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于吉之死的三个版本——小说是如何做到“比历史更真实”的

   我们先来就法国东方学会的问题看看道家的动静。如果不提“道家”，只说“道教”，那么，形成于两汉之际的《太平清领书》应该是他们最早期的经典之一。《太平清领书》，看这个书名我们就能模糊猜出它的年代——想想前文讲过的汉代纬书，《易纬乾凿度》、《尚书璇机钤》、《河图括地象》、《春秋命历叙》，感觉很像是吧？好在《太平清领书》还有一个简明的别名：《太平经》。《太平经》的内容可比《老子》丰富多了，而且论事极为具体，这倒是便于理解了，可书中内容，如果抽掉那些过于玄玄虚虚的东西，再抽掉个别反对一言堂的议论，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太平经》和《春秋繁露》一样，大讲祥瑞和灾异，通篇的阴阳五行，还讲人分几等（神仙也分几等），大家都要各安其份，不过也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迈上社会等级的一个台阶。两书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都善于把基础理论发挥成繁复的技术——比如董仲舒的求雨仪式，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到龙王庙里上上供那么简单，非得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做得了。种种对“高深”理论的实用化和技术化常常会令我们现代人瞠目结舌，比如《太平经》阐发《易经》的哲理，说阳爻和阴爻一奇一偶，所以阴阳配对就得是一个男人配两个女人，这才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大家如果都这么做了，“太皇天上平气”就会受到人类行为的感应而降落下来，人间就是太平盛世，反之，如果世间实行的是一夫一妻或者一夫多妻（两个以上），老天爷就会生气，后果很严重。 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一男二女法”和“天人感应”都是一种货色，其间的区别只是技术层面的，而整体来看，这道教理论和儒家学说竟没有什么不同？！但汉朝人却不这么看，结果汉顺帝的时候，有官员奏称《太平经》“妖妄不经”，皇帝也就把这书“收藏之”了。——此事见于《后汉书•郎顗襄楷列传》，其中还提到了《太平经》神奇的来历，说汉顺帝的时候，琅琊人宫崇到朝廷献书，说这书是他的老师于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的神书。这书的外表看上去也确实够神的，“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反正就是说装帧极其精美，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仙界的东西，这就是《太平清领书》——看来汉朝人就已经重视起书籍装帧了。这位获得神书的于吉可不是个普通人，而他的一段经历正好又能说明儒、道、法这些学派在专制体制内的一致性，我们就详细来看看好了。《后汉书》李贤注引《江表传》说琅琊道士于吉跑到南方去了，烧香读道书，还以符水给人治病。江南这时候正是孙策的地盘，孙策有一回在郡城楼上宴请宾客，这位于吉身穿盛服不期而至。于吉这一来，立时引发了全场的大地震，正在吃吃喝喝的宾客们有一大半马上放下了碗筷，下楼去拜见于吉，管宴会的人怎么呵斥都没一点儿作用。孙策可不干了：这江东是我的地盘哎，这些宾客都是我的人哎，有不少都是我手下的将军，怎么于吉这小子倒成了老大了！孙策立即下令，把于吉收押，准备处斩！于吉可能还不明白呢：我犯什么法了？孙策手下的小弟们当然要救于吉，这些人还真有主意，自己不出面，让家中女眷去求孙策的母亲，搞起了夫人外交。老太太这一了解情况，也觉得儿子过分，对孙策说：“于先生助军作福，医护将士，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帮助，怎么反倒要杀了人家呢！”孙策这回可没听劝，说出了一番道理：“当初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抛弃了圣人的教诲，废除了汉家的法律，常常奇装异服，读些邪俗道书，说是这些书有助化之功。可结果呢，张刺史却被蛮夷所杀。于吉这些人搞的东西绝对没什么好处，只是大家现在还被蒙在鼓里罢了。”于吉算是没救了。孙策出刀之快，简直能赛过李寻欢：“即催斩之，悬首于市”。

   “即催斩之，悬首于市”——这八个字是意味深长的，孙策杀于吉刻不容缓，随即挂出于吉的人头，警示众人。这件事乍一看还真让人看不太懂，按说《太平经》和《春秋繁露》能有多大的不同呢？董仲舒主义和于吉主义又能有多大的不同呢？为什么这两者的命运遭际却有如此的云泥之别呢？按照孙策的说法，促成他这个毅然决然的决定的是这样一个逻辑：于吉“抛弃了圣人的教诲”，搞的是一些“邪俗”。——乍听之下，孙策确实言之成理，想想西方历史上的教派之争，各自都坚持自己所持的是宇宙之间的惟一真理，而对方的“邪俗”必须要予以铲除。可是，问题是，这正是东西方的一个极大差异所在：中国历史上对“教义”的信仰经常都是一团糨糊，如果从“儒教” 的意义上来看儒家，信奉儒教的人在祭祀祖先和祭祀古圣先贤之余也并不介意烧个香、拜个佛什么的，民间就更没的说了，关公居然成了财神，大户人家办道场的时候也往往是和尚、道士一起请，整天念经拜佛的人不一定就对佛教教义真有多少了解，黄鼠狼大仙可以和太上老君一起享受供品……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谈到宋朝士大夫的排佛态度的时候，很到位地说过中国的这种信仰特色：“士大夫们的这种排佛态度，在大多数场合下只涉及到个人信仰问题。事实上，官方祭祀偶尔亦有向佛教神灵祷求保护的。如果这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有点匪夷所思，那唯不过是因为西方在宗教领域划分了门户森严的教派，各有各的教理和信条罢了。然而在中国，教义的分野从来就无关宏旨。惟一的区别只在于各种宗教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即看它是官方的还是家庭的祭祀，或者地方的、地区的、村落的祭祀，要不就是行业神的崇拜。而在所有这些情境中，教义都居于次要的地位。” 这样看来，问题的答案就有可能在马克斯•韦伯那里：“……一般也没有由于纯粹的宗教观点招致的迫害，除非巫术的原因（类似希腊的宗教裁判）或政治的观点要求这种迫害。不过，政治观点总是要求相当残酷的迫害。”

   ——孙策杀于吉的理由不再那么冠冕堂皇了，事实上，于吉的“教义”就算再“邪俗”一万倍，也不干孙策什么事，可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于吉挑战了孙策的政治权威，这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设想另外一种情况，盛装出席宴会的不是于吉，而是董仲舒，甚至是孔子或者孟子，结果会如何呢？这些人不仅没有“抛弃圣人的教诲”，甚至自己就是如假包换的圣人，孙策难道就会换一副毕恭毕敬的面孔，和他手下那些小弟们一起下楼拜见么？如果马克思出现在斯大林时代，呵呵……

   说到这节，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从孙策母亲的话来看，于吉当时肯定尽搞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儒家说到底毕竟是搞政治学问的，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说，如果真是孔子、孟子、董仲舒参加宴会，肯定不会落得于吉那样的下场。”——孔孟暂且不论，董仲舒搞的那套和于吉还真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可能就是：于吉会给具体的某个人治病，而董仲舒的法术玩的则比较大，但是，更加现实的区别，也就是导致了这两人实际命运截然不同的缘由，却是因为董仲舒直接打进了政治最高层，获得了官学身份之后，再以官学最高代言人的身份搞一些自上而下的东西，而于吉却是从中下层入手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叫作死，这和“教义”根本就没有关系。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是：汉武帝时代，天下有两大学术中心：北方是河间王刘德，南方是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前文已经介绍过了一些，他网络了数千名知识分子，编纂出了一部卷帙浩繁的《淮南子》，另外，汉朝的文学体材以赋出名，汉赋是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称的独步一个时代的文学，而汉赋的高手大多都集中在淮南王那边。按现在的话说，淮南集团就是当时最大的原创作品出版集团，余秋雨、易中天、韩寒、郭敬明这些老少英雄们全被淮南王以非常优厚的待遇礼聘了去，当然，像好熊熊逸这样的无名鼠辈也能混进去蹭两顿饭吃。北方的河间王刘德集团虽然缺少当红作家，原创性也不太强，但它相当于现在的中华书局，专门整理古籍善本——当时正值秦始皇焚书之后，刘德以重金向民间求访先贤书册，为延续和弘扬传统文化立了大功。所以，河间王集团虽然没什么当红作家，却聚集了一批整理文献的专人和抄书匠，而且偏重于儒家经学——私心想想：我要是到了汉朝，既可以在淮南王那边发表小说，也可以在河间王这边整理古籍，看来饭碗还是能有着落的。^_^汉武帝时期确实文化繁荣，南有文学出版集团，北有中华书局，两大学术中心名闻遐迩。汉武帝是要弘扬儒学的，按说和黄老一派的淮南王该会有些隔阂，但对河间王应该非常亲近才是，而河间王为人也很憨厚，别看那么大的一个王爷，从来不会为非作歹、仗势欺人，只是专心整理学问，真有长者之风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河间王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在喜好儒学这一点上分明就是汉武帝的同道。但是，政治舞台上的逻辑往往不是和常人一样的。汉人杜业告诉了我们河间王的离奇结局：河间王精通经学，道德高尚，天下的英才与儒生都归附于他。汉武帝的时候，河间王进首都朝见，言谈举止很有仁义之风。汉武帝向他请教国事，河间王说得头头是道。——汉武帝应该高兴才对吧？不是，他反倒恼火起来，向河间王发了一句狠话：“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是儒家的一句经典台词，我在《孟子他说》里没少介绍过，大意是说：商汤王当初只有方圆七十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结果夺取了夏朝的天下；周文王当初也只有方圆百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结果夺取了商朝的天下。儒家用这番道理本来是阐释“仁者无敌”的，劝国君们多行仁政，只有施行仁政才有望称王天下，瞧，商汤王和周文王就靠着那么可怜的一点儿家底，不也成就大事了么！可如今这话从汉武帝嘴里说出来，味道就不一样了，最后那句“王其勉之”，是告诉河间王：你老兄可要“仁者无敌”了哎，商汤王和周文王都是你的好榜样，你就再接再厉吧！不知道河间王听完这话是个什么表情，想来肯定是出了一身冷汗。杜业说：“河间王听出了汉武帝的意思，回到封国之后，再也不搞儒学和古籍整理了，成天喝酒、听音乐，就这么度过了后半生。 ”看，河间王刘德，多老实本分的一个人，踏踏实实做学问，没有任何宗教和巫术色彩，结局虽然比于吉幸运一些，可事情的本质却和于吉之死没什么两样。于吉参加了孙策的宴会，河间王也等于是参加了汉武帝的宴会，是呀，有什么不同呢？“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儒家的经典台词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从没派上过想像中的用场，可被人拿来害人却不是第一次。——据说当年荀子游荡到楚国的时候，楚国正值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掌握大权。春申君倒还看重荀子，派给他一个兰陵令的官职。兰陵虽然地方不大，但在这里做官也算个不错的差使，可儒家贤者们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里总是摆脱不了霉运，荀子做官没多久，就得罪小人了。小人向春申君说荀子的坏话，这坏话说得极有水平：“头儿，我给您提个醒，您可一定得小心荀子！”春申君一愣：“荀子这人不错啊，挺踏实啊，是位真正的贤者！”小人说：“您说得不错，荀子确实是位真正的贤者，可是，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劝您多加小心。”春申君被说糊涂了：“你这都是哪儿挨哪儿啊？”小人说：“您好好想想，商汤王靠着七十里的地盘就能称王，周文王靠着百里的地盘就能一统天下，荀子可是位大贤者啊，不在商汤王和周文王之下，他要有了兰陵这片小地盘，难保不会从此起家，最后也来个一统天下。真到那时候，咱们楚国可就要完蛋了啊！”春申君一听，立时就出了一头冷汗：“不错，是这个理啊！”怎么办？春申君赶紧炒了荀子的鱿鱼。 时隔百年，河间王刘德再次因为这句“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遭了殃，不少人都是少年为纨绔子弟，成年后变得老成持重，刘德正好相反，前半辈子老成持重，后半辈子却被迫变成纨绔子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