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各级妇联按说担子还是不轻的，不仅要顾及到政治上需要的“半边天”，还肩负着维护儿童权益的诺言。幸亏由党直接领导，像任何其他官办“社团”一样，主要起些党与群众间的“桥梁”作用。联合国有关组织曾对中国在儿童权益维护方面，多次给予表扬和肯定，例如联合国儿基会专家、英国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东方研究学院发展学系教授伊丽沙白·克劳尔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教育重视的提高，在改变对男童和女童的传统态度方面进展显著。中国妇联干部们看到这样的话，自然是会喜出望外的；北京世妇会上的气氛也会让妇女官员们放松些。但官员就会哼哼哈哈的一套，而国际民间妇幼维权组织却常犯“傻劲”，来到东方礼仪之邦，不过是在重警保护的“样板”场所活动活动而已。伊丽沙白·克劳尔教授或许还是沉默着为好，这更接近真理。

   1998年中国卫生部曾首次（1949年以来）公布该年1至10月食物中毒情况通报──近两年来，全国发生多起食物中毒事件，仅学生集体用餐中毒1997年就有2307人。而1998年1至10月卫生部收到的48起中毒报告中，学生集体用餐中毒人数高达3003人。其中12起是由集体用餐引起，6起发生在9月份开学以后，发生中毒人数最多的是学生集体食堂。中国1995年公布了食品卫生法，1996年又出台了《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监督办法》，而食物中毒的事件却不断发生，并且愈演愈烈。（引自1998年11月7日《中国青年报》苏敏 文）

   人们在总结教训时，总是说到食品生产者见利忘义。但是，所谓“经济利益的驱动”只说出了食物中毒的半个秘密！还有半个公开的秘密是：政府及其官员的品质才是真正的毒源！

   钱这个东西真是一定要拆穿堂皇的仪式、迷人的高调的。是钱，让几岁的孩子从国旗下校长的爱国主义高调中听到了别的声音；是钱，让几岁的孩子看到了老师不仅有丑陋的面孔……

   在广州市消委会收到的投诉中，一位家长反映，他两岁孩子就读的黄沙大道铁路系统办的一所幼儿园，每学期要收150元的兴趣费，学些剪纸、贴纸之类，每月50元的游泳费，冬天到了还照收不误。女儿在某艺术幼儿园的张姨算了一笔账：每月600的保教费，88元伙食费，另有500元赞助费，花在女儿身上的收费就占了她月收入的一半，这还不包括一入园时缴的18万元的储备金。（取自1998年2月20日《羊城晚报》梁爱娜 子剑 文）

   湖南某小学学前班原准备评9名“好孩子”，只因孩子们都按老师的要求交了5元钱，结果全班31个人全“评”上了。不过，“三好学生”可就没这么便宜了。据《法制日报》披露，有个学校，在入学收费表上，一股劲儿地开列了报名费、学费、书费、资料费、实验费、辅导费、住宿费、课桌费、体检费、保险费、集资费、押金费等20余种“费”以后，又在说明栏内说，凡多缴30元者，期末均可评为“三好学生”，并由校长亲自颁奖。表面上，该校“三好学生”30元钱一个。但如果把多收、重复收的“费”加进去，绝对不止30元。（取自1998年9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聂神佑 文）

   “行贿”是中国儿童教育的一大必修课程，不是吗？什么是好学生呢？被动“行贿”乖的就是！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文锋小学，按照颍州区文峰办事处的文件精神，全校师生共认购自行车税牌1303个，而该校实际骑车的师生不足300人。为了完成任务，学校将指标分解到各班，由班主任发动学生缴税，不管是否骑自行车。结果有的学生在表扬声中购买了多个税牌。（取自1998年2月28日《经济参考报》默言 文）

   1997年底，南京市江宁县禄口小学要求学生每人缴200元的养老保险金，缴的学生可加50分，不缴的学生则要扣50分。这50分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学生的紧张自不在这50分，而在于：虽说这养老保险要等到50年后才兑现，但眼下却有“三好生”要评、有考试成绩所牵连的“童心”尊严、有“学生操行评语和操行等第”的“标准”、有能否当上干部的“一票否决制”、有升留级的悬剑……于是一个个回家要钱。一位家长有两个孩子“命”系禄小，孩子们哭着跪求，他就心软了，于是，先交了一份；可另一个孩子哭得更惨、跪得更认真了，这回心软也不顶用，因为确实拿不出钱了。家长哪有不疼孩子的；但疼归疼，200元钱对农民来说确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最主要的还在这钱缴得顺不顺。怎么办？多年来南京交通台“听众热线”的主持人东升成了市民、农民心中的“编外市长”，一个个电话便到了东升那里。区区一个主持人有何能耐？便将电话打到学校。校领导回答说是镇政府让搞的，工资捏在政府手里，只有执行。于是问镇政府，镇政府回答说是县民政局让收的。于是东升又将电话打到江宁县民政局。县民政局答复说是市民政局让收的。结果呢？市民政局说谁也没有让收。东升就在节目里将情况反馈给了听众。我猜，最后的处理往好处想，大概只能是“根据自愿原则，缴不缴听便。”果然，过了两天看到记者王为的报道：已缴30%，且缴了的已兑现“政策”。可既然有了强迫在先，后来的“自愿”恐怕还会罩在强迫的阴影里。而这阴影又会给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人格等等，带来什么影响，我则无法想象了。

   禄小的事情节简单，喜欢复杂的读者会认为我把“社会”弄成了枯燥的“线描”。这里借不畏烦难的记者满足一下这些读者的阅读兴趣，尽管我转述时一点也不觉得有趣味。

   事情是由哈尔滨市安和小学四年级小姑娘谢卓左腿上的肿瘤引起的。1997年暑假，肿瘤只有指甲大的时候，医生就要求谢卓手术。可校医张蓓说，找不到公章没法办《保险给付金证书》，就得不到保险公司赔付，等等再说。一等就是一年。等到1998年暑假，谢卓腿上的肿瘤已经长到蛋黄那么大，疼痛难忍。医生说，肿瘤已经开始压迫神经，必须马上手术。谢宝林只好先安排女儿手术，再继续找张蓓交涉。张搪塞推诿的态度，让失去耐心的谢自己闯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名单则让谢宝林大吃一惊：从二年级开始，他的女儿就没有参加保险！更让他吃惊的是，安和小学400名学生，在保险公司名单上的，只有180多名。

   无独有偶。1月份因急性肾炎住院的安宝峰的爸爸，拿着各种手续和票据找张蓓，也被张蓓推来推去，直到9月份也没跟保险公司联系上。找到学校时，却得到了校长冯胜家这样的回答：他的儿子1997年没有保上险，要赔只有让校医张蓓个人来赔。这样一来，家长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学校里有200多名学生的1万多元保险费下落不明了！

   安和小学的保险费，由学校统一收取，先交到教委再由教委交给保险公司，家长与保险公司之间没有任何手续。所以，索赔向来由校医与保险公司联系。即使家长急得团团转，也得找校医再说。1996年有的家长已为孩子投了3年期儿童保险，可安和小学却不承认，仍然硬性要求参加学校的保险。

   这是怎么回事？夹在家长和张蓓之间的是班主任老师。据安宝峰的班主任介绍，1997年，全班57人中，开始有33人参加了保险。按学校的要求，她又收取了9名学生的保险费450元交给校医张蓓。四年级2班班主任的记事本上，则记录着23个孩子的保险费已经交给张蓓，可保险公司的名单上只有6人……

   张蓓说：“1997年11月17日，六年级3班一名学生生病，家长要求索赔，我害怕事情被人发现，赶紧回家拿钱给家长‘报销’。又用1565元按学校475人全额保险提成10%的‘规定’分别给校领导和老师提成，校长冯胜家收了300元，总务主任王国忠收了100元。后来，索赔者越来越多，那笔钱已经‘贴’进去7000多元了。”

   记者赶到安和小学时，校长冯胜家说最近特别忙，正要去谈一个项目。保险费的问题，找总务主任王国忠谈。说起学校领导也拿了代办费的事，王主任说：“我不能说，我也不知道，你们问教委去吧。”记者赶到哈市道里区教委的时候，刘英贤主任说她也忙着要去开会，车在楼下等着呢，“安和保险费的事，跟我们教委没有关系。”记者问：“既然安和校的事与教委没有关系，区教委为什么就此事提出5点处理意见呢？”主任说：“我没时间，了解得也不那么详细，让纪检书记马新庭和你们谈吧，她负责处理违纪的事，最清楚。”

   11月10日，记者终于电话采访到了马书记。可惜，马书记说她“刚刚上任，许多问题不清楚。”看来，可能是刘主任记错了。马书记是这样说的，8月中旬，教委接到家长举报，安和校保险费出了问题。20日就在全区校长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安和校。区教委十分重视此事，并开始逐级上报，直至移交区反贪局。不过，10月27日，区教委已经公开发表了对安和小学保险费一事的处理意见，认定此事是“张蓓个人行为”。谈到道里区教委对此事的调查进展情况，马书记说：“到现在，张蓓到底截留了多少学生的保险费，还不清楚。”

   “那么，学校领导和教师提取的代办费呢？”

   马书记说，也不清楚。

   “那么，保险费为什么要各个学校统一交到教委再交给保险公司呢？教委和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呢？”

   马书记很快说出了第三个“不清楚”。

   记者专程来到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该公司副总经理章洪湖和市场信息处副处长李雪庭接受了采访。

   记者：对安和保险费事件，作为保险公司你们怎么看？

   李副处长：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对方是教育部门，是育人的，在我看来老师是非常高尚的。这件事对我们保险公司是有促动的，给我们很多启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印制手册，以后学生投保都会有一本小册子，这样就不会出现学生交了保险费还不知道是否真的入了保的现象。

   记者：保险合同应该是保险人与投保人签约，学校又不是投保人，你们保险公司与学校签约有法律效力吗？是否可以理解成非法？

   李答：那不能这么说。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们与学校属于集体保险，这样签也没有什么不对的。

   记者：据我了解，集体保险大都是某集体为其成员出资投保，是一种福利性的，而安和校学生的保险费是家长出资，属于福利性质吗？

   李答：应该说也有福利性。因为学生有病及意外事故，一旦发生，就由保险公司承担费用，家长就没有经济负担了，学校组织保险是对学生的爱护，为家长解除了后顾之忧。

   11月10日，一些家长又找到记者，对哈尔滨市道里区教委和安和小学对此事的处理表示不满意。他们说，现在，一切都说成是张蓓的个人行为，那学校的代办费怎么解释？保险费先交到教委，再统一交给保险公司又怎么解释？一句“不清楚”，是个答案吗？至于为何出现以上现象，有的家长脱口而出，还不是“提成”闹的。他们举例，张蓓私吞的1.14万余元保险费中，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提成”竟高达2356元，能说不是有利可图？据了解，安和小学并不是唯一这样签约保险的学校，只不过出了事罢了。（取自1998年12月15日《中国经济时报》尚志新 董时 文）

   中国保险业的违规操作、黑箱操作与中国金融业的基本品质是相一致的，我曾说过一句气话：“最保险的办法是不买保险！”有人说了，都怪中国的保险乱来，保险还是需要的。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只是一到中国就成了祸害！

   1998年6月11日，湖南省株洲市教委监察科在株洲市第二中学高中961班和964班就1998年以来补课和收费情况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救救我吧！老师强迫+家长希望=无可奈何”，补课“束缚身心，好比笼中鸟，园中兽，苦不堪言”，一些同学在问卷中这样写道。同学们反映最为强烈的是语文资料多，质量差，价格贵，收费高。“语文资料，错误百出，有些是盗版的。”有同学反映，有一份语文资料收费高达25元。在填“共收取补课费金额”一栏时，绝大部分同学填的数字在150元至200元之间。除补课费外，资料费、模拟考试费、毕业会考费，名目繁多。有的同学反映，1998年上学期各种资料费、试卷费就达一两百元。有一同学在补课费“收取方式”一栏这样写道：“软硬兼施”；在“收取补课费时是否有发票”一栏填的是“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