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之道的特色 /东海一枭(余樟法)

另外我说过，我的道乃是发展了的孔孟之道，是孔孟之道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复兴，可谓托孔孟之福，拜理学之赐，踏古人之肩，摘时宜之果，故虽有发展，并非“发明”，而且这发展也离不开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等新儒家的努力。这是要首先特别声明的。所谓东海之道，姑妄名之而已（在日前一次闲聊中，薛振标同道认为我的一些观点与自由主义不同，也与儒家不同，建议我用“东海思想”为名。可惜“思想”之名早已被毛泽东们败坏了，不宜。另外，严格地说，“东海思想”不是与儒家不同，而是与一些所谓的“儒家”不同，在大经大法方面，与孔孟及程朱陆王是一脉相承的。“东海之道”对于自由主义，则是在取精采华的基础上超越之。）

一

东海之道遥接孔子，直承大易。熊十力认为《周易》中的“生生”的观念，最集中深刻地表现了儒学固有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他心目中的宇宙万有本体是无形相、无质碍、绝对、永恒、全面、圆满、清净、刚健的。这一即心体即性体的绝对永恒的本体，是宇宙人生创化不已、生生不息之内在动力（见熊氏《新唯识论》）。

梁漱溟认为充盈孔学和宇宙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生命精神：“这一个‘生’字是孔学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认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他断言，儒家和佛家的根本不同即在与“生”与“无生”的对立（见《梁漱溟全集》）。

吾儒之道与道家佛家有同有异。都一样心物不二天人不二，都一样穷高极深圆融无碍，此为其同（诸家对人性的认识亦有相通之处）。但佛家归本于寂，其道体无为无造无生无灭；道家归结为虚，其道体离世俗离政治离社会离道德；儒家之道则立足于“生”，其本体是“天行健”、“动而健”、“剥极必复”、“否极泰来”（《易》）的，是生生不息、新新不已、大化流行、健动至善的，此为其异。

《诗经·大雅·文王》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佛儒道三家的道在这一点上是相同，都是无形无声无声无臭离于言说的。但佛道止步于此，儒家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佛家的道体只有“寂然不动”的静寂而没有“感而遂通”生动，道家的道体只有“无为”的消极而缺乏“无不为”的积极。《论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佛道两家只有“无言”的大虚大寂而没有“四时行百物生”的生机勃勃。

老庄倡自然，释氏主寂灭，都含有消极意味，唯《大易》强调“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裁成辅相范围曲成”之诸功用，为儒家道体所特有。易为儒家最高经典。道家亦宗易经，故与儒家颇多相通相契处，但道家偏于虚静雌柔的一面，于《易》有所偏离。我对道体的认识，请参阅枭文《此是乾坤万有基！》及“中华文化大启蒙书”系列、“东海草堂讲经”系列中有关篇章。

二

内圣外王，皆道体的落实与功用。

孔子之道，圣王悉备，不足之处是于“性与天道”探索、揭示或阐述得不够；于外王之道，也多为原则性的指示而缺制度性的建构（有位叫“无可无不可” 的网友说：“儒家内圣之学已经相当完善了,差的是外王。原先统治的理论，构想的体制,和执政的方法已经不适合现在的需要.当重新构筑,礼乐在当代,也应该有不同的体现.如何用儒家的思想治国,当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不是孔圣人两三句话能解决的.需要各位从儒家原则出发,重新诠释.重新搭建。”外王原则不差，历史的局限难免，在制度建设、即“礼”的方面，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当然要在坚持仁本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因时制宜）。

故孔学虽广大，但圣王两道皆规模粗具，“精微”度有所不足。孟子继承了孔子理想主义的一面，发展了内圣的一面，程朱陆王则进一步把内圣学推向至高明至精微的境界。但程朱陆王于内圣之道，精深有余，宽广不足，于佛道的理解比较粗浅，排斥虽力，恰以自显狭隘。同时理学以内圣统外王，重内圣轻外王，在制度建设方面殊乏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里有时代局限问题，有历代专制强权的摧残扭曲的原因，也是儒学自身过于“内向”、政治客观精神不足所致。用牟宗三的话说，中华文化富有“综合的尽理之精神”（道德精神）、“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艺术精神）而缺乏“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故未能开出科学与民主。

《东海之道》云“我的道，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立足于儒，旁通佛道，融摄西学。”其实这一句话已很好地概括了吾道与孔孟及程朱陆王之同异。东海之道不仅具有道德精神、艺术精神，而且吸摄西学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所以不仅追求道德自由、艺术自由，而且进一步追求民主制度赋予的政治自由。

东海之道在个体生命中体现为仁义，最高境界为圣，那是浩气的至充，良知的至彰，心性的明见，是道德修养的至善。关于内圣修为，可参阅枭文《儒者的力量从哪里来？》、《谁识圣人面目真？》；东海之道在政治生活中体现为仁政，最高标准为王，最高社会理想为大同。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时代，追求民主乃是最佳的“道援”，最高的仁德。因为民主乃天道仁德在制度层面的体现，作为王道政治的初级阶级，民主就是现时代最大的仁政。所以，就个体而言，东海之道以仁为宅，以义为路，以内圣为本，以外王为用，以道德修养为本，以社会实践为用；就政治而言，东海之道以王道为本，以仁政为用，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

民主之道，世界各国可谓大同小异。其同处可用“六字真言”概括之：公开定期选举；其异处则因各国情况不同，戓有总统制内阁制之分，戓有“海洋法”“大陆法”之别。便是残留君主制的，君已虚置，有名无实，其实也属于民主国家。

在中国，具体应该实行怎样的民主（当然是在保证“公开定期选举”的前提下。如果有违这六字真言，民主就会变成伪，异化为专制），是采取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制度，是依循大陆法体系还是海洋法体系？同时民主诞生以来，虽不断发展完善，其弊端仍不断暴露出来。作为后来者，我们如何更好而有效地抑弊扬优？如何在民意合法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历史文化和宇宙天道的合法性？这一切尚待有识之士与我一起深入思考，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之。

三

判断一种制度、一个社会、一种文明的优劣的最主要尺度是：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自由。黑格尔曾深刻揭示：人的历史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黑格尔曾深刻揭示：人的历史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被动”意义上的“不做”的自由。

儒典中虽没有自由一词，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不过儒家的自由类似于或偏向于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片面强调主体活动的主动性自治性，强调道德意志之自由。故在提升内在自由（道德自由，意志自由）方面，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资源极为丰富，“手段”也最为高明，但对于如何保障“消极自由”即民众的外在自由，缺乏思考、认识和重视。

就社会而言，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自由，包括思想、言论、信仰、游行示威、结社罢工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等。这些自由，要由宪法规定、国家保障、政府落实之；就个体而言，内在自由无限，外在自由有限，每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以不违反法律（当然是立足于宪政基础上的、符合普世价值的良法）的规定为界。

内在自由依靠个人的修养努力，外在自由（政治自由，消极自由）则有赖于社会制度的保障，靠领导者的道德自律是不够的，靠一般的文物典章制度也是不够的。儒家在道德建设方面成就卓然，在制度建设方面则做得很不够，古代儒家虽建立了一系列文物典章制度，但都是在治权上下功夫，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政权的民主”建设，未能通过法律、制度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和防范，在政权的产生和过渡问题上更未能从“家天下”的思想圈子里跳出来。

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儒家没有足够的欲望、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制度问題。然复须知，儒家内圣学塑造的内在自由在精神本质上是逻辑地导向反对专制的，道德到了高处，仁义到了极至，必然不能容忍恶制苛政的狂獗，必然要维护他人与自己的人权和人格尊严，所以儒家开出民主、通向自由只是时机和条件问题，迟早的事，何况民主已成汹湧全球的时代大潮？

以外王之道吸摄民主之优，从内圣之道通向自由之路，把圣王之道制度化时代化，此乃中国社会当务之急、当代儒家应尽之职，也是吾道题中应有之义。

结语

综上所述可见，东海之道立足儒家，通佛通道、通古通今、通中通西，通乎普世价值和时代潮流，通乎民心舆意天理人情，广大全面事理圆融，极富活泼性、包容性、人民性、时代性。它是天地之道也是人类之道，是心性之道也是政治之道，是理想之道又是现实之道，总之是人类必由的和谐之道、正义之道、文明之道、真理和希望之道，可谓人类共法，天下共法。只要假以时日，吾道必将大行于中华，惊艳于天下！

2007-2-3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2-7 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