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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刘杰纠错，为“义德”鸣冤 为刘杰纠错，为“义德”鸣冤
一
刘杰在《日本的“义”与中国的“义”》中，痛斥儒家“五常道”之一的“义”。刘杰写道：
在中国古代的圣贤眼中，是这样解释“义”的：“义”者，宜也。也就是说，“义”并不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权宜之计。这与我所相象的古代武士和士大夫的那种道德观相差太远；又道：这是一种犬儒式的机会主义的人生观，在一切大是大非面前却选择了放弃原则的权宜之计。
这是一种误解。由于五四以来儒家遭受空前惨烈的恶意歪曲和深度摧残，类似误解在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
二
“义”的本义就是正当合宜的道德和行为。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在儒家道德序列或“道德集团”中，其地位仅次于“仁”。
“义”本身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原则，但与“仁”相比，有权宜之意。仁义礼智信是“五常委”，其中仁是最高权威，原则的原则，中心的中心。义虽位高权重，仍必须接受“仁”的节制。所以“义”与“犬儒式的机会主义”毫不搭界且截然相反。孔子重“仁”，孟子倡“义”，但孟子的表现比孔子更雄威凛凛傲骨铮铮有“大丈夫”气呢。因为时代之机不同，只有表现得比孔子更有“英气”，才合乎时宜。
“义”者宜也，这个宜，合乎时宜，与“仁”之大经相比，是权道。关于儒家经权论，我在《东海难不倒》系列之40答有巢氏问中深入浅出地作过介绍：
儒家既理想主义又现实主义，两者圆满统一。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完善地结合在一起的是经权思想。经，常道，是基本原则，普遍规定；权，权巧方便，权宜变通，是对经的灵活运用。孔子很重视权道，在《论语》、《易传》中都表达了经权的思想，在《春秋》中更是将经权思想贯穿在历史事件中来表达,形成了公羊学家完整的经权学说。
孔子认为“权”是很高的人生修养和政治艺术，强调在把普遍规定和基本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去的时候，需要通权达变，因地因时因人而制宜。但权不离经，仁义道德的大经大法任何时候都不能变，在行“权”之时也不能违背仁的原则。这是儒家的权道与法家的权术本质的不同。
三
刘杰表示认同武士道中的“义”的精神，并引新渡户稻造先生就曾经在《武士道》中对于“义”的解释。他说：义是决断的心，“义”就是果决的心，在临事面前的决断。具有“义”的精神的人，该死的时候就得死，该攻的时候就攻。义是人之骨，无义不能立身于世。
其实，日本文化乃中华文化的分支，武士道中的“义”的精神与儒家“义德”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武士道精神对儒家“义”已有所偏离，与史记刺客列传中刺客们体现的“义”的精神也一样（更具“侠”的味道了。小偏而已，原则上并不悖离。孔子逝后，儒分为八，其中一派就曾流而为侠）。
刘杰将“人们往往打打着正义、公义、仁义的旗号，却干着那些没有道德，丧尽天良的事情。”归因于儒家影响，照搬柏杨之流肤浅混乱不堪的“门外”观点，斥儒家文化为“反民主、反人性，也反义的”、“代表专制精神”的酱缸文化，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汉武帝以来，儒家虽上升为“王官学”，但也是表面风光，历代王朝往往阳儒阴法、外儒内法，主要原因也在于儒家理想性。儒家在政治上理想与实践并重，其理想主义是一种“现实的理想主义”，其现实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现实主义”。但“理想的现实主义”毕竟是道德为主的，仍有“迂腐”的、不切实际的一面，实质上仍是理想主义。所以儒虽重视权道，为什么在历史上很多时候照样很难行通。
但是，阳儒内法不是儒家的错，道德变伪，“人们打着正义、公义、仁义的旗号，却干着那些没有道德，丧尽天良的事情。”更不是道德的错。任何学说都可能、也可以被专制主义利用来作“旗号”的。在西方历史上，人们打着上帝的旗号，却干着那些没有道德，丧尽天良的事情；在现代中国，民主自由不也被中共狠狠利用了一把吗？
四
枭文《以德治谁？》曾为领导人拟座右铭曰：仁以安人，义以正我，德以自治，道援天下！同时，这也是我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拟口号之三。
“仁以安人、义以正我”的原创权应归董仲舒。他说：“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义之为言我也。”意谓仁着眼点是他人，义的着眼点是自己，仁的重心在爱人，义的重心在正己。他又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承认）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义法》）
这才是仁义的正解（之一）呀。“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的东西”，与仁义何干，与儒家何干？2007-12-9东海一枭
2007-12-9首发《自由圣火》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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