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秦晖先生商榷 /东海一枭(余樟法)

“因为所谓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实际在当时讲的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应该不应该，而是指谁有权利，拔一毛以利天下，那是好事嘛，谁认为不应该呢？其实杨朱也不认为不应该。但是关键在于，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这个权利归谁，谁有权利拔我一毛又是一回事。老实说，如果我愿意何止拔一毛，为天下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前提是我愿意。你能不能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呢？如果可以那是什么道理？…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该不该为，而是谁有权利为的问题。谁有权利为呢？杨子说我有权利，我的一毛我来作主，你们谁都不能以什么理由来剥夺我的权利。我如果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是我的事，但是你不能说以大理想，就将我的权利剥夺掉。”

看到这里我已忍不住发笑。按秦晖的说法，杨朱简直比自由主义还重视人权嘛，并且不乏利他、奉献、牺牲精神。难怪有自由人士看了秦文，把杨朱比为自由主义者自由党人士，把墨子比为民主主义者民主党人士，孟子骂他们是禽兽，是最不讲理的。瞧秦晖把他们误导得多厉害！

二

杨墨两派思想，两个极端，完全相反，但都受到儒家的排斥，孟子的抨击。

墨子利他，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牺牲自我以利别人，对陌生人与亲人一视同仁，是利他的极端；杨朱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不关心他人，不讲社会责任感，不愿为他人为社会作出任何微小的牺牲，是利己的极至。

一派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有仁无义（南怀瑾说墨家重义，错了。义者宜也。墨子知仁不知义，才受到孟子痛击的）；一派是专门利己毫不利人，大私无公，无仁无义。当然，杨朱派也不害人，“举天下富于一身而不敢”，这一点与杜导斌倡导的道德及格主义类似。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已说得明明白白了，杨朱所重的并非谁有权利拔毛的问题，而是他根本就不肯拔。要杨朱派“为天下抛头颅洒热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里没有什么愿不愿意的前提。

“为天下抛头颅洒热血”那是儒墨两家的事（杨出于道，墨出于儒，儒道皆承大易，几家有异有同很正常。）不同之处在于，“为天下抛头颅洒热血”于墨家而言是“家法”，于儒家而言，则不是正常的家法，而是特殊情况下的权道（有人问王阳明关于节义的问题，先生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几乎！”曰：“然则孔孟何以言成仁取义？”曰：“应变之权固有之，非教人家法也。”）

杨朱派重生。生命的根本是身体，故杨朱认为人生的一切都是为的养生养身。从这个前提出发，可以得出“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韩非）的结论，也可以得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的结论。前者是“轻物重生”的极端，后者是“为我”的极端，但都与秦晖胡乱引申的解释无关。

另外，孟子骂墨子无父，并非墨派的行为不曾“基于父母的意愿”，而是，墨派对陌生人的爱与对父亲的爱等同，结果是把父亲等同于陌生人。仁固仁矣，却大不义。另外，“兼说”之说陈义太高，施之天下，流弊无穷（想想无产阶级道德、共产主义事业吧）。

儒家中庸中道，有仁有义，利已利他，适宜合度，不极端，不“主义”。排杨批墨，理所当然。

三

秦文曰：“大家都知道，传统儒家是主张性善论的。关于性善论，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有无数的争论，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老实说根本不是一个从逻辑和经验上能够讨论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要举例子，这个社会上性善、性恶的人都有，比如有人说有雷锋同志，那性恶论是错的，还有人说有王宝森，那性善论也是错的。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社会一定有性善的也有性恶的”云云。

这段话（包括下面一段）错得太多、太离谱了。这样幼稚的话出自秦晖这样的学者之口，实在是中国学界之耻！关于人性问题，我在《一言性善发天心！》、《一切人类，悉有善性！》、《一言性恶真成谬！-----性恶论的肤浅和流弊》诸大量枭文论之颇透，实在不想多说了。这里仅指出三点：

一、古今中外的人性论，都是从人性的本源处讨论善恶问题的（或性善、或性恶、或非善非恶、或善恶夹杂）。性善论指每个人生来就有向善的潜能，即人的本性具有善的道德价值，性恶论则相反。性恶论并不否定人性有善，性善论也不排除人性之恶。“两论”都不否认“这个社会上性善性恶的人都有”。“两论”之异，在于对善与恶在人本然最初之性中谁更本质、谁居主导地位的认识不同，用熊十力的话说，是“善统治恶”还是“恶统治善”的问题。性善论认为在人性本源处人人皆有良知，善居于主导、统治地位。性善论承认性恶论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只是不够彻底和究竟，对人性未穷其源。

二、不错，“既然你假定是性善，那么你当然就会相信教化的重要”。但是，性善论也照样相信制度的重要。人之“性善”在于人有了为善的能动性、自主性和方向性，有了为善之“本”。对芸芸众生而言，导善制恶，仅靠个人修养和道德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良法的强制和良制的引导。儒家外王学认为，内在的道德良知和外在的法律和制度相辅相成，道德的弘扬和制度的建设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制度比道德更重要。

三、性善论不是逻辑上的假定，不是个经验命题，而是最切己的生命体验，是反求诸己的体认所得，正如日本大儒冈田先生说，只有体验到性善，才能明了性善。牟宗三名之为“逆觉体证”。关于本性是善是恶、良知是否存在，我在《本体论》之一、之二中已浅予阐析。在近日峻工的《本体二论》中，我引用了牟宗三在《我与熊十力先生》一文中的回忆∶

有一次冯友兰往访熊十力，熊十力最后提到∶"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个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牟宗三评论说∶"良知是真实、是呈现，这在当时，是从所未闻的。这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聩，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

四

秦文中暴露其国学水平粗浅、治学态度粗疏的胡乱发挥之处还有不少，虽能蒙蒙包子，未免遗笑大方。例如秦晖曰：

“孟子是主张爱有差等，人各亲其亲、长其长，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家长，都有我们的亲人。至于我们的家长，他自己又有家长，我们的主人又有主人，主人的主任的主人，一直到周天子，但是周天子和我没有关系，诸侯和我也没有关系，和我有关系的就是我的主人。我们知道，这是封建社会的，我这里讲的封建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就是古汉语中的封建，欧洲中世纪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状况。大家知道，欧洲中世纪有两句话，一句是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还有一句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爱有差等，指的是爱有亲疏之别，并非说爱就局限在“主人”身上，“和我有关系的就是我的主人”。儒家亲亲仁民爱物，天地万物与和“我”都是有关系的，只是关系有远近亲疏而已。这属于儒学常识呀。

秦文太长，不知有无其它疏漏，太忙，就不再多看了，仅指出上述几点吧。本文副题“与秦晖先生商榷”，其实是客套话。混扯国学，简直误人子弟，不识本性，属于“无体之人”（何为无体之人，另文详谈）。凭其眼下学识，如果弄顶博导之类帽子，绰乎有余，要想真正在学术上有大成就并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安立，无望无望耳。

文化沙漠，传统断层，秦晖如此，他人何堪！呜乎！

2007-4-12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4-12 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