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泉:老枭是一只老鸟 /东海一枭(余樟法)

在1949之后的中国，大陆的文人几乎已经灭绝，到处都是文奴，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再见文人身影，其实是件好事。在我的眼中，文人是个积极的角色，而不是个贬义的词语。文人常常会拍案而起，这是中国历史的传统，是我们应该珍视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历史从来都尊重文人。但是恰如我在《社会分工与言行不一》的系列信件里说过的那样，文人毕竟是文人，不论他们如何拍案而起，都是文人的身份，文人的职业就是要坐而论道，而不是起而行之的。与文人常常会拍案而起的传统一样，文人从政更是一个大传统，对此，刘小枫在其《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中有过很好的提示，我也就此写过专文笔记。在此不赘述。面对历史与现实，我们也许需要切记的是，不论是文人论证还是文人从政，都有可能导致文人的角色错乱。这里包涵太多历史的缘故，在此也无法展开去谈。我只想说明的是，这种文人的角色错乱往往是双重的错乱。第一重错乱是外在的，因为人们对文人有着过份的苛求，忘记了毕竟是书生的局限，与第一重错乱一样，文人自身也会在一种虚幻的情景中越位，以为自己可以在拍案而起外，还可以揭竿而起。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文人们的越位、错位与缺位。

在家天下的农耕时代，文人论证或是文人从政是他们寻找社会认同的办法。但是，在“党天下”的工业时代，政党政治已经取代了传统文人那种主要的社会认同的做法，现代社会的文人角色已经变成了作家、学者的职业身份，李白杜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但是正如刘小枫在其《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中所忧虑的那样，我们至今还找不到民族社会的共识，特别是在毛共之后的思想解放、经济开发的时候，质疑的、反叛的枭鸣与枭声四起，而这里就有东海一枭君。事实上，这些枭鸣与枭声使人们在当局的那种“政治正确”之外有了一种选择，原本让人畏惧的分庭抗礼也就成为一种常识。作为一个成长于毛主席万岁，到***万税的时代社会里的个人，我的青春时代是从“怀疑一切”开始的，所以不论是对在朝者的“政治正确”或者是在野者的“政治不正确”，我都已经能抱有那种兼容并包的心态。因为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我们都只有一个中国。在重寻共识的过程中，朝野双方都是共存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敌我的对抗关系。

记得我在写给朋友的《莫谈国是，聚众为何？》中谈到过一个细节，2003年，在广西南宁的任不寐先生家，我边帮他整理照片，边闲聊，谈到东海一枭等，他笑言，《议报》几乎就是他们几个人给撑起来的。……

当年这两个在南宁的文人，现在一个依然还在南宁，一个已经移居海外。从这两个都不是广西人却曾定居广西的文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他们都是用枭鸣与枭声质疑当局的那种“政治正确”的文人，但是一个笃信儒家与佛道，一个则皈依耶和华。这是一种内向的历史与外向的开发的组合，都属于我们这个寻找新路的民族社会。对坚持在自身民族的历史中寻找归属的东海一枭来说，他的努力犹如一只迷途的老鸟在寻找那片已经远去的老林，他也许忘却了诗人马致远在其《秋思-天净沙》中所做的描述，而很多人都还记得。但是，如果没有宗教的那种语境，对致力于向外的开发的任不寐来说，人们看到的也许就是远方除了遥远就一无所有，人们就这样在左右两难中被撕裂。这样的悲剧属于很多很多人。

其实，人们忘记了大自然从来没有为人类划出国界，任何国界都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文化也一样。如果我们把人类比喻为一只鸟，那么，我们就知道鸟是没有国界的，鸟所需要的只是森林和原野，而不会去问森林和原野的意义，对鸟来说，森林和原野本身就是意义。人类世界也一样。在一个完整的世界里，内向的历史与外向的开发的组合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须的，作为一个皈依耶和华的人，我并不鄙薄自身所在的华夏历史。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理解到老枭只是一个文人，并以文人的身份去看待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老枭是一只老鸟”，他在尽力地往内陆飞啊飞，虽然他的姿势不雅，路途遥远，方向不明，但是悲壮而凄美。

一枭附言：先转发共赏。待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