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王摄民主，吾道通自由-----关于“东海之道”答客问（一） /东海一枭(余樟法)

另外我说过，我的道乃是发展了的孔孟之道，是孔孟之道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复兴，可谓托孔孟之福，拜理学之赐，踏古人之肩，摘时宜之果，故虽有发展，并非“发明”，而且这发展也离不开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等新儒家的努力。这是要首先特别声明的。所谓东海之道，姑妄名之而已（在日前一次闲聊中，薛振标同道认为我的一些观点与自由主义不同，也与儒家不同，建议我用“东海思想”为名。可惜“思想”之名早已被毛泽东们败坏了，不宜。另外，严格地说，“东海思想”不是与儒家不同，而是与一些所谓的“儒家”不同，在大经大法方面，与孔孟及程朱陆王是一脉相承的。“东海之道”对于自由主义，则是在取精采华的基础上超越之。）

一

东海之道遥接孔子，直承大易。熊十力认为《周易》中的“生生”的观念，最集中深刻地表现了儒学固有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他心目中的宇宙万有本体是无形相、无质碍、绝对、永恒、全面、圆满、清净、刚健的。这一即心体即性体的绝对永恒的本体，是宇宙人生创化不已、生生不息之内在动力（见熊氏《新唯识论》）。

梁漱溟认为充盈孔学和宇宙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生命精神：“这一个‘生’字是孔学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认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他断言，儒家和佛家的根本不同即在与“生”与“无生”的对立（见《梁漱溟全集》）。

吾儒之道与道家佛家有同有异。都一样心物不二天人不二，都一样穷高极深圆融无碍，此为其同（诸家对人性的认识亦有相通之处）。但佛家归本于寂，其道体无为无造无生无灭；道家归结为虚，其道体离世俗离政治离社会离道德；儒家之道则立足于“生”，其本体是“天行健”、“动而健”、“剥极必复”、“否极泰来”（《易》）的，是生生不息、新新不已、大化流行、健动至善的，此为其异。

《诗经·大雅·文王》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佛儒两家的道在这一点上是相同，都是无形无声无声无臭离于言说的。但佛道止步于此，儒家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佛家的道体只有“寂然不动”的静寂而没有“感而遂通”生动，只有“无为”的消极而没有“无不为”的积极。《论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佛家的道只有“无言”的大寂灭而没有“四时行百物生”的生机勃勃。

老庄倡自然，释氏主寂灭，都含有消极意味，唯《大易》（儒家最高经典。道家亦宗易经，故与儒家颇多相通相契处，但道家偏于虚静雌柔，于《易》有所偏离）强调“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裁成辅相范围曲成”之诸功用，为儒家道体所特有。我对道体的认识，请参阅枭文《此是乾坤万有基！》及“中华文化大启蒙书”系列、“东海草堂讲经”系列中有关篇章。

二

内圣外王，皆道体的落实与功用。

孔子之道，圣王悉备，不足之处是于“性与天道”探索、揭示或阐述得不够；于外王之道，也多为原则性的指示而缺制度性的建构。故孔学虽广博，于圣王两道皆规模粗具而已。孟子继承了孔子理想主义的一面，发展了内圣的一面，程朱陆王则进一步把内圣学推向至高明至精微的境界。但程朱陆王于内圣之道，精深有余，宽广不足，于佛道的理解比较粗浅，排斥虽力，恰以自显狭隘。同时理学以内圣统外王，重内圣轻外王，在制度建设方面殊乏创意。

这里有时代局限问题，有历代专制强权的摧残扭曲的原因，也是儒学自身过于“内向”、政治客观精神不足所致。用牟宗三的话说，中华文化富有“综合的尽理之精神”（道德精神）、“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艺术精神）而缺乏“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故未能开出科学与民主。

《东海之道》云“我的道，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立足于儒，旁通佛道，融摄西学。”其实这一句话已很好地概括了吾道与孔孟及程朱陆王之同异。东海之道不仅具有道德精神、艺术精神，而且吸摄西学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所以不仅追求道德自由、艺术自由，而且进一步追求民主制度赋予的政治自由。

东海之道在个体生命中体现为仁义，最高境界为内圣，那是浩气的至充，良知的至彰，心性的明见，是道德修养的至善。关于内圣修为，可参阅枭文《儒者的力量从哪里来？》、《谁识圣人面目真？》；东海之道在政治生活中体现为仁政，最高标准为外王，最高社会理想为大同。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时代，追求民主乃是最佳的“道援”，最高的仁德。因为民主乃天道仁德在制度层面的体现，作为王道政治的初级阶级，民主就是现时代最大的仁政。所以，就个体而言，东海之道以仁为宅，以义为路，以内圣为本，以外王为用，以道德修养为本，以社会实践为用；就政治而言，东海之道以王道为本，以仁政为用，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

民主之道，世界各国可谓大同小异。其同处可用“六字真言”概括之：公开定期选举；其异处则因各国情况不同，戓有总统制内阁制之分，戓有“海洋法”“大陆法”之别。便是残留君主制的，君已虚置，有名无实，其实也属于民主国家。

在中国，具体应该实行怎样的民主（当然是在保证“公开定期选举”的前提下。如果有违这六字真言，民主就会变成伪，异化为专制），是采取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制度，是依循大陆法体系还是海洋法体系？同时民主诞生以来，虽不断发展完善，其弊端仍不断暴露出来。作为后来者，我们如何更好而有效地抑弊扬优？这一切，尚待有识之士与我一起深入思考，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之。

三

判断一种制度、一个社会、一种文明的优劣的最主要尺度是：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自由。黑格尔曾深刻揭示：人的历史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黑格尔曾深刻揭示：人的历史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被动”意义上的“不做”的自由。

儒典中虽没有自由一词，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不过儒家的自由类似于或偏向于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片面强调主体活动的主动性自治性，强调道德意志之自由。故在提升内在自由（道德自由，意志自由）方面，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资源极为丰富，“手段”也最为高明，但对于如何保障“消极自由”即民众的外在自由，缺乏思考、认识和重视。

就社会而言，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自由，包括思想、言论、信仰、游行示威、结社罢工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等。这些自由，要由宪法规定、国家保障、政府落实之；就个体而言，内在自由无限，外在自由有限，每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以不违反法律（当然是立足于宪政基础上的、符合普世价值的良法）的规定为界。

内在自由依靠个人的修养努力，外在自由（政治自由，消极自由）则有赖于社会制度的保障，靠领导者的道德自律是不够的，靠一般的文物典章制度也是不够的。儒家在道德建设方面成就卓然，在制度建设方面则做得很不够，古代儒家虽建立了一系列文物典章制度，但都是在治权上下功夫，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政权的民主”建设，未能通过法律、制度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和防范，在政权的产生和过渡问题上更未能从“家天下”的思想圈子里跳出来。

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儒家没有足够的欲望、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制度问題。然复须知，儒家内圣学塑造的内在自由在精神本质上是逻辑地导向反对专制的，道德到了高处，仁义到了极至，必然不能容忍恶制苛政的狂獗，必然要维护他人与自己的人权和人格尊严，所以儒家开出民主、通向自由只是时机和条件问题，迟早的事，何况民主已成汹湧全球的时代大潮？

以外王之道吸摄民主之优，从内圣之道通向自由之路，把圣王之道制度化时代化，此乃中国社会当务之急、当代儒家应尽之职，也是吾道题中应有之义。

结语

综上所述可见，东海之道立足儒家通佛通道通古通今通中通西，通乎普世价值和时代潮流，通乎民心舆意天理人情，广大全面事理圆融，极富活泼性包容性人民性时代性。它是天地之道也是人类之道，是心性之道也是政治之道，是理想主义之道又是现实主义之道，总之是人类必由的和谐之道、正义之道、文明之道、真理和希望之道。只要假以时日，吾道必将大行于中华，惊艳于天下！

2007-2-3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2-7 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