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之一：新问题常是老问题

   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在任何一个“当下”的种种热点问题之中，哪些才是新问题，哪些却是老问题，嗯，这是一个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比如这两年，年轻人中流行“请笔仙”，把笔仙当真的大有人在，结果搞得电视台请出专家来作解释，从心理学等等科学角度来破除笔仙迷信，但结果依然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其实这问题早有人做过极其深入的研究——许地山在几十年前就曾写过一部《扶箕迷信的研究》，论之极详，商务印书馆在1997年把这书印了区区三千册，使之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在小范围流传，其实如果趁着笔仙热把它重新包装一下，比如配些插图，找个中学生把许前辈的文字作一些生动的点评，书名改成《许地山谈笔仙》之类，封面文案再点明许地山就是《落花生》的作者，想来发行量无论如何也不止于三千册吧？（我把好人作到底，再透露一个重要信息：许地山死于1941年，作品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了。^_^）笔仙这个新问题原来却是老问题，也早有人妥帖地解决过了。眼睛再看看别处：近年又有人争论法国大革命的是是非非，好像以前我们所认为的那一场绚烂光辉的运动其实血腥得很。这是一个颠覆我们常识的问题，自然免不了许多辩论。但是，早在一百年前，早已经有人把法国大革命的内容详详细细、残残酷酷地展现给我们了——他就是康有为，那时他游历法国，写下了一部《法兰西游记》，这部书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就在国内出版了，其中讲到大革命的“盛况”，除了各式各样的“屠”简直就找不到别的东西了——“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种种场面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或许正所谓“实现正义的热情，会使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成了铁石心肠。”（奥克肖特《巴别塔》）康有为还点了一句：“合数十百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看来他从激进派转为保守派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一百年啊！一百年前的这部《法兰西游记》也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读过？和这些个问题一样，很多新问题其实都是老问题，下面我就再来说几个吧。

   （一）“诋岳飞而推崇秦桧也”

   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秦桧是不是大汉奸，甚至，秦桧是不是一位爱国志士，这好像一直都不是问题，可这两年却变成了一个热点问题，参加辩论的人们很少有在发过三个回帖之后还能保持理智的。可翻翻旧书，咦，这却是个老问题了。早在1935年，周作人写了一篇《岳飞与秦桧》，发表在3月21号的《华北日报》上，内容是声援吕思勉的。起因是，吕思勉写了一部《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被国民党政府严令查禁。——单听这个消息，大家肯定都会为吕思勉鸣不平，想想那年头的国民党政府真没少查禁进步言论，甚至还派特务暗杀持异见的知识分子，这回肯定又没干什么好事。可是，先别急着下结论，看完周作人的文章再说：

   报载十三日南京通讯，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因其第三编近古史下，持论大反常理，诋岳飞而推崇秦桧也。如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中有云：“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又云：“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云云。以上所说与群众的定论比较的确有点“矫奇立异”，有人听了要不喜欢，原是当然的。鄙人也不免觉得他笔锋稍带情感，在字句上不无可商酌之处，至于意思却并不全错，至少也多有根据……

   周作人的语气似乎过于温和了，他虽然抢先点了点吕思勉的错误，可这错误也无非是“笔锋稍带情感，在字句上不无可商酌之处”，这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重心是在后半句——“意思却并不全错”，词锋虽冷，实际是说“意思基本上都是对的”，至于那句“至少也多有根据”则很容易让人想到：如果不“至少”的话，那岂不是“很有根据”？随即，周作人便引述历史文献以论证之，凿实吕思勉的“至少也多有根据”，其中引到朱熹的话，颇有分量（朱熹毕竟既是圣人，又是那段历史的部分亲历者，为人为学更以气节闻名），继而点明岳飞之所以成为国人心中的岳飞，道理却在他处：

   “……秦桧见虏人有厌兵意，归来主和，其初亦是。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后当逆亮之乱，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也，惜哉！”（熊逸按：这是朱熹的话，原文较长，只引一句。）可见在朱子当时，大家对于岳飞秦桧也就是这样的意见，我们如举朱子来作代表，似乎没有什么毛病吧。至于现今崇拜岳飞唾骂秦桧的风气我想还是受了《精忠岳传》的影响，正与民间对于桃园三义的关公与水泊英雄的武二哥的尊敬有点情形相同。我们如根据现在的感情要去禁止吕思勉的书，对于与他同样的意见如上边所列朱子的语录也非先加以检讨不可。还有一层，和与战是对立的，假如主和的秦桧是坏人，那么主战的韩侘胄必该是好人了，而世上骂秦桧也骂韩侘胄，这是非曲直又怎么讲？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云……

   后文就不引了，周作人这些话里，“假如主和的秦桧是坏人，那么主战的韩侘胄必该是好人了”这一句一望便知是强词夺理，至于其他，据我所知的是，朱熹确曾是褒秦桧而贬岳飞的，这可真给后人出了大难题了，比如清代龚炜对此就忿忿不平，说朱圣人夸过施全，而既然夸施全，自然就等于在骂秦桧，自然也等于是深惜岳飞，至于为什么朱圣人夸秦桧很有骨力，要么就是朱熹在说反话，要么就是这话有什么特定背景，而大家都理解错了。 乱纷纷的话一直很多，就连王夫之这样的大家竟也对岳飞不以为然， 另如尤侗《看鉴偶评》，毛奇龄《重刻杨椒山集序》等等，多有议论。现代人评论岳飞，常常惋惜他的“愚忠”，其实若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岳飞还算不得一个忠臣——比如，单是“岳家军”这个名字的存在就分明说明他目无君主。岳飞的结局在“岳家军”这个称呼刚一流行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注定了：只要在专制时代，凡是“某家军”必遭统治者的大忌。这世上只能有赵家军或者宋军，哪能有什么岳家军呢？可这事也得怪宋朝皇帝：岳飞军队的正式番号先后是“神武右副军”、“神武副军”、“神武后军”、“后护军”，名字都太拗口，老百姓记这些哪有记岳家军、韩家军容易！（这就提出了一个管理技术的问题。）可老百姓也很健忘：仅仅在岳飞身后五十多年，陆游写诗“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句子底下自己作了个注释：“‘岳家军’这个词，大概是宋高宗绍兴初年的话。”（岳家军，盖绍兴初语。）——陆游这“大概”两个字，真不知让人说什么才好。好啦，这件事就简单谈到这儿吧，谁是谁非我也没法判断，想想历史这东西呀，一百年来的事情尚且疑云密布，何况千年前的往事？至于说扎实地回溯到宋代史料，在穷尽所有资料之后再作出冷静的判断，这就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

   （二）五十年前哈耶克

   近些年哈耶克很热，先有很多人言必称哈耶克，后又有很多人言必称“言必称哈耶克”。究其原委，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于是争读者甚众，迅速流行开了。孤陋寡闻的我就这么一直以为国内认识哈耶克其人其书该是1997年以后的事，后来又听说这书在六十年代便早有了译本，只是罕见流传。直到前不久，在读《胡适文集》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热潮至少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有过了——1954年3月5日，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茶话会上演讲，演讲词被记录下来，发表在同年3月16日的《自由中国》第10卷第6期，题目叫做《从〈到奴役之路〉说起》，其中提到：

   2月22日，《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同我谈话时，我曾对他说：“我所知道的，在台湾的言论自由，远超过许多人所想像的。”……我举的例子是说：比方我们《自由中国》最近七八期中连续登载殷海光先生翻译的西方奥国经济学者海耶克（F.A.Hayek）……所著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我举这个例子，可以表示在台湾有很多的言论自由。

   继而，胡适又谈到某位公务员朋友的一封来信，也是就着哈耶克所关注的问题来谈当时的现实世界的，然后又表示了自己以及同时代的很多人对往昔所抱持的一些观念的忏悔：

   他说：“……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不过我个人也有一个忏悔……我这个变不是今天变的。我在海耶克的书前好几年已经变了。诸位看过在《自由中国》的创刊号上有张起钧先生翻译我的一篇文章：《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这里面有一句话：“一切所谓社会彻底改革的主张，必然的要领导到政治的独裁。”下面引一句列宁的话：“革命是最独裁的东西。”

   胡适紧接着又给了我们一个比1954年更早的时间：

   实在，要彻底的改革社会制度，彻底的改革社会经济，没有别的方法，只有独裁——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才可以做到。这是1941年7月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讲演的意思。……为什么大家都变了呢？这个不能不感谢近三十多年当中，欧洲的可以说极左派和极右派两个大运动的表演；他们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教训。极右派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极左派是俄国三十七年前的布尔雪维克革命；苏俄自己当然以为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以社会、历史、经济的眼光看，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失败。

   这是1941年，从那时算到现在，已经六十五年过去了。当然，这也许算不得一个太长的时间，地球的历史足有四十六亿年，太阳系的历史更长达一百五十亿年，多少事都只是弹指一挥间。

   （三）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读经问题像是一个新问题。这几年来，所谓国学断断续续地热过一阵子，更有一些人极力提倡中小学要开读经课，更有人大代表提议公务员考试要考“四书五经”，其中原委，一方面是自豪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一方面是感叹世风不古、道德沦丧（无论在市井还是在官场），所以需要儒学的补救吧。但是，这个问题照旧是个老问题。几十年前就曾有过同类的读经运动，也曾有过同类的正方和反方，现在激辩的那些问题在我看来还是在几十年前的框子里打转，甚至还不如前人说得透彻。再次请出胡适，1935年的胡适，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很扎眼，叫做《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文章起于傅孟真在《大公报》撰文，讨论学校读经的问题，其中提到六经之难读，说“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浑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胡适对傅孟真这话大以为然，继而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