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的少壮开明派

   胡锦涛最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使我想到潘岳们是不可能真有什么作为的——如果潘岳们真想有所作为——潘岳们还没有有所作为么？

   我对潘岳先生的了解，从网上知道他是诗人；从2001年他参与的政改报告，知道了他是官场的少壮（非平民家庭背景）开明派；从潘先生被调派到环保局副局长任上，知道了潘先生确实有使命感也有实践才华。

   刚刚上网专门查了一下官方公布的潘岳简历——“1976年至1982年，在解放军第38集团军、铁道兵第13师服役；1982年至1986年，任经济日报资料员、中国环境报记者组组长；1986年至1988年，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副主任兼机关团委书记；1988年2月至1988年12月，任北京房山区委外联处处长兼外经委副主任；1988年12月至1989年12月，任中国技术监督报社副总编辑；1989年12月至1993年2月，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93年2月至1994年5月，任团中央中国青年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5月至1998年3月，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1998年3月至2000年1月，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2000年1月至2003年3月，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2003年3月，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凭常识这份简历说明：1，潘岳服役期间祇是士兵，否则退伍后不可能祇是一资料员，判断：可能是因为文人气质不适应军队刻板的生活，但士兵期间发生过调动，这是一般普通士兵不能做到的，说明服役期已经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背景。2，从经济日报调到环境报记者组且很快任组长，说明其能力和在环保系统可能有关系背景；3，退伍4年后进到副处；4，中国技术监督报期间可能还平庸犬儒着呢，否则怎么可能“六四”后被派到容易“出问题”的中青报？……好了，聪明、能干、很适应官场、世纪之交忽然开明这两年更忽然独领风骚起来——这是纯个人的选择还是官方的某种替代性布局所致呢？

   官方简历当然都是干巴巴的。但潘岳是诗人还是很难想像的。

   我这个人很土，我总觉得诗乃至全部文学艺术对我这样的平民百姓命运的改变，没什么用处。尽管我听音乐、看图画、读诗文，甚至会激动得落泪，但这些都是剧场效应，一回到现实，文学艺术能给我带来什么呢？当然不仅是文学艺术，哲学呀这个学那个学的，它们制造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太多的看法与说法，我也常常生活在它们中，但我都不知道它们对平民悲惨命运的改变有什么用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平民命运的任何些微的改善，都是实际活动、一代代劳动积累造成的。刚刚看到最新一期《南方周末》介绍印度学者查特吉的政治学知见，他的学术观念与我的非学术意见离得不远：平民、自由民、公民等等长期来都祇是各种精英的代称，与底层无关，因为底层当且仅当出现了“群体性政治”（他们的个体甚至不被视为生命体）运动时，他们才被当成有利益、有需求、有目的也有手段、还竟然能组织起来的政治性存在。而他们当然是非文学艺术的存在，他们的语言是甘蔗、玉米、马铃薯、青菜如何如何，就算他们哼哼唧唧地“唱”过千万年，即便是“民歌”、“民谣”也不是他们的！所谓的“革命文艺”也是革命机关的，还是与底层生命的实际持存无关。以群众为唯一政治存在形式的生命，祇有物质、经济的改善，身体性政治的不被凌辱欺侮，才是当下（而不是种种非当下）富有美感的生活。

   但文学艺术当然有“意向”、“意味”，正像人类情感生活中的嬉笑怒骂有意义、意味一样。问题一开始就是：谁分有、谁触碰到游离于底层本体的“意向”、“意味”呢？最近看《邓肯自传》，邓肯出身贫苦，成功之后也常常对民众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但她几乎没有为平民跳舞的兴趣。更其实，像共产党组织的到老区演出等等，那种姿态恰恰好证明文艺是远离大众的——祇是可以当作政治包装品在民众眼前晃一晃的。古往今来现实三维空间的文艺家大多是供统治者、上层社会娱乐消遣的。

   作为诗人的潘岳与我无关。我说的潘岳现象与作为诗人的他无关。

   改良延续共产党统治

   1999年（后来）祇出现在香港出版物和互联网上的政改报告，前半部分内容主要是“反革命”和坦承任何政党祇能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代表”，提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后半部分内容主要是坚持“三个代表”的。究其实质，是一个主要迎合暴富群体及其代表江泽民集团意愿的报告。很多“自由知识份子”、“宪政人士”说：“三个代表”是告别毛泽东旗帜的和平演变纲领，鉴于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清除毛泽东遗产的问题，应当认可写入宪法的江氏理论的意义。这种说法似乎从极左残余邓力群们的反应中也可得到佐证。于是，当胡锦涛接棒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便再也听不到邓力群们的声音了。如果说邓力群们以前的万言书批判“三个代表”是不无理由的，那么，依照逻辑，写入党章与宪法后还是应当继续不断的批判下去，为什么胡锦涛在说法上甚至在无关紧要的做法上一平衡，邓力群们就不吭声了呢。可见共产党官员及其刀笔吏们，都是人治潜规则的行家里手，宪法、党章、红头文件在逻辑上多么混乱，他们其实并不在意，他们仅仅在意：在官场利益的平衡中自己是否有着一席之地；由互有龃龌的他们共同把持的共产党政权在握。

   这样，作为潘岳进入官场活跃期标志的政改报告，对于中国的意义，或者按平民价值取向看有何意义，就很清楚了。同样，2006年周天勇们公布于互联网上的政改报告，其意义也方便看清了。

   什么意义？一言以蔽之：改良从而延续共产党统治——按照查特吉的说法：是共产党上层“精英”们的统治。

   但是，中国的实体格局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具有极大自身惯性的阶段。那就是：暴富群体已经能够实际地左右政治、政策了。广义的暴富群体首先是共产党的各级、各界首领，其次是通过官商勾结致富的垄断行业、企业的管理层和具有伪民间面目的富人，再次是各类文化界的“过于聪明”的“精英”。这个暴富群体因为众所周知的恶劣品质，他们十分凶残又十分脆弱到难以容忍任何有整体社会结构变动意义的改良。这方面，可以非常清晰的从房价的违规顶风性上涨，从操控股市的投机泡沫继续放大，从真正的民营经济遭遇进入垄断领域的“玻璃门”命运，从比政要报告还丑陋的各种学术谬论时时肆虐于媒体，从环境危机的不断加深，从腐败的持续扩张，从矿难等等恶性惨案的连绵不绝，从千万上访民众的血腥遭遇……在在都不难看到暴富群体的嚣张气焰，使得包括免除农业税在内的很少的一些小惠政策，要么直接不能贯彻，要么立即有变相的抵制，要么很快失效于高度发达的“对策”——共产党时代广义的“黄宗羲定律”。

   不错，最高层是有改良的小惠政策和高调（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权能喊出来的高调伪善口号）姿态，但是，问题的实质，即便是据说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应负主要责任的房价疯长，其根由难道不还在金字塔尖么？这里用得着马克思的话了，千万不可以从一个政权的旗帜、一个统治集团的说词或者纸面上的政策法令，来看问题。而要看其实际推行、奉行、惯行、力行的“优势行为方式”（我对“制度”的定义）。

   夹缝中的政治智力游戏

   那么，主要与潘岳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政改报告，至多是一次夹缝中的政治智力游戏。这种游戏的统一名称往好里说就是开明派、温和派、改良派，往不好里说就是苟延派、小惠派、忠良派。共产党里面真有睿智、锐志的力量，如果有的话，我相信都不会企求一纸公开宣示，然后按图施工，而一定是韬光养晦、积极准备、极其智慧地寻求同道，要说一纸宣示也一定比潘岳、周天勇们的高明远甚，但现局不破决不会搞字纸迷信、咒语巫术。

   这不是潘岳、周天勇们的无能，事实上，他们比康晓光们要明智、明快得多，祇要看看他们离开整体政改发表的指向较为具体领域的议论，就不难知道。

   潘岳现象不是新现象，而是老现象，就是我曾命名的“开明派现象”。坦率说，我主要还是坚持这一观点：开明派的历史性作用已经终结。胡耀邦是开明派，赵紫阳是开明派，他们的历史作用实际地终结于六四了。万里、乔石、李瑞环、朱镕基、温家宝……都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难能可贵的开明（当然也有不开明甚至与开明相反的言行），潘岳先生的能力、才华不在他们之下。终结的学术含义是：细枝末节的改良已经无济于事，已经不能阻止方方面面的恶化和加速恶化，已经早已弱不敌强、小不胜大。

   人们说，难道中国僵局的打破不还是要靠开明派的集结、出手？难道贺卫方先生挑明的分裂（贺先生的价值取向宪政方面意外又如何我更关注——宪政不能涵盖中国问题的基本的主要的方面）离开开明派有指望吗？这是另外的问题。我的观点仅仅强调：祇要在开明范围兜圈子，就走不出黑暗的洞穴！不超越开明派，集结、出手、分裂等等，都不过是又一轮循环！我也并不否认开明派或多或少还在做着些好事。但是小善不挡大恶更是事实。

   潘岳先生甫任环保局副局长时，有舆论认为这是潘先生没有受到胡温重用的证明。我不懂这些。我的看法在潘先生的履职表现。一句话：异常精彩！令人敬佩！

   我曾经给后来得到过联合国环境保护大奖的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写信说：在中国做环保局长最难也最轻松。据说曲先生是专家，好像潘岳之外环保局高官还有专家出身的。但是容我说一句：就我观察到的情况而言，祇有潘岳先生才是够格的环保高官！这让我联想到美国最新一任税务局长也是外行，却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税务局长之一。又联想到朱学勤先生的技术系云云，我就想：根本不在是不是内行或者什么系，政治、行政、立法司法都不神秘，有思想的人们都不难自学，关键在有没有正义感、使命感，或者往低处说，有没有为人为官的起码良知。我非常赞成很多网友说的一句话：共产党官僚现在根本是“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问题。

   从潘岳先生公开发表的文章、言论、访谈看，他非常勤奋，学习能力高强，又一定在依靠专家和各界人士方面讲究原则与效率。

   开明派的叹息与悲哀

   但是，面对最近发生的太湖污染大案，我与潘先生同悲叹！

   2006年早些时候潘岳曾披露，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后查明，中国平均两三天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件，年发恶案150多起。潘先生概括了三大原因，在在都说明共产党的现行政治格局难以防止太湖案的发生。1998年发大水我写了《环保也应独立》；1999年不仅是太湖零点行动（1999年元旦零点国家检测太湖水是否合格）时，我写文章谈到中国污染多“复辟”；共产党刚刚得到奥运举办权的那一刻，我写了《奥运来到环保最容易的地方》，你看中国各地这几年天天都有空气指数的报告，月月都有这样那样的环境指数报告，可是，那些指数怎么得来的，天知道！听这些报给国际奥委会官僚、奥运参赛国看的指数，毫无意义！最近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意思是关心奥运会的人们可以不关心中国的政治祇关心来中国赚钱、免费观光，但请为了自己的健康关注中国哪怕是奥运赛场地区的环境问题。我甚至有这样的猜测：官场能够容忍潘岳并无多大作用的开明，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了2008年的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