中央候补委员，当年储时健即是玉溪卷烟厂老总还任玉溪烟草专卖局局长。当郎先生断言张瑞敏是国家干部时，是否想过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是两个差异很大的职业？可在我们的干部任命体制中体现不出这种差异，今天让你在政府你就是政府官员，明天让你到国企你就是国企领导。反正都是国家干部。如果说国企老总的道德操守的确是个问题，这种国企领导选任体制是造成该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没有一个竞争性的经理人市场，我们如何甄别和筛选国企管理人员的职业操守？可是如果国企老总真由这样一个市场来选拔，中国的体制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引进国外优秀管理人才的说法已经喊了多年了，可郎先生听说过哪个国企老总是外籍人士？没听说外资企业有什么说法，可它们倒是不声不吭地选拔了好多中国人进入管理层，其中不少还是老总。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保证这些人的道德操守的。家庭主妇都知道，如果保姆由一家垄断机构独家选派，主人没有选择权，那这个保姆的能力和操守就只有天保佑了。当郎先生说国有企业没有所有者缺位问题，国企问题出在国企老总的道德操守上时，是否想到过国企老总和代行所有者职能的政府官员其实是一个群体呢？当郎先生质疑国企老总的道德操守时，是否也应该同时质疑一下代行所有者职能的政府官员的道德操守？郎先生应该知道，不管海尔、格林柯尔、TCL等上市公司让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实现这一动机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和配合，否则，就是做成了政府也可以推倒不认帐。华晨一案余音未绝，郎先生也曾是剧中人之一，怎么忽然有点失忆了？
郎先生是公司治理方面的权威，应该知道公司治理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是管理层的选拔问题和激励约束问题。何为选拔问题，就是要选择一些具有很好的经营管理才能并且品性无亏的人来担任企业老总。何为激励约束问题，就是通过公司制度包括薪酬制度的设计实施来保证管理层不要侵吞股东财产，并且还尽可能为股东多创造财富。换成那个比喻，选拔问题就是找到一个会做家务并且品行还可以的保姆，激励约束问题就是通过家务的分派、事后的检查和工资的高低来使保姆不盗窃主人家财物并且好好做家务。当然，更不能把主人的小孩给拐走卖掉。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找保姆的家庭对此深有体会，也曾听说在这个问题上出事的（美国不也有安然丑闻吗），但是这不是普遍现象。
国企老总是由政府官员任命并监督的。面对国企管理层侵吞转移国有资产问题，郎先生仅仅质疑国企老总的道德操守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是不是应该问一问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什么问题？国有企业管理层的选拔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存在什么问题？一旦问出这样的问题，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问题自然就出来了。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什么问题？它的问题是承担选拔和监督约束职能的人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尽管他拥有国企的最终控制权却没有收益权。效率最大化要求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安排应该匹配，这是企业理论的定论。说白了，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负责任免监督国企管理层的政府官员即不能享有他们的决策带来的收益也不用为他们的决策造成的恶果承担责任（只要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行使这一职能时存在经济问题）。特别是在我们的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还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的条件下情况更是如此。国企的老总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不能享有良好经营带来的收益，也不需要为他们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一句话，没有收益权的控制权是廉价的控制权，不承担风险的控制权是不负责任的控制权。
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国有企业到底应该如何改革？从80年代国内经济学界就开始探讨这些问题。 90年代逐步达成共识：国企改革目标之一就是产权明晰，是民营化。郎先生如果真的关心国企改革，真的希望为广大民众的利益鼓与呼，希望郎先生首先看一看国内的经济学家怎么分析这个问题的。批评国内经济学家首先需要知道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说浩如烟海未必过分。我个人认为比较省事的办法是把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研究》上有关国企问题的文章梳理一遍，国内经济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心路历程大致就摸清楚了。其次需要了解国内经济学家所处的形势，对于国企改革的目标，尽管国内经济学界达成了高度共识，但是让这种共识成为社会共识并不容易。不是经济学界对自己的主张缺乏自信，而是缺乏沟通的渠道。郎先生批评国内经济学界集体失语，做人有点不够厚道。张维迎说过，我们不能说皇帝没穿衣服，我们最多只能说皇帝的衣服太透明了。其实，张维迎已经有点高估国内经济学界的信息传递能力了。大多数经济学家连衣服太透明了这样的话也难说出口，他们最多只能说皇帝穿的衣服太薄了，这是皇帝经常感冒的根本原因。以郎先生的超脱地位，在质疑过国企老总的道德操守后，我希望郎先生能够进一步再提出一些更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同样作为海外的华人经济学者，像张五常、杨小凯、钱颖一等人那样为大陆的经济改革多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像郎先生以前批评香港金融市场那样对大陆的证券市场完善多提一些建设性意见，也就无愧于大家给你的“郎监管”的称号了。
郎先生咸平通过数据研究发现，在香港上市的大陆国有企业跟香港本地的家族企业相比，经营绩效并不差。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国有企业并不比民营企业差。看到郎先生郑重其事地对媒体发布他的这一发现，我唯一的感觉是啼笑皆非。我把郎先生的发现翻译一下吧，郎先生说通过对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远洋等直属中央的国有垄断公司的财务报告的研究发现，这些企业的效益不比香港的家族企业差。这一研究成果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恐怕也会感到哭笑不得。中国人谁不知道这几十家国有垄断公司效益好。实际上，整个国有经济净利润的65％是它们创造的，这还是国有企业债转股以后的数字，债转股前这一比例更高。可这能代表国有经济的整体效益吗？能据此说，国有企业效率不比民营企业差？连我们小区卖豆腐的老头都知道其中的奥妙所在。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我们小区数千户居民就他一个卖豆腐的他就发大财了，我说那我们就倒大霉了。
我仔细阅读了郎先生关于海尔、格林柯尔、TCL的那几篇分析报告。我的看法是，关于海尔的那篇分析最到位，另外几篇问题多多。
郎先生的工作其实事倍功半。根本不用那么复杂的分析，对于海尔一系列资本运作的终极目标国内经济学界早已心知肚明。从80年代末期四通尝试明晰产权未果，一直到90年代末期四通仍在不屈不挠的争取实现产权明晰，实现创业者、管理层控股，对这一过程国内经济学界一致高度关注，更有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参与其中。其实，海尔今天的曲线MBO并没有多少新意，和四通1999年的改制方案如出一辙。后来联想改制初步成功，然后是TCL的MBO终成正果，国内经济学界一直高度关注，我相信经济学界乐见其成。这些企业都是一个或数个优秀的企业家一手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希望他们的产权改制成功，希望他们的改革能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民营化的成功之路。希望柳传志、李东生、张瑞敏们的善始善终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树立一个又一个的榜样，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才俊学习他们，立志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企业家，把中国的蛋糕做大。我们见过了太多的青年才俊流向美国，见过了太多的青年才俊挤进政府。愿意成为做大蛋糕的企业家的青年才俊太少了。这不是他们的道德操守有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激励机制有问题，是我们的产权制度有问题。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已经说了两千年了，我们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我们的体制不鼓励大家去成为做蛋糕的人，而是鼓励大家去做分蛋糕的人。我们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分蛋糕的人太多，做蛋糕的人太少。储时健的折戟沉沙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打击太大了，我们已经经不起太多的这种打击了。它打击的是我们的未来，再倒下几个储时健，我们未来的青年才俊们又会流向美国或者挤进那早已拥挤不堪的政府。建立一个产权明晰的社会，改变现有的激励机制，做蛋糕的人多了，中国就发展起来了。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个社会的激励机制正在向这种方向发展。但让人不能放心的是这一制度创新过程走得踉踉跄跄、进三步退两步，还远没有走向良性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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