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举世闻名的华西村，有一组大型美术作品──二十四孝图。南京作家费振钟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专考“孝子的根据”。费先生介绍说：查“人肉”做药，医籍中的记载始于唐代。开元年间陈藏器所撰《本草拾遗》一书，明确地说，“人肉”药以治“瘵”。“瘵”是一种什么病？据医书上讲，属于“五劳”之类，表里俱虚，气血枯竭，久而不愈，身体羸瘦，古时候它是一种比较多见而又难治的慢性病，尤其长期操劳久经风霜的老年男人容易得。……知堂老人把“割股”推到原始的“吃人”风俗，而鲁迅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两个字，“割股”的孝子们，其最终根据无非在此两端罢。

   读了费先生的文章，要说的话很多。例如不知道李时珍未将人肉入典，是出于人道理性，还是出于对“重杖”、“发配”的恐惧；再如通常医疗事故多指西医，中医如出了医疗事故如何鉴定？2006年8月22日，南京《金陵晚报》报道：一妇女服用了一中医开的药，那中医没有办法说服人，只得自己当场喝下自己的药以证清白，结果却一命呜呼于自己的药汤。西药当然也惹祸，但应当承认中药更方便糊弄人，至少追究起医生的责任来更加困难，那一番辩证施治是没办法用科学证据来较真的。鲁迅先生对庸医之恨使他曾立志学医，又出于对麻木看客们的悲愤而弃医从文；可是鲁迅先生如看到中国今天的医疗颓废、医学腐败，想他一定会将志向由医学而从政，连劳什子文学也要一并弃了的。

   多年来，中国医学界本身学德沦丧之快之惨之烈，实为世界所仅见！而只有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腐败才可以与之相偶。

   在济南一家大医院的科研处，记者了解到一些大夫的研究成果可谓应有尽有，让人仰慕。其中一个大夫一年内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十几篇、几十篇论文的并不罕见。有的一年竟发表60多篇。而且每篇论文写得都很“严谨”：经过了多少多少例临床观察，达到了什么什么效果，有数据、有统计、有分析、有并发症。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医学专家，他们说，严格地讲，一项科研成果从选题到立项到临床实践，没有五六年的积累是很难出成果的。按照这些大夫的效率，平均6天出一篇论文，他一个星期能看几个病人？没有病人，临床结论又是哪来的？

   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事实上一些论文的出世并没有经过那么复杂的程序。他们只是将国外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变个角度，或者几篇综合成一篇，然后更改一下数据就成了。因为没有临床实践，这些数据基本上都是随意编造的。比如有的大夫竟公然在学术会议上说自己3年内做了2万多例双眼皮手术。一些人通常是实验还没做，结果先出来了。

   据了解，这些“成果”虚假至极，连研究人员自己都不敢用；但却给基层临床人员造成了误导，也加剧了医学领域在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思想。有关人士说，医学科研成果是直接用在病人身上的，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取自1998年9月20日《齐鲁晚报》）

   一个不讲人权的社会必是人道匮乏的社会。没有人道何来医道？医道沦丧，从医者的医德、学德何存？于是，人们毫不奇怪地看到了医学实验上的缺德事屡屡发生。

   1998年10月7日下午，民政部机关干部葛长荣随部机关集体到协和医院体检。神经科大夫给他检查后，让他在各科室做完剩下的所有待检项目后，再来一趟神经科──大夫要给他多做一项检查。大夫没说是什么检查。他还以为自己被查出了什么神经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便答应了。

   做完其他的检查后，他又回到了神经科。一位女大夫把他带进一间屋子，对另一位大夫说：“我把他交给你了”。也就在这时，他看到部里同来的另一个同志在这里刚做完这项检查，一脸苦相。他还看到大夫从自己兜里掏出10元钱，让这名被检查者领钱签字。葛长荣说，眼前的情形使他满腹疑云，但出于对大夫的尊敬，并想检查做得细一点，他坐到了椅子上。大夫一边提醒他注意脚下的电线，一边在他右手腕和右肋间贴上电极，这时才轻描淡写地说：这个测试没什么，只是“动”一下。当大夫按动仪器上的按钮时，他的半臂顿时失控抽搐。一连5下之后，大夫又把电极移到他的脖颈后，又是5下。最难以忍受的是将电极放在他头顶上“动”。第一下就使他全身震颤，大脑瞬间失控，身体歪斜，口水都流了出来。他强忍着对这位大夫说，这是什么检查？太难受了。大夫说可能是电流大了点，可以再放小一点。就这样上下左右共被“动”了22下之后，葛长荣早已四肢酸麻，头痛欲裂。

   在葛的反复追问下，大夫才说，这项名称为“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的测试，目的是为掌握正常人和患者之间的对比数据，不在正常体检范围。对于自己不明不白地成了大夫的试验对象，葛长荣觉得受了莫大的欺辱和蒙骗。他断然拒绝了这位大夫硬要给他的10元“受试费”。

   事发后，民政部机关医务室在与协和医院协调中得知，给葛长荣加做电位测试的大夫，实际上是北京医院的博士研究生。他在协和医院做课题研究时，在未向被试者说明检查原因、性质和内容的情况下，已经做了若干例测试。（取自1999年1月9日《法制日报》章金生 文）

   瘫痪12年的江苏沭阳县青年任毅获知：山西新绛县“创伤截瘫康复医院”院长谢钢虎研究出一种治瘫新药——脊髓神经再生丹”，经咨询后，任家汇去2875元买药，但服药后毫无起色。任家早已负债累累，任要求退钱，谢钢虎仅同意返还500元。任毅于是含泪写信投诉到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健康报》将信转给山西新绛县卫生局，该局答复说，“脊髓神经再生丹”1994年已通过石家庄市科委的鉴定，因此不属于假药，当然该药也并非百分之百有效。……（取自1999年1月5日《健康报》）

   文化真是有根的哩！作家刘丽英对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今的延续有着切身的体验。

   刚刚30岁的女作家刘丽英悲愤地告诉记者：1996年12月26日上午8时10分，怀孕9个多月的我走进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到门诊检查，医生说：“一切蛮好，住院准备生吧。”9时10分，我入住医院住院部。随即进行常规检查，量血压体重，测听胎心，此时胎心音126次/分，较弱。接着做灌肠，于是出现大出血，我告知主治医生陈韵洁腹部剧痛，且前段时间B超检查提示羊水少，顺产有危险，请求安排剖腹产。医生说我是头胎，没有特殊情况，医院规定不能做剖腹产。9时30分，医生为我做B超检查，发现胎儿已死。10时40分，做完B超，我被推回病房，继续待产。下午13时15分，有才被推进产房。我问医生：既然胎儿已死，为何不立即剖腹取出？陈医生解释说还是自然产出为好，因为剖腹产之后，一般要两三年后才能要孩子。13时30分，护士打电话向主治医师陈韵洁反映我“面色苍白，腹痛，持续流血”，情况异常。医生以下午要考试为由，没到病房来看我。14时30分，护士再次向陈医生反映我情况不好，医生说：“我要去参加‘三基’考试，你去找二线医生吧。”然后便离开病区，这期间，只有一个助产士在产房，我流血越来越多，感觉越来越冷。15时30分，陈韵洁医生考完试回到产房，我已不太清醒，呕吐过2次。18时，医院给我的家属下病危通知单。19时15分，我被送到手术室作剖腹产手术，取出死胎，发现子宫内积血1500毫升，子宫已损坏，于是做了子宫切除术。23时，医院再次下病危通知单，我被送入重症留护室……

   “我就像做了个长长的恶梦”。刘丽英泪流满面地说，“恶梦醒来，我已经成了残疾人。”“我的怒火是被医院一点点勾起来的。”刘丽英理智而平静地告诉记者，“我出事后，曾写过3封申诉书给医院，医院未给我只字答复。后来我和姐姐亲自找院长质问，他竟说：‘写血书的都有’，‘谁摘你子宫你找谁’。堂堂的三甲医院，对病人冷漠至此，我好恨好恨！”（取自1999年2月22日《深圳商报》邓坚 李弘 文）

   在上述任毅（当然受害者不仅是任毅一人）受侵害的案例中，石家庄市科委如何跨省为山西的发明作鉴定，鉴定的程序和内容又如何都是个迷，但该药事实上却未获生产批准文号，既然如此，卫生局官僚们又如何肯知法犯法地为假药撑腰？

   任毅上了当源于一消息，不管有意与无意，这个消息起到了虚假广告的作用，至于发这消息是否属有偿新闻，则很有查一查的必要。这样想起来，怎能不越来越多地牵扯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华流氓文化、吃人文化的传统呢？

   20年来，所谓的“精神文明也要硬”一直硬着，那么，“成果”怎么样呢？还是举精神文明中心京城的例子吧。

   1998年12月初，正当住在北京市海淀医院的罗太荣为出院做准备时，流感突袭北京。（专家指出北京大流感与环境污染有关——参我《环保最容易的地方》一文）住在人来人往6人间的病房里身体虚弱的她未能幸免，二次感染发烧。内三科主任张家保先让护士给罗打“柴胡”退烧，见效果不大，又做“青霉素”皮试，结果病人对“青霉素”过敏。于是，他让护士给罗吊起了点滴瓶子。罗太荣眼看着一种不知名的淡黄色液体一滴滴注入自己体内。……从打点滴到死亡，只有20分钟。

   罗太荣的二女婿──一位医务工作者赶到病房，听说张家保给母亲用了“西力欣”，当时就质问道：“病人对‘罗氏芬’过敏，你们怎么还给她用‘西力欣’？！”在场的抢救者无一作答。1998年12月6日这一天，冬季不常下雪的北京飘起了雪花，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飘飞的雪花中，罗太荣这位69岁，从教近40年的老教师离开了人世。（取自1999年1月10日《检察日报》 沃文佳 吴晨光 文）

   1998年11日，江苏连云港市37岁的王寿华因患慢性咳喘病到金盾医院（不知是不是公安系统的──引者）门诊部就诊，8月12日，在服用该门诊部“专家”所开的咳喘宁散A、B药物后致死。经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这是一起一级医疗责任事故。使用的药物属假药，为非法制剂，霉变的药物直接导致患者死亡。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的一条马路上拥挤着多家门市，在混杂的招牌之中，勉强探出一块“本溪市明山区分院门诊”的招牌。其实，它的真名称应该是本溪市明山区卧龙医院消防分院。在这黑黝黝的屋内，有一个药品柜、两张办公桌和几张床。墙皮已有剥落，床头上印着整片的湿斑。床单肮脏不堪，这里的卫生条件与其说是一家医院，倒不如说是一家低档次的“大车店”。1998年7月15日下午5点多钟，本溪市下岗职工（“大车店”这样的医院想必是应运而生于下岗时代！——引者）毕元军与其妻沈敏晶走进这家分院看病，当时，毕元军的症状是发烧、浑身发冷打颤。该分院大夫景玉志对其诊断为大叶肺炎，随即开方取药。护士给毕元军做了皮试说无过敏反应，开始进行第一瓶青霉素输液。第一瓶药液将要输完时，毕元军感到口渴，沈敏晶回家为其取开水，（开水而已竟要回家取！！！──引者）……毕元军突然全身痉挛。……本溪市二院急救中心来车将毕元军拉到二院做心电图，其时，毕已死亡。

   无奈的记者说：“是不是可以这样问一句，像卧龙分院这样几乎谈不到有任何医疗设施的分院，怎么能够被批准行医营业呢？”（取自1999年1月8日《周末》余生布 文）

   我小时候见到过的医生，无论男女，都称得上慈眉善目、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有一年腿膝生疮，父亲用独轮车推着我去10里路外的如皋县郭园乡手术──那里有一樊姓名医（据说江苏电视台樊玉媛女士便是其千金）。我年幼懵懂，不知是否那名医为我动的手术。印象中没什么痛苦，术后父亲给我买了两只大肉包，现在还记得它的美味。现在我也能见到“和蔼”的医生，但心里另作想：他的医术好吗？他真诚吗？──我的疑心病都是制度给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