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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谢 岳
在西方政治学的经典文献中，社会精英（中产阶级）是民主运动不可替代的进步力量，西欧以及北美的发展史似乎能够验证这一点。但是，当我们以此来反省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反传统的历史逻辑，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经济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却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因素。一方面，在地方政治发展中，地方精英阻碍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发挥国家在地方的政治代理人的作用，由于社会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的结构和利益的重叠，他们的聚合既阻隔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抑制了民间力量的生长，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治秩序的不断恶化与精英发展的反向逻辑不无关系。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社会精英的反民主倾向，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面临的大问题。
一、社会抗争：经济发展抑或政治发展的外在性结果
社会抗争一般指社会抵抗国家的集体行动，也可以称作集体维权行动，行动指向是国家。中国学术界对于像社会抗争这样的社会发展外在性（externality）现象通常作一种简单化的说明，认为这种外在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存在社会分配不公，如果社会分配极端的不公等，其结果是必然导致社会冲突。在这种观点看来，市场似乎是外在性的终极原因，言外之意就是，只要解决了市场问题，外在性问题也就不复存在。实际上，从政治学的角度观之，“市场—社会抗争”的逻辑推论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表达，它只阐述了一个一般事实，而没有解释这个事实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这一描述既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计划经济也会导致社会抗争。市场引发社会抗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对社会抗争作如此简单化的理解，可能会误导人类解决社会抗争的努力。当市场发展以威权模式为取向时，“外在性”不单单是市场本身所造成的结果，政治的力量更有可能是导致社会抗争这种激烈的“外在性”的主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所言，“政府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亨廷顿，1976年）。
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事实表明，社会抗争呈明显增长的趋势。崔大伟（David Zweig）在对《民主与法制》进行了个案研究时发现，从1988年至1997年，《民主与法制》共报道了30起冲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1993年至1997年共计26起，1991年2起，1990年和1989年各1起。作者还同时对这30起事件进行归类，认为有5种原因导致了乡村社会抗争事件的发生：土地征用、乱收费、行政或经济问题、干部滥用权力和对干部或政策的错误攻击（David Zweig，2000年）。在崔大伟所作的归类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公共权力行使不当而引发的社会抗争事件占了绝对多数，因此，可以讲，政治因素可能是引发（至少是乡村）社会抗争的根本原因。所以，与其用经济外在性（不妨称作“市场中轴”）来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不如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更有说服力。
其实，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各种冲突事件远远超越了市场的范畴。2000年，裴宜理（E.J.Perry）和赛尔登（Mark Selden）共同主编了一册论文集，书名为《中国社会：变化、冲突与抗争》，文集共收录了11篇文章，每篇文章都论及中国社会冲突的某个方面，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冲突、环境保护者的抗议活动、宗教问题等等，主编者避开了中国社会研究的传统路径（即“市场中轴”），放大了观察中国的视野。尽管作者没有作方法论的说明，但是，论文的研究取向足以表明，“政治中轴”也许更加合乎逻辑地说明中国社会变迁乃至抗争的宏大原因。
本文之所以主张以“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起因，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学术经典的理论原则，而是基于以下几个具体原因：
其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模式——国家主义。这种模式被学术界广泛地称作“东亚模式”，核心内容是国家（政府或政党）既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又参与具体的经济事务，既是游戏者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在东亚地区，现代化的腾飞通常通过两种体制支撑：一种是政府体制，另一种是市场体制。在这两种体制中，前者是主导性的，后者从属于前者。前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对后者的支配性地位，这主要取决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引入市场因素，即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框架。中国的发展同样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后发模式”，它一方面希望释放市场和社会的能量，但同时也意识到，政府必须垄断资源以便动员资源，然后才谈得市场的自主发展。在此威权模式下，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影子随处可见。在《政府即厂商》一文中，魏昂德认为，中国政府是经济市场的必要一员，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从事经营，以厂商的角色参加市场活动（Walder，1995年）。因此，社会抗争与其说是市场的外在性结果，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外在性结果。
其二，政治合法性基础——发展主义。1978年之前，革命后政权统治的基础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连续的政治运动将中国带入政治危机之中，1978年可以看作是革命的终结、后革命时代的开始。后革命时代，政治领袖逐渐转变合法性获取的主题，1992之后，“发展是硬道理”轻易地替代了“政治挂帅”的合法性地位，发展主义既是政治统治的价值理性，同时也是政府治理的工具理性。经济发展几乎成为考量政府绩效、有效性的唯一指标。当发展主义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时，国家必然扩张自身干预社会的能力和范围，这样，国家既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但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制造社会抗争的源泉。当国家积极介入社会发展过程时，其附属性结果就是政府和国家力量也随之增长。
其三，市场分权的代价——地方主义。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整体上讲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过程，是围绕着如何在市场条件下将资源分配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其实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一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央必须放权，另一个是在放权之后，中央如何进一步控制地方势力的崛起。1994年，中央推行分税制，在财税方面基本上解决了中央财政的弱小问题，但是，国家能力不仅仅是一个财政能力问题，当我们发现中央财政在逐年增长的同时，地方主义的势力却越来越僭越中央的控制力，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无视中央的规定非法汲取资源。当市场化和分权加强地方机构的自主权时，由改革引发的地方授权必然削弱中央对资源的垄断地位（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1999年）。用Vivienne Shue的话来说，中央“变瘦”，地方“变胖”（Vivienne Shue，1988年）。地方社会抗争的不断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权机构自我膨胀的结果。自我膨胀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主义的地方化，二是地方机构的自利倾向。地方主义以及地方社会抗争的关联性——如果我们从经济的外在性角度可能很难给予解释——显然是一个政治外在性现象。
当我们撇开经济外在性的分析框架时，实际上可以尝试其他的研究路径。精英政治学或许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有效的知识工具之一。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精英的结构性地位对于地方社会的政治发展来说至关重要，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抗争的上升趋势可以从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当中找到答案。
二、精英政治化：精英崛起的模式
笼统地讲，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发展大致以1949年和1978年分为两个断裂带。1949年之前，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 的发展呈现平行增长的趋势，尽管始于晚清的民族-国家建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精英的影响力，但是，总体而言，精英的力量并未受到根本的打击。1949年之后，由于革命将阶级理论注入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精英因此而被涂抹上政治的色彩，其地位和命运也就取决于政治的解释。在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中，后两者首先服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安排，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期，政权基本上完成了对他们的革命；知识精英的命运因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暂时地获得了政治空间，但是，作为旧政权下的知识精英——绅士仍然没有逃避被革命的命运，到1952年，绅士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梅斯纳，1986年）。知识精英的整体衰落在革命与建设的矛盾逻辑下是不可避免的，教育的政治化经常侵犯知识分子的最低限度的学术自由（T.P.伯恩斯坦，1982年），“红”与“专”相比，后者无疑要服从前者的需要。根源于“大跃进”的政治再革命（即“不断革命”）从根本上将社会精英连根拔除，因此，在政治精英看来，革命的反对阶级要么被消灭要么被改造为革命的拥护者。
当代中国精英的崛起在90年代得到了合法的发展空间，精英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陡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解决了精英成长的文化环境，紧接着，1994年市场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它为精英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尽管官方文件和学术话语较少使用“精英”一词，但是，拥有大量经济财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和亚群体的存在，使我们无法否认精英社会到来这个事实。由市场转型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急剧运动，与革命后进行的社会革命一样，其运动的范围是全面的、资源分割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的资源运动方向由社会流向国家，而后者则相反。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在社会结构方面，随着财富的迅速分化、聚集，社会分层现象演变得十分剧烈，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于两极化。因此，社会学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失控，在他们看来，壮大中产阶级的数量、拉平两极结构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我看来，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发展固然重要，但是，社会结构的两极化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社会抗争问题。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失范现象并非完全由于极化结构引起的，而是由于结构中已有的社会角色尤其是精英的角色丧失其社会和政治功能所致，两极化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社会抗争加剧这个结果。
我们不妨以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以收入为基础，同时参照权力、声望因素，以1997年为分析对象将中国的社会阶层分为五个层级。第一个阶层是上等阶层，由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构成，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金字塔型阶层结构的顶端。第二个阶层是中上阶层，主要由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级干部（约30万）、中小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构成；另外，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约2000万）也是这个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2%左右。第三阶层是中等阶层，他们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3000万）、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 在上述分层研究统计中，即使撇开其中的政治精英不论，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绝对量仍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理论上讲，现有精英有能力成为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力量，但是，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由于其独特的成长模式而丧失了西方意义上的角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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