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文明状况可以通过其教育看出来，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可以通过其医疗情况看到。2002年11月至2003年7月的SARS肆虐中国，中国的一切都被看到了。

   现代健康观念已从人的生理扩展到人的心理，相应地，现代医疗保健观念也从单纯的疾病治疗扩展到对人的心理的养护。这样，现代保健体系就自然而然地要求人们将环境、社区建设乃至社会关系的进步，看作与人口健康相关联的系统。于是，国际社会对综合国力的考察，不仅有医院床位量，还有例如社区体育场地和绿地的面积等。我看对中国来说，还得至少加上城市居民的阳光权一条。

   健康与“社会主义”

   有朋友说我是假自由主义真社会主义者，批评我过于强调公正平等，或者表扬我“是一个特别讲是非的人”。我知道实际地“过分强调公正平等”的人是会崩溃的，要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积郁成疾的。每天在每个角落都有多少不平事啊，烦不过来呀。平时祝朋友健康，实际上也有劝朋友少为不平事烦神的意思。“好人不长寿”的老话是有道理的。在中国做人，不要说过分，就是比较地正直就很艰险了。

   甚至不惜健康地活着，与正直都会有尖锐的冲突的。50岁的人了，1997年已经胆切除（有同事认为我的手术没做好），有一次看点皮肤病就花了300多元（那家“中国皮防所”不肯公开药价，打不出药费清单来），又有一次腰疼得只能弯腰走路，立即请假就医，拔火罐、针灸、推拿、用药四管齐下（膏药差点闷烂一块皮）。穷人没病就是福，得了病难死人。

   的确，在诸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生存保障、图书馆等所有“公共产品”上，我坚持“社会主义”（仅仅是“政策”意义的？）立场。我与一些“左派”朋友有很多区别，我比他们更强调政府的公共福利责任。不管什么主义、什么党、什么政府，对“公共产品”不负责，对大多数穷人的利益不负责，相反却代表着权贵们的利益，我都要反对。一些“自由主义者”，毫无公正心地贩卖经济学上的哈耶克、芝加哥学派，与他们为伍，是困难的。无条件的私有化、私有财富神圣论，让我感到恐怖。眼下中国正“只做不说”、“少说多做”、“说此做彼”地加速“化公为私”运动，一些“自由主义者”却在用力反左，真“聪明”！

   中国的现实政治只有绝对权力，“社会主义”仍是一个将来时态。

   例如王绍光先生的中央财政集权论、大政府论，我不赞同，但“SARS中国”期间，例如王绍光先生发表的长文《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很多意见我是衷心认同的。王先生说：按道理说，预算对卫生事业的拨款不应存在太大的地区差距。毕竟，政府有责任为所有公民（不管他们住在国内的任何地方）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卫生保健。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在中国，2001年全国卫生事业费总额为546亿元，其中中央部分只有35.43亿元，占总额的6.5%。西藏是唯一实行全民医疗保障的省份，资金的不足部分，全额由中央财政补贴。除了西藏，别的省份基本上都得依靠自身的财力来解决卫生事业费。1998年，河南人均卫生事业费只有8.5元。

   王先生这里说到的一个数字是35.43亿。我也说一个数字：1998-1999年国务院计划精简16000人左右，赎买的价格是50亿元，人均补贴31.25万元！

   不管政治立场如何，实事求是都是有些良知才能办到的。一些“左派”朋友，常常比“自由主义者”更可信赖！我是穷人，我有穷人本能般的直觉；青年学者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多半话是当我心上来的。

   是的，富人肯定能够受到比穷人更多更好的服务，不同地区之间也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服务。但是，我们讨论的与此无关。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政府应当为全体中国人提供起码的平等的“公共产品”。罗尔斯的第一正义（起点规则公正）坚持不了，能否在罗尔斯的“第二正义”（实质是保障弱势群体）上面做得像点样子？遗憾的是，人们看到的多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用事实说话——

   一是公共事业上的花费越来越“小气”。《财经》杂志有文章指出，2001年政府支出在全国卫生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1990年的25%降为16%。个人支出所占的比例从37%升为61%；社会保障以及其它保障体系的支出比例从38%降为23%。

   据研究，在中国真正享有医疗保险制度福利的不过9000万人。这是就实际情况而言的。比如国有企业职工，名义上都是有的，实际则千差万别。如果将离退休与在职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加在一起，用9000万来减，剩下的就没有多少了。还是抛开政治说话，我觉得特别是为“打江山”做出贡献的人们，应当享有最好的保障，高级官员福利特殊一点也无可厚非，但是，既然医疗保障涉及生存问题，覆盖面太小总是说不过去的。

   二是对农民越来越“小气”。据调查统计，中国有2000多个县也即大部分农村的农民没有任何公共医疗保障。中国的医疗体系名义上覆盖全国人口的21%，而农村中至少3-5亿人的医疗保障成问题。

   加上看病难、看病贵等因素，造成中国95%的药物用在了城镇，大多数农民只使用了5%。

   我觉得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医疗保障，一些做法还是需要保留并且加以完善的。这样说是从我的切身体会出发的。我过去在农村看过病，比起现在我乡下的亲友来，毫无疑问，过去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当然不是坏东西，邓小平时代至少在这方面是一个大的倒退。温铁军先生说到：不正常的市场化改革，“能够产生资本收益的领域政府不放，需要支出的都在甩包袱。诸如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产品不应该市场化的也大搞市场化改革、产业化发展”，这是造成主要是农民缺医少药的“宏观原因”。

   关于医疗的市场化或者产业化问题，与教育一样，我首先认为，在“公共产品”也即作为国家政府的基本义务范围的那一块，是千万不能交给市场的，而必须由政府“垄断”安排。这一块具体怎么划，盘子具体定多大，应当至少在专家们中间发扬民主，应当给与舆论自由，让人们充分参与讨论，应当结合国情确定。超出这个范围，也不完全是一个交给市场的问题。例如管到大学阶段的希望工程，怎么是市场化、产业化呢？不是的。再例如，至少民间慈善组织参加进来，就不能用市场化来界定。

   在医疗卫生方面，应当说中国政府也作了一些有意义的努力，例如限制城市普通群众的用药浪费、医药分离、政府集中采购、医疗事故鉴定改革、建立医疗保险市场等等。但是，这些措施大多涉及医疗如何市场化、产业化的问题，并且一实行起来就发现：因为老百姓没有政治权利，要么不能到位，要么畸变走样，在扩大无歧视的健康保障方面，作为很少。

   如何扩大或者说无歧视推开人权化、公民化的医疗健康保障呢？我一向认为，很多本来不属于政治的问题，中共当局人为地使之政治化、复杂化了，这是讨论所有“公共产品”问题的障碍。很多问题，人们首先应当注重的是努力使之回到自身的范围，离开被人为纠缠住的政治范围。一当人们能够按问题本身的需要来讨论问题，中国就有希望了，共产党就有出息了。实际上，特别是SARS发生以来，中国的学者专家和部分官员，都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健全，发表了很多中肯、重要、深入的意见，就看共产党怎么应对了。

   我不希望听到“中国还穷”、“中央财政困难”，“公共福利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总要有人付出代价”这样一些话。这些话如果出于无知的人们之口，我则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连起码的真相都不知道呢？如果是出于一些宣传官员、专政人员之口，我除了尊重他们的“职业道德”之外，则一定要反问：接受扶贫的乡村干部都坐上了豪华公车，是穷还是不穷？每年都要上一些多半为大中城市服务的大工程，每年光官员吃喝嫖遥就花掉近2000亿元，还说明财政困难吗？事情根本不是什么一步到位的问题，而是政府为什么不能尽到最最起码的责任的问题；事情也不是什么代价问题，如果总是让大多数老百姓付出代价，那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改革了。20多年来，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这是为什么？知道真相的人故意狡辩，这是什么“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