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问题自然只能靠改革，可事实正如一些学者所断言的那样，中国住房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那么，怎么改呢？一个商品化就济事了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认为，现在应当停止出售公房。顾教授为什么与“商品化”唱反调？他有他的考虑：由于统计指标及管理口径上有意无意的混乱，城镇住房配给的严重不公往往被掩盖。比如测度人均住房面积有三个差距很大的指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居住面积、使用面积。据估计，这三者之比是1.9:1.3:1。而目前房租征收及住房统计往往不合理地依据居住面积，装饰却差别很大。由于人们的房改起点不同、地位条件不同，再加上政策不配套及两种体制矛盾产生的真空，以及人口急剧增加，人们对住房的欲望愈加强烈。更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收入差距的不同，不但会使原有的不公平难以根除，而且还会使住房分配不公进一步拉大。这种不公平表现为：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的较大差距和住房质量的很大差距。这种质量上的差距是指：是否为好地段，是否为楼房，是否有厅，是否有阳台，是否有煤气、暖气，是否有抽水马桶、管道、阳光，是否有装修等等。
   在住房商品化问题上，顾海兵先生持“止售升租”的观点，理由是：不论以标准价、成本价，还是以市场价出售公房均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公正之处，这只要稍加分析，结论就会得出来。中国的住房问题核心是配置不公，但进一步深究则本质是房租太低，因为房租低才使得有房者与无房者的利益差距被拉大。（1998年6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
   某机关几位大学生联合撰文揭露机关（从行文判断似为中央机关）住房方面的十大黑幕：

   其一：资产黑洞 首先，机关房产总量不清，有谁能说清楚各大机关公房的总间数，总面积，又有谁能说清楚国家机关房产的总量呢？我们从自己的经验判断，国家并不确切掌握这些数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部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住房总量上总是瞒产（少报实际房产）和叫苦（希望得到中央的给予）。由于管理混乱造成的房产资源浪费严重，大量的公房住宅年复一年地锁着门无人居住。有些干部早已下海经商或出国外派，但一直占着机关的房子。有的人每次分房总能得到新房，但借故新房环境问题（无购物条件、无上下班车等）不去居住。能大量占房不退的人，大都是在机关里“吃得开”的人物，因此，房产浪费的根子在于行政腐败。
   其二：抢购抢占 国务院新班子组成以后，加快了房改的步伐，并明确宣布1998年7月停止福利分房，实行货币化分配的新的房改方案。然而，此举事实上首先在一些大机关受到抵制和拖延。它们加紧抢购房产，以至于出现几个月来北京房地产市场虚火上升、房源紧俏、房价上扬的热闹局面。同时各单位还抢在7月前分配住房，一些单位头头抢占住房，机关里的头等大事成了房子问题。国家机关拿着国家财政的钱在房地产市场抢购房产，然后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以福利的形式卖给单位的领导和职工，吃亏的当然是国家。
   其三：荫庇子孙 在国家机关，有些干部的房子已经住得很大了，很多了，很好了，可每次分房还在要，为谁在要呢？为儿子，为孙子，为重孙子！
   其四：政为己出 机关分房子，政策年年变。在机关工作多年后，我们总算摸清了政策变化的脉络。原来，想给谁分房子，就为谁修改政策。那么，想给谁呢？当然主要是制订政策的人们。   
   其五：欲壑难填 陈希同、王宝森为自己享乐耗费国家巨资修建别墅，如果不被揭露出来，这些蛀虫不知还要再侵吞多少国家资产。然而，与之性质相似的行为仍然存在于政府部门中。一些机关在风景区大兴土木，冠以“培训基地”、“进修学校”等名称，其实是变相的别墅，吃喝玩乐的设施一应俱全，机关领导以及客人或亲属频频出入，花销自然由公费报销。另外，为了这些休闲、娱乐、休养设施的维护，每年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这些负担都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转移到国家财政身上。各级政府机关兴建和运转的此类变相别墅、变相娱乐休闲场所到底有多少？每年到底要花掉国家多少钱？我们希望自上而下地来一次总的清理；否则，各级官员的享乐欲望将无约束地越来越膨胀，财政花在这类房产上的钱将会越来越多。
   其六：裙带风盛行 裙带关系的实质就是为了谋取私利，那么，在房子这样的利益面前，裙带关系自然“当仁不让”。
   其七：分配不公 一些外地籍的高学历的年轻机关干部说，机关是个“灯下黑”的地方，比起教育和科研单位来说，这里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最差。
   其八：公款装修 由于几年来反腐败的舆论一直高涨，一些公仆在这个问题上不敢造次，于是各种变相的用公款装修的花样应运而生。听起来合情合理，如果细查，背后见不得人的是权钱交易。   
   其九：超标不退 面对不许超标分房的要求，某局长打趣地说，没错，中央定了咱肯定执行，我的房哪套都没超标！
   其十：谋私合法化 住房商品化、房产货币化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但如何将公务员的住房商品化还需仔细研究，搞不好，房改将使以权谋房的行为得到承认，带来干部队伍的一次整体性腐败。（取自《希望月报》1998年第9期）
   上述现象在国企、国校、国医等企事业单位，也一样存在。近年来，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国企职工住房由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制度转化。然而一些国企领导人，却要求拿出其个人应出的一部分房款，完全用企业的钱款为其个人购房。也就是要求企业用公款来填补他本人应当支付的购房款。据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统计，1997年以来受理这类案件的数量急剧上升，目前已占14.6%。某水暖器厂办的“三产”经营部，负责人贺某与厂长签订的经营部利润分成的协议规定：30%以上交厂部，70%由经营部开出用于自身扩展业务和改善职工福利。贺在自己购买商品房缺7万元钱时，未经厂里领导同意，便从经营部开出了7万元的支票，用作自己的购房款。对此贺某振振有词：承包协议上没有对留成的改善职工福利的利润规定如何使用。因此，职工虽有意见，也无可奈何。
   某机械公司财务科长陈某，凭着与上级单位领导的个人关系，不顾企业规定的住房分配原则，在得到上级公司某领导的批示和本公司总经理的同意后，即先由上级公司代付17万元为其购买住房，等既成事实后再由自己的公司偿付17万元。调查表明，一些国企领导用公款购房，造成集体资产流失，却无法追究责任。
   1999年3月来，二级住房市场已经启动了，说是说有严格的准入规定。中国房改进展曾经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正是房情不清。有关部门也确实意识到，必须尽快进行居住普查，尤其要查清20%住房水平最高者和最低者的情况。有了“阳光”手段，以权谋私自难为继。但官员们会改变阿凡提的驴脾气吗？在一些地方多占住房者，千方百计瞒报、虚报，或偷梁换柱，或分身有术，手段极为恶劣。一场新戏又开始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剑平指出：“有人因多占房，上市后一夜之间将成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富翁。”数年过去，人们看到传媒似乎已经忘记二级市场的“洗房”问题，当局也不再提起，只是在贪官被法律制裁时，人们才知道原来贪官无不是多占多用的房虫。
   有一点是我清醒注意到的，就是政府对单位集资建房在2000年就喝令停止了，我所在的城市南京老百姓集资建房早已成历史，有的只是全国从来没有成功过的自建房意向团体。但是，2006年8月19日，忽然看到官方传媒纷纷报道：党政机关集资建房被叫停。咦，是真的吗？分明是。报道称：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三部委昨日联合下发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通知要求，从即日起，我国一律停止审批党政机关集资合作建房项目，而且　　违规集资建房补贴要收回——从即日起，严禁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或其影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对已审批但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集资合作建房项目，要重新审查，已开工建设的集资合作建房项目，房地产管理(房改)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项目供应对象、面积标准和集资款标准。已建成的住房不得在经审核的供应对象之外销售。根据我在这个国家生活的经验，这样的通知一定说明相关情况很严重了：不但一直存在党政机关违规集资建房的问题，而且还拿着集资建房补贴！建成的集资房被当成商品房在二级房市出售了。找朋友一打听，“哎呀，没事你到处转转，看到中高档的工程就问问，什么税务局、土地局，这局那部的一定能碰上。”我问：“总要有由头的？”答：“机关每年总要进来新人嘛，新人没房住就是由头。但是，新人一般住旧房子，建成的新房轮不到他们。至于拿到的人是不是自主，反正谁都知道机关的人通常几年前就都有住房了，而且多半不只一套……”
   狗日的党国！
    
   －－ＹＳ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