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面前自我缴械！ /东海一枭(余樟法)

可以说，世界无序化、生命无根化、存在原子化、一切商品化，这种种问题，归根结柢，都源于道德出了大问题。政治无道，必定黑暗；法律不德，沦为邪恶。法家的“法治”在一定层面（不涉及君主的时侯）应该是相当严肃的，但由于违仁悖礼不讲道德，其末流便成为恶法暴政。我们反对中共专制主义特权统治，不正因为它不仁不义不文明不道德吗？

关于道德，我在《道德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中说过：道德二字，古今义蕴不同，原始意义的“道”、“德”是分开的，生命本性、宇宙本体、社会普适价值和自然普遍规律等等，皆为“道”，可称为最高的、终极的真理。人得之于天道的品性、符合于常道的言行则为德。道德首先是“为己之学”，用来自律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根本，是关键。道德对儒家来说是一种职业需要，“要为政治生产道德产品”，但更是心灵需要、生命需要，为自己寻找安生立命之本，为生命建设道德栖居。

二

“把立德视为为人做事的根本，强调立德第一。”恰恰是一种最可贵的品质。

把“民运内斗”归结为“这些民运前辈坚持立德第一，进而相互进行道德强制，求全责备”，又属矫乱之言。

“坚持立德第一”何错之有。“道德强制”其实是一种煽情的说法。在现代社会，倘无“自制”，道德连“弱制”力都没有，哪来的强制？况“道德强制求全责备”有违恕道，多数情况下恰是不道德的。“道德强制求全责备”是“进行”者的问题，非道德之罪也。

“导致民运内斗”的原因很多，民运人士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方面的欠缺，实为重要因素之一。君不见“衮衮诸公”，或缺乏主见，缺乏对主见对真理的坚持，或思想好走极端，立场随风摇摆，或婆婆妈妈鸡毛蒜皮，满腔仇恨睚眦必报，略有异见便成仇敌，或大言炎炎恶言滚滚谎言滔滔，或只擅意气之争，却无义理之勇，怯于公斗勇于私斗，或不懂中庸之道，没有容人之量。本来圈子就不大，还要圈里分圈，勇猛排斥，鹬蚌相争，内哄不断。还有，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缺乏内在的力量源泉，不是举而不坚，就是坚而不久…。

倘真的大伙纷纷“坚持立德第一”，上述种种毛病就不存在了。之所以在不少民运人士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上述种种毛病，正是道德修养不足。这方面“加强”都来不及，还来反对，岂非抱薪救火？

另外，道德有高低大小级别之分，有普通道德和圣贤道德、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之不同。卫文将它们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实属矫乱。作者在其文后有一段跟帖，尤为矫乱之至。他说：

恩格斯很高尚，只跟自己厂子里的女工玩点风流韵事。列宁很高尚，害梅毒而死。周恩来很高尚，自己的养女随老毛蹂躏，最后居然把养女处死。现在不是有他的内幕书籍出版了吗？

短短数语问题多多。对政治人物主要看政治道德，生活细节只能仅供参考（说明：“自己的养女随老毛蹂躏，最后居然把养女处死”，事关人命，不属细节。）恩格斯作为学者且不论，列宁周恩来的政治道德均与“高尚”无涉。但他们的“不高尚”与风流韵事无关，至少关系不大。还有感情问题、性欲发泄不当问题，很复杂，是否涉及道德，涉及什么层面的道德，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

三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一样离不开利他精神，称利他为社会的精神支柱丝毫不为过。只不过，西方社会，民主自由，利己利他，一体圆融，利他精神已相当圆满完善地体现在社会制度和各种法律法规之中，已经不需要另外再特别地“刻意强调利他主义”了。

有了民主制度的保障，无论宣传什么错误的学说偏颇的主义，社会危害都很有限。例如，关于孝德，西方国家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老有所养，儿女孝不孝，虽涉及老人情感满不满足、心灵幸不幸福等问题，但不象中国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儿女孝不孝，往往涉及老人生命能否维持的问题。在西方反孝，反不出大名堂，在中国反孝，问题就严重了！

“现代社会要靠利己主义主导”这种结论是极其荒唐和错误的。事实上利己主义并没有成为西方的主导伦理。西方社会普遍崇信基督教。基督教“爱人如己”的道德训条，所宣扬的泛爱一切人----不仅要爱亲友而且要爱敌人的道德说教，还有其宗教文化中强烈的奉献精神，都属于利他主义的表现。正如某网友指出的，将利己主义、反道德与自由主义等同起来，乃是对自由主义的亵渎！

又如锄奸队网友所指出：说到美国立国之本，只提1789宪法而不说“五月花”公约是相当危险的。五月花公约是标准的道德高调和清教伦理立国，那些移民全都过着典型共产主义公社的社员生活。从这个道德高标准（当然当时只对于自己的新教白人）出发的社会，才会有后来立宪一刻的理性和宽容。

四

卫文曰：“一个事实是，放眼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几乎所有刻意强调利他主义的国家和社会，若不是独裁国家，也是专制国家。汉武帝、毛泽东们霸占美女最多，也最喜欢奖励利他精神。”

这个问题我在《关于利他主义的思考》一文中谈到过。在历代政治实践中，专制主义确是喜欢扬利他主义之言而行利己主义之实。但是，现代人也可以发扬利他主义精神以推动社会走向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最伟大的公益事业，参与者是需要一点利他思想奉献精神的。

利他主义、集体主义与专制主义并非因果关系，不宜混为一谈。不过，利他主义作为一种比常人道德更加高尚的圣贤道德，由政府来“宣扬”，一则易流于伪，二则易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由极端利己的专制统治者来宣扬，更是如此。历史证明，专制政府宣扬的高调道德，往往都会走向反面，变成最不道德的东西！

所以，利他主义作为一种高道德，重在践履不在宣扬，只能律己不能“治人”，不能拿来作为一种公共要求，苛求于普通民众！在法治基础尚未夯实之前，政府应该致力于保障个人权利，这才是政府最大的善。对于特权阶级来说，尊重民意舆论，尊重普适价值，放弃特权还权于民，才是真正的利他。

卫文以“在著名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系统阐述了公益的基础是自私自利。” 为利己主义张目。但请注意，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私自利”并未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不要忽略亚当斯密的观点的前提：民主法治社会。只有在民主法治社会，个人受利益最大化冲动的导引，才会“去创造财富”而不是去追求权力掠夺财富。

在专制社会，创造的欲望往往受到压抑而掠夺的欲望、权力的欲望则受到鼓励。自私自利无法成为公益的基础。民主作为一种特殊的公益事业，在追求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利他和奉献精神的推动。

我曾指出不少反儒者有“三无”特征：不了解中华文化，不认识自心本性，无智也（这里的智，指的是儒家“智者不惑”的智，尽心尽性知命知天的智，不是一般的知识和智慧）；视性恶为本然，视道德为工具，以仁义为虚妄，以“利已”为真理，无根也；由于生命无根，自身缺乏追求正义事业美好理想的持久内力，缺乏奉献利他的道德自觉，对别人更缺乏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无力也。

这“三无”特征，尤其是无根无力，在利己主义者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眼下中国，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高调宣扬利己主义，“命令”利他主义退居二线，等于在特权专制主义面前主动缴械（这里指出利己说的逻辑后果，幸勿视为人身攻击）。

五

卫文说：“提倡道德及格主义，才可让我们放松长期捆绑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道德绳索，让我们按自己意愿去追求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否定政治人物必须以立德为立身之本，才能去掉长期以来被加冕在统治者身上的虚假道德光环，还他们以平常人的本来面目。”

当今中国，道德严重沙化，中国人头脑中缺乏的正是“道德绳索”，统治者手中只有权力实杖，哪有“道德光环”？虚假的也没有。“以立德为立身之本” 政治人物，纵有也是凤毛麟角。

说什么只要“提倡道德及格主义”，就可以“让我们按自己意愿去追求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 就可以“请人权归位”，就可以让大家“格外注重自己的自立自强”、“格外注重对自身人权的保障”，纯属痴人说梦！

魏京生批得好：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对别人应该取法乎下，对自己应该取法乎上。楼上杜兄取法乎下（及格而已），能得乎个什么呢？给现在的道德低下找个借口罢了。

可不是吗，“提倡道德及格主义”，高调宣扬利己主义，除了“给现在的道德低下找个借口”，什么鸟用也没有-----不，有用，负作用。在专制社会中为建立自由社会而奋斗的人，必须具有某种“为生民立命”的“圣雄”人格（秦晖语）。“提倡道德及格主义”，只能让民主追求更加缺乏内力。

六

关于君子小人，卫文中唯独这句“不要轻易把道德上与自己选择有所不同的人贬斥为小人。”说对了。

例如，有些人小节不谨，比如生性风流如恩格斯，“跟自己厂子里的女工玩点风流韵事”，当然不能因此一事就把他贬斥为小人；又如，有人“入则不孝，出则不悌，不谨又不信，泛恨众，而远仁，行有余力，则以学赌”，可以骂这种人畜生，但对骂这种人畜生的文章作者，则不宜论断“既是小人，又是畜生”的，最多只能说，这家伙脾气真大，不懂礼貌，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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