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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
忘 川 之 旅
萧 晓 克
题 引
人忘记的东西比记得的东西要多得多，就此而言，人的生命过程就是一次忘川之旅。
生命的起点，到底应该从离开子宫爬出产道那一刻算起，还是应该从卵子受精那一刻算起，或者如某种颇专业的说法：从受精卵第十四天开始细胞分裂时算起？这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我个人坚持认为，人什么时候能从混沌中意识到“我”，生命才算开始。进而言之，一个人的生命是从他（她）有记忆的时候开始的。再进而言之，人在任何时候回忆往事，追溯到最早能记得起“自己”的那一刻，是生命的起点；而如果随时光流逝，对早年的记忆在不断地丧失，那等于越活越短了，尽管衰老并未中止……
一、零星片断的“我”
我被一个妇人抱着，跨过一条砖砌的沟，进入一栋平房的内走廊，到走廊尽头又进了一个门；已记不清面貌的这个妇人，将没抱我的另一手中的一个纸包放在了摇篮一类的东西上……一个孩子仰面跌倒在地，我分明听到了他（？）头碰地板发出的“咚”的声响，那孩子张开大口半天没哭出声；妇人惊叫着蹲下身，用空着的那手去捞那孩子，我仍被她的另一只手抱着…… 懂事以后，常常听家里大人说起我“很小很小时候”的一些事，依了那些事我推想，那妇人大约就是我的乳母，陈姓；那跌在地上半天没哭出声的孩子，应该便是我那陈姓乳母的孩子了。由此推之，我这最早的记忆，发生在我离开母体后的十个月以内，具体日子当然是无从确定了。
有几位练气功自称开了天目的朋友，还有１９９２年我上峨眉山碰到的一位老和尚，都说我在前世是个高僧。对此，我意念中可是一丁点儿影子也没有。也许过奈何桥时掉进河里，忘川之水喝多了的缘故吧。不过，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征兆：１９５７年９月中（阴历）那个月圆的日子我出生时，父亲为我取名“晓克”，意思是“从一开始就得克制”，确有几分和尚修行的味道。当然，在我父亲方面，给我取这名是为１９５７年这个祸从口出的年头留个纪念，以警示他自己（后来听母亲取笑，父亲离“右派”只差半步！），自然也警示我这个后来人。
如果那不是童年的梦，在我早年的意念中，倒是常常会闪出这样一些印象——澄明的蓝色……随心所欲地飞……飞……飞…… 我记忆中确实有这情景！要是“开天目”的朋友不是说诳，峨眉山老和尚也不是寻我开心，那这“澄明蓝色中的飞”，应该就是我的“前世高僧”之后、转世今生之前的某段时光，我那“天气”（魂）尚未遇合我的“地气”（魄）时的某种经历吧。
好了，休再说诳，言归正题吧——
仍是一些零星的片断：
我拒绝胸脯丰满的女人来抱我，她们硬要抱，我便硬要将那一堆“丰满”推开，有一种“逃避乳房”的潜意识怪兆（可以请哪位精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朋友为我分析分析）。我更喜欢男人抱我，喜欢他们把我高高举起，抛向空中……这难道是“澄明蓝色中的飞”情结在作祟？
在早期记忆中，“地面”占有相当比例。有时我是住在木地板的房子里，木板合缝的地方，往往有些磨损形成的小黑洞，我常常坐在床上的被褥里，盯着木板地面黑洞上摇曳多姿的老鼠尾巴…… 有时，我家的地面又是三合土的了，这三合土地面自然并非“平如镜”，有许多鼓出来的小包包，恰像地面上摆满了切口向下的半边马铃薯……
我想，这些就是我家搬到Ｄ市去之前，在Ｃ城居住时留在我脑海中的若干印象。这都是两岁以前的事情了。
二、在Ｄ市
世上早已无Ｄ市。
当年的Ｄ市，是中苏亲善的产物。苏联要帮助中国在这地面的Ｄ江上建一座大型水电站，于是，中国国务院决定在此新成立Ｄ市。后来，赫鲁晓夫搞起了“非斯大林化”，本来，毛泽东有诸多理由对斯大林充分不满（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但他出于政治上的“深谋远虑”，站在了赫鲁晓夫的对立面，大唱起“非斯大林化”的反调，不惜与之翻脸。随着中苏交恶的公开，这水电站不修了！短命的Ｄ市也随之被中国国务院销了帐…… 就是在这随国际政治气候出现、复又消失的小小的Ｄ市，我获得了最初较为连贯的记忆。
我家由Ｃ城搬到新成立的Ｄ市，约在１９５９年的岁末。由苏联援建的大型水电站，正在做截流前的准备性施工。“苏联老大哥”的称呼在当时很流行，这也很触动了我的听觉，所以在一段长时间里印象深刻。这“老大哥”跟苏联挂上钩，不知是民间的创造，还是中共高层的某个人最先使用，继而才全国效尤的；反正后来确乎是成了现代汉语中的一个政治专有名词了；当然，跟苏联一翻脸，这又成了一个禁忌词汇。
新的Ｄ市市委、市府，合用着一座简陋大院。这大院的某栋“一”字型平房的某几间，是我家的居所。门前的硬泥地坪里，有一株很大的苦楝树。那树下，常立着一个鲁迅《故乡》中写到的那种浙东人称做“狗气杀”的木东西；总有一些两脚禽类在那东西周围徘徊着、摇摆着，有鸡、有鸭、有鹅，还有一种叫不出声、鼻部堆满肉瘤、比鸭大比鹅小的禽类、当地俗称“胡鸭”的；我一直没弄清楚，这“胡鸭”是否像马、驴杂交的骡，是鸭、鹅的共同后裔，反正这疑似的“杂种”最安静也最笨拙，所以，也最受孩子们的欺负。我的仇敌是鹅；那时我最怕狗，其次就是鹅了。据说，鹅属“高智商”禽类，但我印象中却只记得，这些鼻部鼓起一个红球的家伙凶神恶煞，它们常会冷不防头贴地面、展翅翘尾朝你猛冲过来…… 鹅嘴钳人虽不很疼，但形成的精神威胁却很大，怪吓人的；它们昂头高声鸣叫时，那声音也够刺耳的，全无骆宾王的“向天歌”韵味，可见诗人也往往喜欢想当然。我那时被鹅袭击过几次，每次都要吓出一身冷汗。所以，到我长几岁成了顽童时，鹅便成了我经常性的惩罚对象了。
“一”字平房的西头，有条高约一米的土坎，与平房成直角。土坎上有茵茵绿草和一些疏疏落落的小灌木。与那土坎有些关系的，是我初期印象中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有一回，我的二伯父从七十华里开外的乡下老家来，他带了一只甲鱼（鳖）作为礼物。就在门前苦楝树下那“狗气杀”旁，二伯父将那甲鱼开刀问斩。当其时，那里围了许多小孩观赏这斩首盛典，三岁的我也凑在一旁看热闹。大约人多的缘故，被二伯一掌摁住的甲鱼，把头缩进身子不肯出来，二伯便拿了一根竹筷子，去逗弄那甲鱼尚露着的小鼻尖，逗来逗去终于将甲鱼逗火了，它一口咬紧了筷子头，再不肯松开。当地迷信的说法，甲鱼发怒咬住了什么东西，天上的雷公爷不打雷，甲鱼是不会松口的。那甲鱼果然咬紧筷子不松口；二伯将筷子一拉，甲鱼头连颈脖被长长地拉出了身子；二伯用一只脚踩住筷子，腾出手来拿刀，说时迟，那时快，二伯一刀下去，甲鱼头被齐崭崭地剁了下来！孩子们一阵欢呼。不料，在甲鱼头被剁下的同时，那甲鱼的身子也由二伯掌下滑脱，只见那无头的甲鱼身飞快地往左边窜去，二伯拔脚就追，一直追到了那条土坎处，好一会儿，二伯才在绿草从中将无头甲鱼身擒获。四十多年了，这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也许此事那时刺激大脑形成的兴奋度太深，我此后许多年都坚信，没有头的生命是无处不在的；各种各类的无头鬼怪，是占据我童年幻想的重要内容；而稍大以后，看了《山海经》中的无头刑天，以及后来读到施蜇存《将军的头》中那无头的花将军策马狂奔到心爱的姑娘跟前，我都是很信以为真的。
另一件印象很深的事，大约也发生在我三岁时。我一度被家人送进幼儿园或托儿所一类的地方。那时节，我父母一类的干部全都“工作第一”，无暇多顾及家庭的。其时，我家有一位姥姥（外祖母）；但我上面有大我两岁的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弟弟，姥姥一人难得兼顾三个小孩；于是，我便成了被打发进幼儿园的对象。那幼儿园（或托儿所）很奇怪，好像没有多少小孩在其中。我记得，始终与我呆在一起的，只有一个叫赵小毛的男孩，他大我一岁多一点，那双眼睛让人一见不忘，会联想到小鹿或小羊羔，很善良很善良的一双眼睛。小孩子好像都是不愿进幼儿园的，我们呆在那里，一门心思只想回家。大多数孩子都是白托（早上送去，晚上接回家。），而我和赵小毛仿佛是仅有的两名全托孩子，只能周六回家，周日下午又会被送回那园里。每当夜里，那所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人时，心里别提有多发酸、想哭。有时，我们索性放开喉咙大哭一场；当那房子都好像被我们的哭声抬起来的时候，似乎也不曾记得有过什么人推开门看看我们是怎么回事，或事后有什么人安慰我们几句。但我一直记得，那园里有位老师姓黄（当时有人喊她，所以记住了这姓。），她也没有在我们哭声震天的时候来看过我们。可我也记得，后来我念小学一年级时，已是到了另一小城，在那小城里，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这位黄老师，我还特地约了赵小毛（我们两家同时搬到了那里。），专门找到这位黄老师，恭恭敬敬地上前去向她鞠躬、问好；她当时很吃了一惊，居然想不起我们是谁……（我们此举，很可做孟子“性善说”的注脚。）。现在，发生在那所似乎只有我和赵小毛两人的幼儿园的还有许多事，几乎都淡忘了，但有一次我们两人的“历险”，却仍印象清晰。那是一天的中午，那所大房子里只有赵小毛和我两人。现在依情形来推，那天应该是星期天；因为平常日子，中午时光那房子里不可能只有我们两人的。可那个星期天我们的父母却因何没有接我们回家，这就可能是个永久的谜了。反正我们很气愤且不平，为平时所少有。于是，我们决定逃跑。我们从搭叠的凳子攀上了窗台，由赵小毛先翻下窗去，在下面接我；我在翻出窗时手没攀紧窗边，摔了下去，亏得这底楼的窗不高，但我的头仍被重重地碰了一下，我真想大放悲声，赵小毛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低声说：“不哭，不哭，老师会来！”我便果然不敢出声了。离开囚禁我们的那栋房子后，我们便草地里、菜土里、树林里乱跑一气，仿佛第一次感到了自由的可贵。记得我们还到过池塘边，也过了铁路；最后，终于跑进了一家电影院。那电影院守门收票的，是个高大健硕的妇人，我们喊她“罗姨”，她与我们两家的大人都熟，所以，我们进电影院她没有留难，大约她以为我们是两家的“先锋”，大人们随后便到。但这罗姨终于将这事忘了个干净。也许是野地里跑得太兴奋，我和赵小毛在电影院里没多久就睡着了。等到幼儿园发现我们逃了，问到家，家没人；到处去找，找到很晚；两家上下加了幼儿园那帮人，全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最后，终于惊动了市里的广播台；于是，用了高音喇叭，动员市民“帮助寻找失踪的小孩”。这时，那守电影院大门的“罗姨”，方才想起我们二人似乎是进了电影院了！我们在睡梦中被抱回到各家的床上。两家的家长没有在当晚把我们再送回到幼儿园去，或许是出于对我们逃跑的后怕，其实，这也是对幼儿园失职的无言责怪。反正其后在Ｄ市的日子，我呆在家的时间，大大多于上幼儿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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