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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达杜智富先生
敬达杜智富先生
谢选骏 2006-12-28 07:15 [Click:65]
杜智富先生对有关议题的关切，说明他和贝苏尼先生一样，具有当今士林罕见的慧眼，能够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以下的回答，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引子，以便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殖民、世界大战，成为科技发展的杠杆；十字军、地理大发现、殖民帝国，是全球化的必要步骤。贸易刺激了经济、科学和人文学术的发展，最终导致多元文化的发现和欧洲中心思想的瓦解。现代国际社会，不仅列国并立，而且越分越碎，从十九世纪末二十多个主权国家变成了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两百多个主权国家。
而中国文明是内陆文明，且两千年来已归于一统。中国与欧洲的这种背反倾向使得“中国现代化事业”（其实是“中国的欧化事业”）举步维艰，但在绝境的尽头，却无意之间为即将成形的全球文明，暗示了某种互补的可能：
1、中国需要“恢复”东周春秋式的多元文化的存在。中国现代化说容易很容易，说难就比登天还难，那就是变“天下”为“国家”，使静态的化石文明重新起搏生命的血色；惟有动态能救中国……所以中国近代迄今为止的所有进步都是动乱所赐福，以后也将难免如此。
2、培育并创造面向国际竞争的文明眼界，而非模仿或照搬秦以后远交近攻（窝里斗）的鼠目寸光。两千年长城时代天下文明的定式，使人误以为窝里斗是中国民族的基本传统，甚至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金观涛等人据此谬称中国“封建社会”为“超稳定结构”。其实不然。常识告诉我们：
A、金观涛等人所说的“封建社会”其实是食人牙慧，跟着马列主义的教科书起舞，跟着“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起舞，关于这一点，笔者在1972年撰写的《古代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质疑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一文中已经有所阐述。金观涛等人所说的“封建社会”，恰恰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后封建社会”，是帝国时代，是大一统的长城时代，这一时代的精神长城精神，一直绵延到《义勇军进行曲》。（附带说一句，为什么《河殇》遭到如此强烈的忌恨或赞赏？原因之一就是《河殇》秉承《神话与民族精神》［1986年山东文艺出版社，谢选骏著］，批判“长城精神”，暗示《义勇军进行曲》用“血肉长城”抵抗侵略是落后愚昧的行为，与义和团行为如出一辙。这是迄今为止的《河殇》研究者们尚未注意的，或故意忽略的。）
B、“超稳定”的外表其实是所有陷入停滞状态的晚期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如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拜占庭、亚洲的印度，莫不如此；更是所有“停止发展的原始文明”如澳洲土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超稳定”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停滞不前的化石状态。变革的因素不需要反对中国文明，只需要反对那些迫使中国进入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力量。
3、印度晚期帝国时代的外国统治传统（从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就很像中国一千八百年以来长期接受外来统治的历史；而十六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文明也具有相当平行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研究能够破除“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伪证（这个伪证就是金观涛等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例如，对比中国的秦、汉与罗马的共和国、帝国，对比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对比唐宋与拜占庭，对比元明清与奥斯曼帝国，就可以破除“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魔咒，彻底消除中国文明的原罪论。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仅仅具有余英时院士对于中国文明的深入了解和良好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对欧洲和其他各个文明的深入了解和对比研究。唯有正确把握“帝国文化”和“帝国制度”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中国才能走出东亚，世界才能走向中国；动态的国家主义是中国富强的指望，正如静态的全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道路。天下精神不利中国进入列国竞争的现代生活，但却是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未来方案。
二、
对文明特性即文明之“德”的分析表明，世上没有永恒不败的“德”，惟有因地制宜而非刻舟求剑的同化力量，可以超越静态的、善恶判断的“框架”，推动文明继续演化。具有同化力量的“德”，也就是欧洲人所说的“Charisma”，他突破了规范化的道德，文明再度因他充满了生命的血色，黄金时代才会来到。
综合上述不难发现，事实上在中国文明的内部早就潜伏了全球化的倾向。先秦时代的各国君主的互相联姻不必说了，那相当于欧洲各国君主的互相联姻；到了秦汉世界帝国成立以后，最为强盛的汉朝和唐朝都有和亲之举。例如汉初人娄敬建议和亲，把刘邦的女儿嫁给匈奴的单于，他认为匈奴的冒顿单于有弑父记录，野蛮残暴，但仍然可以用公主和嫁妆使他驯服。如果将来公主生的儿子能继任单于，就更加不会和中国作对。可以出卖一切的刘邦闻言大喜，找到一条不战而胜的妙计，立刻下令自己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改嫁（无异再经过一次买卖婚姻），经过刘邦的妻子吕雉哭闹阻挠，才另选一位刘家女儿封为公主，远送到匈奴汗国。和亲政策自此成为中国联络周边半开化强权的统战工具。除了公元十世纪和十四世纪宋、明两个极受外族军事压力的王朝，由于民族对抗的局势过于严峻，反而拒不采取这一文化战的战略。
和亲现象不能被解释为卑躬屈膝和投降主义，因为它在西汉初年为汉朝廷争取了五十年的和平喘息，从而为最终击败匈奴，准备了条件。一般来说，奉行和亲政策的时代，反而是中原帝国的强盛时代，而非积弱不振的时代。大概国势微弱之下送女出关，无异于驱羊入虎口，因此作为政策不被采纳。由此可见，和亲作为“天下一家”的步骤，仅仅是全球政府的议事日程，而非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域国家可以奉行。唯有在彼此一体的观念下，和亲比种族隔离和种族疏离，是更为积极的战略进攻的部署。
“文化”一旦成为静态，便进入它自身的“化石时代”（这被历史学的外行诡称为“超稳定结构”，并被列为中国文明的原罪）。化石再是“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终将被时间分解，只剩下模糊不清的回忆……
文明教化学是对生命冲动的规范甚至固化，正如道德是对艺术的压抑及同化，其坏的极致就是造成化石文明（而不是类似原罪的“超稳定结构”），其好的极致就是绵延了文明状态，度过严冬，等待新春到来。从“文明教化学”的角度看中国文学的特殊发展，可以发现艺术的教化作用根深蒂固。一方面，文明教化抑制了文学的发展（导致僵化），另方面也普及了文学的影响（通过变文和演义等等）。
中国文学是现世主义的“史官文化”的产儿，缺乏神秘性，但它却格外凸现了社会生活和反社会的创造性文化之间互相消长的关系，可以发见，在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仰之下形成的文明教化，对稳定社会、保存文明，具有决定性的功能，它的催眠力量用固化的方式，可以减缓腐败现象蔓延。从创造性的个人与普遍信仰之间的关系看，前者显然对后者构成冲击，后者对前者构成压制。王国维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人间词话》）春秋战国时代，创造性的天才迭出（诸子）、文化鼎盛（百家），而普遍信仰（原始天命观）崩溃、文明教化（西周官学）涂炭。秦两汉杀尽天才（不仅焚书坑儒）而教化隆盛（独尊韩非或独尊儒术），岂偶然哉。元明清亦然，普遍信仰（喇嘛教、宋明理学）确立、文明教化（不仅裹小脚、留辫子）压倒一切。这些长城时代的化石遗迹，甚至绵延到“文革”的陋习里。
三、
当第一轮中国文明即中国本土文明（区别于魏晋以后混合了印度西域佛教文明的“中国传统文明”）趋于解体的时代，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曾经分析文明形态、政治形势的阶段性特征如下：
1、“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竟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胸）詈腹诅，幸我之不成，而以奋其前志，讵肯用此为终死之分耶？”（东汉仲长统[179─220年]《昌言•理乱篇》，见《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这时，是真假天子玄黄之战的时代。
2、“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同上）这是真天子践行天命或伪天子沐猴而冠的时代。
3、“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宜淫，上下同恶，目极角抵之艰，耳穷郑术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奔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悦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又政之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贤愚之分，以开盛衰之数也，日不如古，弥以远甚，岂不然邪？”（同上）这是内部底层革命与外部蛮族入侵的时代，前者的现代译名是“无产阶级专政”，后者的现代译名是“第三世界移民”──包括中国偷渡者对欧洲及其前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的渗透和占据。
所谓“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与欧洲人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义颇近似，都说明力量的移易是形势运动的结果，非干人心，无谓教化。而“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 ;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子庙门之中，牺牲群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檀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从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同上）──则是对全球政府施政原则的正面期待和反面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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