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声重放:重视道德建设，推动民运发展 /东海一枭(余樟法)

例如，或随心所欲地撒谎，肆无忌惮地造谣，或全无实据地攻击他人，或毫无原则地变来变去，或婆婆妈妈鸡毛蒜皮，满腔仇恨睚眦必报；或怯于公斗勇于私斗，略有异见便成仇敌；或不懂中庸之道，没有容人之量，本来圈子就不大，还要圈里分圈，勇猛排斥，鹬蚌相争，内哄不断；或为了批判而批判，对别人的文字言语断章取义；或对于正义事业的追求缺乏内在的力量源泉，不是举而不坚，就是坚而不久，略有挫折，掉头而去，略予诱惑，反戈一击…。

上述种种表现，在民运人士自由派可以说相当普遍。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不是一般的道德低下，而是丧失了基本羞耻感，沦为完全的道德盲。不诚实、不信义、无操守、无原则等违反基本道德的言行不仅被视为正常，有时还被视为荣耀和“智慧”，为“政治的需要”、“斗争的艺术”，仿佛只要是民运人士，就可以享有“道德豁免权”，无论怎样不道德的行为都因此而高尚了起来，无论怎么胡言乱语胡作非为，都会闪耀正义的光芒似的！

这一切，令人哭笑不得而悲从中来！

二

孔子有句名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王肃注曰：“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 如果把道字换成民主（民主之道可以视为儒家王道的初级版），可以理解为：人能把民主事业搞大，而不是民主事业把人（参与者）变“大”。用王肃的意思来说，大人去搞，民主就会兴旺；小人来弄，事业难免衰败。

我以为，人能弘道，道也能弘人，人与道是互补的。如果人真诚地去“弘道”，道对人是有促进廓大作用的。民主自由作为一项伟大崇高的公益事业，对人特别是亲身参与者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是会有一定提升作用的。不过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道”来“弘”，而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弘道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道德修养，积极主动地把自己“弘”成君子大人，“弘”成时代先锋和人民英雄！

在枭文《言论自由离不开自由言论》第五节我写道：

民主不过是世俗利益分配的一种较佳机制而已，就象波兰民主元勋米奇尼克所说，民主是灰色的。民运本来就不应该是道德清洗运动，更不是王伦领导的梁山泊，它应该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事业和追求。所以，“把人生投入民运”当然高尚，“把民运投入人生”也未尝不可，“投机民运，把民运当成吃饭的活计”，又何尝不可？

现在发现，这些话大大出了偏，需要修正一下。民运固然不是道德清洗、道德强制运动，但也不应该是痞子小人运动，撒谎造谣运动。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事业是需要一点理想主义的，民主人士和民主事业尤其如此。

民主与专制的斗争，是观念和实力的较量，也是人格和道德（包括政治道德和个人道德）的较量。正义的目的，崇高的理想，只能以道德的手段去实现。道德是有力量的，而且是一种持久性、持续性的力量。

如果从一般参与者到核心灵魂人物大都满足于“把民运投入人生”，满足于“投机民运，把民运当成吃饭的活计”，甚至成为谎谣专家，那么，民运最大的资源优势----道义力量就会越来越匮乏，影响力和感召力越来越微弱，民主之路将更加艰难！

我不赞成道德清洗、道德强制之类似是而非的词语。道德从来就没有外在的强制力。如果说清洗，那也是一种自我清洗。比如，老是满嘴跑火车、食言而自肥，老是为了追逐蝇头小利而不顾大义大局，岂非渐渐把自已从他人的信任和尊重中“清洗”出去了吗？一个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信任和尊重，纵热闹一时，又真能成就什么长远事业？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同道仲维光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89民运在全世界的人支持，全世界都给钱，在那么好的形势下，经过了5年走到了一个低谷，然后几乎瓦解。仲维光认为89民运参与者尽管有好的冲动，但是他们很多人根本上是党文化，还是在共产党的文化的氛围里头。

将原因归诸文化，不无道理，只是含糊笼统，大而无当。89民运在那么好的形势下很快转入低谷，有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及世界大势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这里不展开分析。但不可否认，一些领袖人物个人形象不孚众望、道德实践出了问题，当为要因之一。"你们的道德实践若不比共党高，你就不能克服他"，牟宗三之言，至今振聋发聩！

三

谨在此重申我的《两项基本道德原则》：

不撒谎。不是要求任何场合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说绝对的真话，那太难也没有必要。但是，在涉及公众利益及公共事务的问题上，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说假话，此乃立身之根本。如果限于各种特殊情形与具体境遇，说真话不方便，有困难，有危险，可以不说话；如果一定要说，就必须坚持言论、思想的基本诚实。

不为恶。可以不为善，但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为恶，大恶不可为，小恶亦不可为。不论是否利己，都不能损人，不能害人。极而言之，害一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

两项基本原则是用以自勉自律的。在守住这两条底线的基础上，尽量以更高的圣贤道德来要求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坚持民主，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秉持仁德，对亲人孝悌，对朋友诚信等等，这些都是平日里常常“三省”的。

同时两项基本原则也算一个择友标准吧。当年五湖结客，来者不拒，虽然广交豪杰，难免鱼龙混杂。好在枭门不是民运之门，不必保持一个“开放的系统”，我有权根据自己的“特殊爱好”对来客选择欢迎或是拒绝。现在把这两项原则树在门口，敬请违者免入，纵位高多金又名动天下，不得打扰，呵呵。同时，今后凡来客均视为自动接受“门规”约束。

为了个人也为了民运，真诚地希望广大同道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在为人处事尤其是在从事维权、民主运动时，尽量不违仁义诚信等原则。这不是道德强制，而是一种提醒、呼唤和警示。

考虑到“特殊国情”，很多人在中共胁迫下无法坚持诚信，补充说明一下：原儒认为，不妥当的诺言需要修正，被胁迫的盟约毋须遵守，不辨是非不合仁义的"言必信，行必果"不足取。所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在遭遇生命危险时，守信不移，固然可敬，达变从权，也应理解。孔子曾不遵守与蒲人的誓约，因为他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而盟誓的，这样的盟誓不合道义，无须遵守。

顺便指出，民运队伍鱼龙混杂，小大不一，有伪人也有真人，有可怜可嗤之辈也有可钦可敬之土，我有个朋友就是其中一个。相识数年来，我发现此君为人处世相当诚恳实在，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不偏激，不极端，不张扬，不慷慨激昂唱高调，但任何时候都能坚守底线、坚持原则。同时，关心别人、同道和朋友，颇有利他精神和侠义心肠，这是我最为喜欢的。

老枭息交绝游闭门隐居近十年，他成了我几年来无话不谈的朋友。这对于我这个一定程度的“自闭症患者”和“道德歧视症患者”来说，颇为不易。多次想写写他，都遭严辞拒绝，这次也一样。那就继续为之“隐姓埋名”吧。

四

在自由门中，一提及道德，多数人就按惯例视之为迂腐、落后、“农民”（农业文明），表现出一付不屑的样子来。把道德建设与民主追求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可谓患了“精神分裂”而不自知。

因为，从政治层面而言，专制特权是最不道德的政治，是利已主义在政治领域的极端表现。追求民主，就是为了建立道德政治和政治道德；从个体的角度看，民运作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对参与者具有一定的道德要求。有些人不反道德，但认为制度创设为当前急务，道德建设可徐图进取。此言亦知其一不知其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民主制度靠什么样人来建设？

在利已主义、反道德主义的喧嚷声中，我要理直气壮地提出：民主运动应该也必须是道德重建运动，在建设民主政治、文明政治的同时，建设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和，在搞大民主事业的同时，弘发道德之光、生命之光！

2007-4-20东海一枭

附言：本文指出的各种“劣疾”，民运界自由门中不少人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染患着，故本文并不指向个人（也不指向xx，他如果有派，也是垃圾派而不是自由派），读者不要胡乱猜测，“患者”切勿对号入座，广大同道不必多所疑惑和忧虑。无则加勉，有则改之，“改了就是好同志”，枭门随时为君开。我有厚望焉。2007-4-27

首发《民主论坛》2007-4-27 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