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鹏举，请对准了开炮！ /东海一枭(余樟法)

关于德治，我在《群龙无首，天下大同》中的原文是：“儒家倡导德治，但并非唯德治论者和道德万能论者。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纯任德治是行不通的。儒家认为：一、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施行德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二、德治有赖于法治为辅为基。德治的教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孔子说过，善人为邦要百年时间，如有圣人为天子也要三十年时间，才能行仁政于天下。随着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提高，法治由重而轻，德治由轻而重。”

对照原文，可见翟鹏举把我的原意歪曲到什么程度了。接下去翟文把德治思想与林彪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毛泽东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等联系在一起，给德治谥以“害人害己贻患无穷”之名，纯属牛头马嘴。

在原儒那里，德治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统治者修身立德，以身作则；二是所有典章刑法制度要符合仁义原则，以德为本。后人将德治理解为纯任道德的道德主义，或者将法律与道德割裂开来，将法律与道德都当作役民的工具，都严重违离了儒家义理，毛林之言行更是儒家的悖反。

该文类似强作解人一团酱糊之处所在多有，如说我“认为儒家文化比西方的科学理性层次高，比自由民主层次高，也比耶稣基督精神层次高，还说儒家的王道政治，道德理想，大同世界，是中华文化的极致，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是终极真理。”“东海一枭说王道政治，大同理想是终极真理”云云，都颇为别扭而有失准确。基督教与“耶稣基督精神”，道德理想与社会最高理想，绝对价值与终极真理等是有区别的。例如我会说儒家文化比基督教义理更圆融，更有先进性，“教级”更高，却不会说儒家文化比耶稣基督精神层次高。这样的表述很不严谨。今后若有批枭者，敬请引用原文

另外，儒学与“儒教”、儒学义理与儒家历史上的具体政治实践，圣贤道德与一般道德、儒家普遍道德价值与由特定制度或习俗所规范的行为准则都是有区别的，批儒者应先弄清它们的异同之处再批。

二

汉武以来，多数王朝尊孔尊儒，但尊的度数有限，且是有选择性的。满清更是对儒学进行了极严重的扭曲和极恶劣的利用。几百年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可以说是满清从根本上悖离了孔孟大道所致。五四新文化运动引领民主科学思潮有功，但批孔反儒，又进一步自毁了文化根本，使民主自由无法与本民族文化根源相接，以致在马列主义浸攻下一触即溃。

辛亥革命利弊功过另说，但它中断了清政符已经被迫启动的宪政进程，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据荆知仁先生考证，中国有关宪政的思想，早在道光朝即已启萌，到了清末已成为一般知识界乃至朝野上下不言而喻的公理。当时的维新派立宪派，全都接受过儒学的熏陶，儒者不少，康梁辈还是大儒呢。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即陆续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设立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发布《宣示预备立宪谕》，提出预备立宪原则，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设立各省咨议局，成立资政院等等。这都是史实。清帝国在国力不振、西学东渐的内外压力下，若非革命潮起，未必就不能走上宪政之路。

所以我说：“西方社会近两百年来的发展突飞猛进，民主制度的优越，有目共睹。吾国吾民自当学习，汲取其优势和长处，但不能因此就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一股脑儿地栽在中华文化头上。恰恰相反，正是中华文华受亚西方马列文化深度摧残，正是秦汉以后儒家文化发展之路挫折不断，最后被‘五四’和文革强行中断，才导至我们的政治及其它相关方面越来越落后。”（《基督不是自由的妈》）

翟文这里倒是引了原文来批，可理解仍是失之千里的。翟鹏举对所引枭言加以简单粗陋的理解，得出“东海一枭说五四之前中国的落后挨打该由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负责”之类荒唐结论，确实“匪夷所思”，只不过这“高沦”又是强加给“东海一枭之口”的，后面连珠炮般的责问全是似是而非无的放矢。至于把“不能因此就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一股脑儿地栽在中华文化头上”简化成“不要把中国落后的原因推给儒家”，等于公开作弊。如此种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做批判文章，还有什么学理可言！

三

翟文曰“这些说法也不是东海一枭的发明，他的前辈儒家早就说过，没有几个人当真，倒是有更多的人相信鲁迅和胡适大骂儒家的话，毕竟引领思想界前进的，不是熊十力、牟宗三、梁漱溟这些人，而是思想界公认的先驱——鲁迅和胡适。”

鲁迅和胡适固然不无思想，但与熊十力、牟宗三这些大师相比，无论才识道德，皆望尘莫及，却成了思想界公认的先驱；关于中华文化的优秀，关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关于中华文化与民主自由可以相通等等问题，前辈儒家早就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居然“没有几个人当真”，这恰是时代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

胡适也罢了，虽于中国文化浮皮浅尝，对西学毕竟有所通，鲁迅则于中西文化皆远未入门，居然也成为“思想界公认的先驱”，学风世风可知矣。正如李敖说的：鲁迅反对议会政治，那是民主吗？连基本的民主结构都不懂，这样作为思想家是不及格的。

又，翟鹏举把“孔孟的话”与“共产主义者说的话”相比较，认为两者都有嘉言，都不可信。不知马列学说与儒家学说核心部分不同，根本性质不同，岂能相提并论？

儒家倡仁政王道孝道恕道和谐中庸，马列倡阶级斗争大义灭亲，儒家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马列为意识形态的政党以党为本，党为贵，国家次之，民为轻；儒家政治正心诚意，以德为本，马列政党以权为本，巧言令色，把道德当作维护特权的手段和“修理”民众的工具；儒家尊重民意，和而不同，马列政党压制舆论，一统思想；儒家敬天畏命，马列政党轻视自然规律；儒家讲中庸，马列政党走极端…处处相反和对立。对于特权（君主党权），前者是良性抑制，导向善政仁政，后者是恶性怂恿，推向恶政暴政。

人间地狱是马列文化反文明反民主的主流、马列政党物化堕落的本质造成的。马列们虽然也说了些很富有理想主义和民主自由色彩的话，但那些话与马列学说的主流和本质是矛盾的，充满虚伪欺诈性，在以马列为意识形态的政权中不具备任何实践性，不象孔孟言论，仁宅义路，内圣外王，真诚圆融，一以贯之，而且在传统政治实践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并非“虚情假意”、自相矛盾的马列式“美言”可比。

王国曹操说，如果没有他，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我学句舌：如果没有孔孟学说的引导，没有仁义道德的制约，中华历史不知多增加多少黑暗和血腥！

四

翟鹏举即然知道老枭“反共产党专制很坚决，也很勇敢”，知道我“是既宣扬儒家，又宣扬自由民主人权，致力于儒学和西学的沟通，为民主寻找文化之根”，就该知道我“大肆宣扬”的儒家，绝非维护现代专制的小儒学伪儒学，嘲弄反对何为？难道民主自由就不可以在民族文化中寻根？

新儒家唐君毅早已指出：今之言中国宜有西方科学与民主政治者，多出浮慕西方文化之有此。既罕能极深研几，就义理当然处说，尤罕能探本溯源，自中国文化历史发展中本身所遭遇之问题说（唐君毅《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读牟宗三先生［历史哲学］书后》）熊十力也说过，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然其固有优质尚待发扬。

翟君与多数自由主义学者一样，对儒学了解肤浅，误读重重，这里就不一一纠正了。即使如翟所言，儒学已落后于时代成为“无用之学”，但至少它不会比当初的基督教更落后吧？“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获得新生命”，为什么儒学就不可以经过文化更化而激浊扬清，从而获得新生命成为有用之学？退一万步说，就算儒学与西学、与民主你死我活绝对不可沟通，尝试一下何妨？民主政府必是宽容多元尊重民族传统历史传承的，民主人士却如此一根筋，真可悲也。

大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我相信，对儒学“没有几个人当真”的凄惨局面也很快会得到根本的改变，抗拒民主的的反动力量逐渐衰微，儒学汲纳民主、制度中华的时代正在大踏步到来。我相信儒学的力量，相信人性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和时代大势的力量！

五

翟曰：“自由主义者因当务之急多不愿与之争论，任不寐之不愿与他儒基对话，不是怯阵，而是好意给台阶。”我想，任不寐听了这些话会脸红的。真理虽难言绝对客观，但相对的理论是非、思想优劣、境界高下的标准还是存在的，仅靠虚张声势强辞狡辨或者东拉西扯转移视点，纵然“很雄辩”，虚火而已；以“行文气势压人”其实是压不住人的，压得了矮人压不了高人，压得了辩论对手压不了天下人。

我依据中华文化的义理批评任不寐的的文章《道德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化灾民任不寐》、《任不寐，我想领你回家！》等，一搜就出来，我批判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文章也都贴遍江湖，谁如不服，对准了开炮即可，用不着给我台阶下。就算任不寐“好意给台阶”，难道广大读者全都是不知事理、不辩高下、不明是非的糊涂虫？那岂非广大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全都毫无“护道”求真之精神，都大方到愿意牲牺信仰、牲牺真理来“成全”老枭？

另外，很多人喜欢主动挑战，向我叫阵，可惜矛头指向的多数是我的影子甚至是另外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我”。例如芦笛，在论战中最擅长“栽赃嫁祸”之术，大量伪造虚构我的见解和观点。近见芦文《“东海一枭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打开一看，原来是他将几篇旧作合在一起换了个标题重新推出，其中除了被我驳得千疮百孔的“芦笛思想”，还有许多伪造的“东海言论”，甚至还有早已说明和驳斥的谣言谎言。对这类重复打来的下流炮，老枭如果答理，实在是脏了我的英雄笔！

翟鹏举通过《自由圣火》《向东海一枭开一炮》，一样没对准。但与芦笛故意“栽赃嫁祸”、恶意丑化对手不同，应属理解误差，且反映出来的问题比较普遍，故回击之。不论翟鹏举本人如何，世间总有些可教的孺子值得费心。

2007-2-1东海一枭

首发《自由圣火》2.7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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