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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见证（《1989后的中国》之三十）
福建省泉州市肖厝区涂岭镇前欧村是个远近闻名的“卖血村”。前欧村党支部书记陈春发介绍，前欧原是个老区贫困村，现有人口2146人，人均耕地0.36亩。如今，除农业外，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国道沿线开了20多家饭馆，村里还开了石子厂14个，全村年人均收入2650元，1996年就进入“小康村”行列，小康户达530户，占全村90.4%。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村会卖血成风，被称为“卖血村”呢？
陈春发说，“卖血村”的形成是从60年代初困难时期开始的。当时，个别农民迫于生计，悄悄跑到惠安医院卖血。于是“血能卖钱”的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人也就跟着去；而且卖血不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无人阻止。因此，这支队伍便悄然壮大起来了。
1998年10月2日，《献血法》实施的第二天，记者张加荣、陈金来来到位于324国道福厦线边的前欧村。55岁的张宗明6岁没了父亲，8岁没了母亲，一条毒蛇使年少的他留下终身残疾，是比他大两三岁的哥哥姐姐将他抚养大。33岁时，他与同是拐脚的陈双珠结合，而生下来的三个孩子中，除12岁的小儿子外，其他两个不是痴就是傻。这对残疾夫妇双双都是卖血者。张宗明说，30多年前卖血得住在医院里等病人需要才能抽血，他的血型不好，有时等了一二十天还不能卖一次，100毫升10元钱的血价。前些年，血站嫌他太老，已不要他的血了。他的妻子、42岁的陈双珠也有十几年的卖血经历。
62岁的陈来春是“卖血村”的历史见证人。自1961年开始卖血，直到1998年9月初，整整37年到底卖了多少血，他自己也记不清。按规定，女50岁以上，男55岁以上血就不要了。为了能卖血，陈来春染头发、换相片、求“血头”，惠安医院嫌他老，他就去厦门，想尽了种种办法。而扣除血库人员抽成、“血头”抽成、车费外，每次卖400毫升的血，实际得款不到200元。陈来春家13口人，有5人在10月1日之前还在卖血。有一次，他三个孙子没钱交学费，老师不让报名领书，等卖血回来补上时，老师又以迟交为由还是不发给新书。陈来春跑到学校，大吵一番：“这是卖血得来的钱呀！”
据“血民”们介绍，到1980年代，卖血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进入1990年代，有人把卖血者组织起来，成批地去卖血。“血头”的出现对卖血队伍的发展壮大起着促进作用。有了“血头”，卖血几乎涉及村里的家家户户。据许多“血民”证实，前欧村的卖血人数已超过600人，其中妇女占多数。血站需要血液时就与“血头”联系，“血头”就挨家挨户通知“血民”，一起包车到血站。
陈春发认为，如果以前卖血是因为贫困的话，这几年就不完全是。有的村民家里经济尚可，甚至人均年收入万元的家庭中也有人卖血，他们中有相当部分是把卖血当成增加收入的一条门路。这是因为村民中已经形成一个观念：几个月抽一次400毫升的血对身体并无多大影响。这样，能增加一点收入何乐不为呢？据记者了解，其实，前欧村“血民”们并没有因卖血而摆脱贫困。“血头”从中抽成，到泉州每个卖血者抽20元左右，到福州抽20-30元不等。而“血民”卖出400毫升血之后实际得款只有200元左右。陈来春当初怎么也没想到，他苦苦卖了37年的血，现在还住在旧房里，而有人做了两三年的“血头”，就盖起了三层洋房，外贴瓷砖地铺彩砖。有人暗中将“血头”称为“吸血鬼”，也有人说“血头”是“救命人”，就在“血民”中看法也各不相同。
1998年10月1日《献血法》实施后，不能卖血了，前欧村的许多村民表示无法理解。卖了37年血的陈来春说：“知道要无偿献血了，以后的生活会更加困难。前不久听说有个单位来村里请人代替献血，200毫升200元，如果有人请，我也想去。”前欧村党支部副书记陈英明给记者算了一笔帐：按600人计算，每人年均卖血5次，每次所得为200元，前欧村农民卖血每年总收入是60万元，相当于好几个工厂的效益，而且不用任何投入。陈英明说，这就意味着，《献血法》出台后，前欧村每年将直接减少60万元的收入。对于今后的打算，不少“血民”显得茫然无措。（取自1998年10月23日南京《扬子晚报》）
但是只要有动力、压力、推力，身上的血就还要作为投资、作为可再生资源，而被“吸血鬼”们加以利用的。血既然能够换来油盐酱醋、换来孩子的学费、换来上缴乡财政的费用（哪怕是乱收费）乃至亲人的医疗费，在没有别的来路的情况下，就还是要卖的！而且是卖得越快、越多、越方便越好。至于符合不符合医疗要求，卖得文明不文明，自是“引臂卖浆者”无法顾及的。于是就有了种种令人目不暇接、让人一呼三叹的故事！
一名叫唐荣智的教授，在三年内义务帮助输血后患丙肝者打了55场官司。在对这55个案例的调查分析中，他提出了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于1998年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因血液检测中心漏检率的存在，给用血者造成人身伤害的，血站或医疗机构应依法给予治疗与补偿。”建议未被采纳。
1999年唐荣智将继续他的计划：在每个省（市、自治区）象征性地打一例因输血感染丙肝的官司，不打第二例。他说：“我的目的是带个好头。”
唐教授给全国人大的建议显然是理由十足的（请参阅1999年2月26日《南方周末》报记者朱强的长篇报道），事实上因输血造成的医疗事故又何止成百上千。那么，为什么全国人大不肯采纳唐教授的建议呢？这大概只有问委员长李鹏先生了。
受篇幅的限制，这里就径直来看传媒最近曝光的个案吧——
自文革后期起，驻马店、周口地区以及相邻的安徽阜阳一带，不少农民卖血谋生。到80年代初期，卖血的农民渐渐增多，尤其是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豫东、豫南血站密布，引得不少农民争相卖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卖血专业户、专业村，并且由一个小的自然村扩大到大的行政村，由一个行政村扩大到一个乡，再由一个乡扩大到相邻的几个县，卖血遂成为当地的一项“产业”。
20世纪80年代，一些制药公司就到河南省偏远贫穷的农村地区收购廉价血浆，用来制药。地方政府鼓励村民卖血，穷苦的村民因每次能得到多至40元的钱而竞相卖血。血贩子图省事重复使用一次性针头，将搜集到的血液混合一起，分离血浆后，再将剩下的红细胞分成份，输回卖血人，以减少他们的失血量。这样，只要一个卖血人体内带有艾滋病毒，就会迅速蔓延开来。村民们对此当然一无所知。按照中国的实际惯例，提供了管理服务的当地卫生系统的官员当然要从中抽利。这才出现了上下利益互动、红红火火的卖血运动，使得该省有些地方的艾滋病毒感染率超过了50%。据报道，河南农村艾滋病蔓延的严重程度最早是在一个叫文娄的村子发现的。该村65%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毒，两年前开始死人，至今已有40多人死于艾滋病。1999年6月1日，文娄村的7名村民带着请愿信上访北京，寻求帮助。这7个人里有两个是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孤儿。一名请愿的中年妇女说，他们这些人都卖过血，都有艾滋病。这名妇女说，他们卖血挣钱，以便交纳地方收费，资助孩子上学。她说，如果他们知道卖血会感染艾滋病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卖血的。当地一位人士说，以上蔡县城为中心，从西边的无量寺、大路李，到县南的芦岗、邵店，延伸至县东南的五龙、杨屯以及汝南的金铺、留盆，这周围十来个乡镇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卖血重灾区，也正是现在的艾滋病高发区。
卖过血的农民说，10年前，上蔡的血就已流向全国各地。东至上海，西到乌鲁木齐，北起黑龙江，南至广州、海南，这些地方没有长途跋涉、向各地流动的上蔡县的献血队，也会有上蔡人的血从上蔡运送到那里。河南的血头将大量的污染血液卖给了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生物制药公司，制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板因子等一系列营养药后，卖向全国。而豫东豫南一带的几十个县市，个个是劳务输出大县，全县总人口动辄超过百万，每个县每年都要有十万、数十万的劳动力流向东西南北全国各地。他们中间有无艾滋病毒携带者，没有人作过统计，据记者项仙君、文建华乔装调查，在广州、揭阳活动着的专门代人结扎牟利的结扎帮与卖血帮中，就有来自河南这一带的游民。此外，人们没有忘记，报上曾有报道，巩义市市委招待所就是招待包括来自京城高官在内的高档淫窟，正是在这个艾滋病高发区内，色情行业屡禁不绝。在上蔡县委、县政府的两个招待所里，每晚都有“三陪女”拨打骚扰电话。
自从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以来，艾滋病已经经历了传入期、扩散期和增长期三个阶段。据1998年的非官方测算，当年中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过60万，其传播持续快速上升，存在着艾滋病大面积流行的危险。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最著名的艾滋病专家曾毅在内的许多专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着这样的警报：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是真实的、是严重的，有可能演变成国难。可是，河南省卫生厅长当时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艾滋病。专家们说：他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艾滋病是有5-10年潜伏期的，到时候大量死人他还能捂得住吗？专家的预言尽管是不幸的，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进入2000年后它开始兑现了。另据有关专家测算，仅河南省目前就有50-7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而因非法采血造成的乙肝、丙肝病人更多。
在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援助防治的诱惑面前，中国政府终于不再公开弹压民间的揭露与慈善之举，而能够公开承认“问题严重”了——2003年底，官方承认：中国的艾滋病人多达100万余人！
谁是真正的血魔
2000年10月17日，记者杨海鹏来到花坪，福台。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西沿，距甘肃省定西县城10公里。定西，被认为是甘肃最大的“血库”。而大碱沟两侧的花坪、福台，又是定西卖血人员最集中的地方。一份长达两年的跟踪调查显示，在这两个小村，至少有240人因为卖血而感染了丙肝病毒，抽样感染率达98.12%。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顽症，100%会演化为慢性肝炎，5至10年后，有30%至40%转化为肝硬化；10年到20年后，5%到7%的人将患上肝癌。在《献血法》开始实施五个月后，农民陈希林每月卖1600毫升血浆。如果将1份血浆折成2份全血，这5个月间，他等于被抽掉了16000毫升的血。而法律允许的一次“全血”采集量不超过400毫升，两次最短间隔“不少于6个月”。在花坪村，陈希林不是死于肝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没人统计过定西地区有多少人因输血感染了丙肝。短短几年间，仅定西县医院医护人员就被血头用金钱“放倒”了三个。定西地区医疗用血，由中心血站统一供应。但时至今日，“血案”如毛，却无一家医院或卫生管理部门公开以单位的名义，质疑中心血站的血源问题。据称，病人在接受输血前，都须与院方签订一份志愿书，承诺：如因输血感染传染病，医院概不负责。定西县医院分管外科的雷继刚院长说，这是万般无奈的举措：医院没有权利对血站认可的合格品进行复测；复测一袋血的成本高过“医生劳务费”10多倍；如将复测成本转嫁到病人身上又是“乱收费”。结果是：“医院只有跳出是非圈，不想承担血站工作失误造成的风险”。被污染的血液的危害肯定已超出了定西地区。在中心血站最鼎盛的1995、1996年，有不少“卖血人”看到中心血站内停着河南、陕西、内蒙、新疆等地的拉血车。一份名为《甘肃省定西地区既往献血人员丙型肝炎流行病学调查》，长达16万言。调查的领衔者是定西医院的雷成多主治医师和上海曙光医院的任进余博士。这份报告1999年底经过了省级鉴定，推荐申报定西地区“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但连论文答辩的机会都没有。在定西地区卫生处，李志林处长对记者说，肯定是雷成多“叫你们来的”，“他的论文没评上奖，不满意”。记者说：你是雷成多论文的评委，而且又是定西地区卫生行政方面的最高领导，有责任核实调查所述的情况，如核实应立即上报。丙肝是乙类传染病，病毒性肝炎。李处长：丙肝是通过血液传染的，不用上报；控制就行了。记者：从任博士他们向你们的报告来看，两年时间了，你们采取了什么控制措施？李处长：我已让下面人跟县里人打过招呼。记者：有没有书面发文？李处长：你们要发文章？等等好吧，等我们控制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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