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难不倒（62---64）

   62、庄子冰：

   “平天下”之“平”与“平章百姓”之“平”同解。平章，《書大傳》作辨章，《史記》作便章，平、辨、便通训。“平”字作治理解，并非从“平等”义引伸，所以东海后面关于“平”字“动义”、“静义”的发挥，纯属臆想。

   东海老人答：

   很多人以为儒家缺乏平等思想，其实是一大误会。儒家在历史上认同和尊重过等级制，是一种不得已，是因时制宜的历史性的权道。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等级制正是反经合道的合理选择。但从根本义理上说，人格平等、实质平等是儒家的思想要素和理性追求。《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太平”之说，则表现了儒家“实质平等”的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角色不同，不影响每个人的人格平等。

   孔子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只有在把他人视为与自己在人格上平等的前提下，忠恕的道德才能成立。我说过：人之性皆禀之于天，人人都有良知，人皆可以为圣贤，在“性与天道”的层面人人平等，即人性本源平等，此乃东海平等观的形而上学基础。

   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依据体用不二的本体论，直接推论出“平等”准则。体用不二，自然万物同源、万物一体。万物从一体派生，且分享本体之全，故平等是先天规定了的准则，是人类社会最确当的伦理关系。（《春风著物原平等，那得工夫有浅深-----“东海之道”的平等观》）

   “平天下”的“平”字作治理解，但不影响从中引申出平安、公正、和平、平等等义。平安、公正、和平、平等等义本来就内蕴于儒学之中，并非我的臆想。治国之道与平天下之道，有同有异，对国言治，对天下言平，此中有深意，平，是一种与治国不同的一种更高境界、更加公正平等的治理。

   63、庄子冰：

   从东海对“国治”与“天下平”的区分来看，东海似乎连古代何谓“国”，何谓“天下”都不甚了然。国者，诸侯之国也。天下者，周天子所有之天下也。古人的天下大同，其实也就是实现天子的大一统之治，其范围与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国家相同。古人尚未发展出我们今天的“世界”概念，此点亦请东海注意。

   东海老人答：

   这样的卖弄一点意思都没有。

   首先，古代的天下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与国家当然不同，我从来没有将两者等起来。但它们也并非截然不同，在一定层面它们具有相当的可比性。

   其次，东海之道在大根大本上与古今儒家包括新儒家无异，但在形上形下内圣外王等各方西精微处却又不尽相同，比如在外王方面汲纳了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是孔孟之道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升级版”（东海之道的特色，可参见《外王摄民主，吾道通自由》等枭文）。天下大同，在孔子时代指“实现天子的大一统之治”，在东海时代则是指民主政治的高级阶段：世界大同。

   东海之道不是糸而不食的匏瓜，而是针对当今时代与中国制度、政治、道德、文化各种病症所下的药。此点亦请庄子冰注意。

   64凯子王问：东海先生您好：早就拜读过您的文章，对我启发颇大。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也是阅读了许多关于儒学的辩论文章后，一直没有得到澄清的重要问题还是挥之不去。那就是，儒学在中国发展近2000年，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正统学术的，总称了。里面可谓内容繁杂，兼收并蓄，而又派别众多。几乎，任何一种儒学的说法，都能找到与之相反的论述。比如“圣人之过，如日月经天”是个很中肯的说法。可同样是汝学中的宋明理学部分，就有者：（对圣人）“不可不依仿，不容不依仿”的极端意见。

   简单点说儒学，在其发展到现在，可以是精华与糟拨并存，是个公认的显现。那么，怎么样在发扬儒学的积极部分的同时。避免其消极部分的影响？怎么样分辨，儒学中的优良与糟博？是个关键的问题。不知东海先生在这方面是否可以给与指点呢？

   东海老人答：

   儒家重理想又重现实，有不易有变易，有经有权，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完善结合，是经与权的圆满统一。经，常道，是基本原则，普遍规定；权，权巧方便，权宜变通，是对经的灵活运用。

   用现代文明的标准去衡量，儒家确实存在着一些消极、落后部分乃至糟粕。这是

   任何学说都免不了历史的局限性。同时，某些现在看来消极落后不公平的部分，恰体现了儒家对历史现实的尊重。比如世袭制、嫡长制、等级制等，都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合法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最适宜的制度选择。

   何以见得，不展开分析了。想起吴思《潜规则》《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中说到一个小故事：明朝吏部尚书孙丕扬放弃传统选官机制，却用“掣签法”来选任官员。本来对官员的的任用，历朝都重视德才兼备的原则，也建立了选贤任能的考核、荐举机制，然而明朝吏治腐败，官多职少，请托成风，正式的选官机制无法应付潜规则集团对人事安排的干预。孙丕扬为人清正，既想消除请托、跑官的陋习，又顶不住潜规则集团的压力，只好修改正规则，通过资辈认定和抽签来分配职位。“掣签法”虽不符合正规则任人唯贤的道德原则，却是一种“次正规则”。对于儒家历史上的一些思想行为，亦当作如是观。

   我们说儒家是一种先进、早熟的文化，是就儒家思想中理想、道德、大经大法层面而言的，这是儒家的精华，是儒家“不易”的根本和主流。

   表面上看，确实“任何一种儒学的说法，都能找到与之相反的论述。”也不排除儒家各门派之间互相矛盾，但更多的是论述的范畴不同，针对的对象有异，似矛盾而实不矛盾。有些表面上看去似乎相反的论述，完全可以在更高的思想层面取得统一，可以用中庸、经权等学说予以圆满解析。

   “圣人之过，如日月经天”与（对圣人）“不可不依仿，不容不依仿”并无矛盾。

   前者是说圣人坦坦荡荡勇于改过，不掩饰，后者是说圣人作为一种道德模范，

   值得学习。但这个“依仿”也不是绝对的，不是迷信和盲从。儒家主张立其大者，对圣人也是要“学其大者”。仁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王阳明将“仁学”发展为“良知说”，以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民主论坛 上载：[2007-11-02] 修订：[2007-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