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永远不写文章了，这篇文章还是要写。

   都说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推动了韩国方方面面，尤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又都说1936年的奥运会不该在柏林举行，但谁也不能否认希特勒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他的竞选纲领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在二次大战之前德国民众的福利有目共睹。又都说1980年的奥运会不该在苏联举行，因为1979年苏联刚刚占领了阿富汗，1980年是赫鲁晓夫曾计划“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年。但是，前苏联的民众福利也是有目共睹，远远比2007年的中国要好得多，而且，1980年毕竟戈尔巴乔夫已经进入苏共核心领导层——今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有能够与戈尔巴乔夫相比的人物吗？没有！

   中国现在是何种局面？尤其按中国目前的格局看将来的趋势，谁也难说中国不会朝钱权军国主义的方向滑行。对中国军人进入最高领导层、各大省市公安官员进入二级核心班子的动作，近来舆论颇多关注。在山西窑奴答案初步落定的当口，中国思想界很有些痛心疾首了。有的说，党政纪律处罚难抵法律罪过、强迫劳动不应当比非法软禁罪过更轻（杨支柱先生不方便说出“劳动教养”的奴隶制性质），有的说农民兄弟和童工是被经济和权利的双重贫困逼进去的，黑奴工必然“后继有人”（何三畏）……在这个应当出现巨大社会政治改革浪潮的时刻，只有17位退休高官正确地描述了中国的黑暗之后，却反而要强化产生黑暗的政治根源——中国式新老左派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此滑稽：郎咸平之于国资流失、王绍光之于其实并不软的中央财政、左大培杨帆们之于更多问题……我也做不了什么有意义事情，只此写窑奴案以来未意义的一篇文章：用事实说明中国就是一座超大型黑窑！

   一、 黑窑是中国式增长的象征

   昨天白天上班（学校为了迎接教育部的评估，放假后的“加班”被宣布为“上班”）看了《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经过多年的整顿，目前小煤窑的数量仍占煤矿总数的95%以上；昨晚看了“在田野上”的友人发来多张西部工厂的照片：浓烟蔽空，毒水横流，当地的男女老少都是一幅脏兮兮的“非人面目”，污水都是未经任何处理地直排到黄河！看了这般惨相，孤独中的我不禁淌下泪水……几十年来，痛数中国环境恶化的数据资料不断翻新，我自己也不知写了多少文字借用了官方媒体公布的资料，越来越可怕地翻新。不要说今年各地暴雨洪灾中死去的生命是什么天灾，难道今天刚刚报道出来的济南地下商城进水淹死人（官方报道20多人）也是天灾？南方周末报道：“7·18”雨灾后，济南市排水总公司的牌子几乎浸在水中，公司门口垒着半人高的沙袋。济南人在用“大水冲了龙王庙”的黑色幽默，表达他们对市区排水系统的不满。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多名市民淹死在这场暴雨中，史上罕见。

   大雨中听城市管理界的内行说：中国21世纪的城市排水系统还比不上古罗马，排污系统更是捉襟见肘。我是1979年到南京的，那时到处看到农民进城拉粪，据说还要付钱，现在是倒过来付钱农民也不肯来拉粪了，当然也很少看到机动拉粪车。我所在学校旁边有个菜场，菜场的对面有一繁忙的公厕，十多年来的每天清晨它都要给这个城市著名的金川河挂出一阵金黄色的瀑布。根本不知道这个城市前后花了几十亿搞的治污排污系统在怎样运作，江心洲的治污工厂运行得如何，只闻到很多地方令人作呕的气味。这个城市到处可见面呈菜色的环卫“农工”，据说今年刚正式纳入最低工资范围，但还没有真正拿到最低工资。正如这个城市我喜欢的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孟非所说：党政机关带头违反劳动法呀！

   “在田野上”的报道说：一些地方的“无知”民众终于从死亡中知道了“要土地、健康，不要污染、工厂”。这使我想到在印度、拉美，农民们面对要文明得多、清洁得多的欧美工厂，能够结社抱团展开拒绝工厂的抗争，并且能够“精明地使用武器”，相比之下，中国的受难民众只有被军警死死控制住等死的一途啊！

   山西窑奴的悲惨穷尽了古往今来的奴隶之苦。在广东、浙江、北京（例如清河羊毛加工基地），在无数的角落，有多少工奴、性奴在非人的折磨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有多少奴工断指的断指、残疾的残疾、病死的病死？！

   刚刚看到7月17日南京《现代快报》的报道：按摩小姐“被拐到洗头房三个月，自称不肯接客就会遭到毒打”。类似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得可以说泛滥了。人们在私下神色慌张地议论着“某某酒楼桑拿夜总会是黑社会办的”，骂起共产党来反倒没有害怕的样子，因为被闲杂人员密告了黑社会早晚是要倒霉的。南京最高档的星级宾馆是政府保护的高档淫窟，专门伺候高官与富豪的，这在南京老百姓已经成了老掉牙的话题了！

   刚刚看到《中国经济时报》报道：某院士在某论坛上公开痛斥中国一些官员是洋人汽车商的买办，几百万、几十万的名牌洋车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供求两旺，中国的国产车各级政府基本不买。这让我一下子联想到前些时广州政府得到丰田200辆赠车后竟命令禁电（电动自行车）。这真是一道黑社会式的禁令。难道所有剥夺公民权利、侵蚀公民自由的法律、法规、红头文件，和一系列邪恶的以国家的名义发生的军警暴力镇压民众的行为，不都是黑社会式的作为么？！

   山西黑社会办的黑窑没有黑政府的保护是绝不可能得逞的！想想这个山西吧，前面有同情记者高勤荣的政协委员被莫名其妙地打死，多年来一次次的拉网式整顿竟然没有伤及奴窑的皮毛一根！刚刚有揭露黑煤窑的记者兰成长被打死……只要高勤荣们的冤痛一日不能洗净，山西就有一日还在黑社会的控制中！不仅是于幼军先生首当其冲、几句道歉轻如鸟毛啊！80多位县级以下官员的党政处罚，以及黑窑事件中没有发现腐败的公告，都把公众当成弱智了呀！

   二、从被忽悠的“领导阶级”跌落的工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营、集体企业的工人，全部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过去是被毛泽东虚伪夸封的领导阶级，后来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奴工阶级。

   首先，在垄断行业中的底层工人，尽管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日子似乎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是：第一，这些行业管理层的薪俸在没有民众、员工同意的情况下，权力封闭自为地定在了高于普通工人几十倍上百倍的档次上；第二，很多垄断企业普通员工有业绩制约，例如卖不出手机定额把手机拿回家当工资，而管理层尤其总经理们则旱涝保收年年看涨；第三，普通员工的地位越来越低下，例如才进入电信的大学生是稳定度极低的“G级工”，那些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的管理层官员们，却能安安稳稳混到退休。碰到很少有的裁员减员呢，更是普通员工首先廉价滚蛋。最近发生的工商银行千余员工集体赴京上访事件就是这样的机制导致的。

   更广大的工奴们呢，干了几十年一般就月工资千把元，退休了更少！碰上改制更惨！最惨的连改制的鸡肋（买断工龄呀、一次性补偿呀）都落不到头上，回家吃上低保的就不错了，而吃低保在很多地方还要开后门、送礼、求爹爹拜奶奶，设置门槛障碍的花样越来越五花八门！联合国早已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每日一美元，在中国大概只有等到全面再全面再再全面的小康以后了。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早就呼吁：要偿还对老工人们几十年积下的欠债。《权衡》杂志上学者李英强、蒲春琴在专文谈到养老金问题时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在新旧养老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产生了约8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债务总额。官方称引的数字也各不一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前任部长郑斯林公开宣布的数字是2.5万亿，而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更倾向于引用世界银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数据—9.15万亿。”。

   中国的亿万工奴们在被迫成为房奴等多重奴隶的同时，这数以万亿计的债权从何讨还？没地方！说是政府欠债是最好听的了，应当说是政府抢劫才是！不要以为只抢了这些，杨帆先生计算出来至少抢了60万亿呀！山西奴工的遭遇难道中国亿万工奴身上就没有么？    

   三、最惨的当代农奴山西奴工全是被拐卖的农民，包括童农。若真是被拐卖，还多少得到些拐卖钱了。其实应当说是被绑架。什么是绑架？就是暴力控制！软禁的实质无一不是硬禁。那么，在得无约得，所得甚至不够活命的意义上看，中国农民与中共的关系难道不是绑架关系吗？

   经济学家何清涟、坐了7年冤牢并一直被“软禁”着的鲍彤先生，也不仅是他们二位，都曾撰文论证过“中国农民是当代农奴”。

   最近有良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用最保守的事实数据揭露了中共治下的农民被抢劫的事实，证明了中国还远远谈不上“反哺”农民的问题，而是要首先偿还对农民的欠账！

   称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的课题组列举的对农民的历史欠债有——

   1，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造成的欠债：1950—1978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实际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净负担为155亿元。1985年我国开始实行粮食合同定购制度，这时出现了“比价复归”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农产品涨价给农民带来的收益。1989—1992年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5.3％，而同期农业生产资料却上涨了33.59％。1979—1994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那里获取了约1.5万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实际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净负担为811亿元，为改革前的5.2倍。

   2，征税起点和征税强度不同造成的欠债：我国城乡之间的征税起点和征税强度是不同的，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针对城市的征税主要面向企业，一般根据企业效益的好坏而征，而针对农村的征税主要面向农民个人或家庭，一般根据农民使用土地的多少而征，效益好坏不是主要考虑因素。针对市民的个人所得税有一个月收入800元以上的征税起点，但针对农民不存在征税起点。在农业税未取消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总税率达8.4％。

   3，非税负担过重造成的欠债：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很长时期，农民除了承担较市民更重的税收负担外，还承担很多非税负担，如“三提五统”(即村提留和乡统筹，其中“三提”是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是指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费、教育费以及村干部提留费)和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等。看来课题组没有能够从相关部委获得具体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