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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和剥削的真相
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和剥削的真相
内容提要：
a、商品价值的本质不是劳动
b、社会使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当量
c、价值的本质是人的建造社会的效用
d、专制政权是剥削阶级的总后台
正文：
劳动价值论的破产，是错误理论的必然结局。十九世纪大规模商品生产兴起之初，出卖体力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夹杂着旧文化和野性残余，以扭曲的形态，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强烈冲击，使包括李嘉图和马克思在内的许多人出现错觉，把“劳动”的假象当作商品价值的本质，错误地判断了经济活动中剥削的存在方式。如果他们能预见今日世界，也许不会遭受误导，跌入“劳动”的陷阱。
1、事实的否定
最让劳动价值论难堪的是现在那些偶像派明星们，他们天造地设般出类拔萃，不多费神、少许辛劳，就能让娱乐公司老板心甘情愿地支付百万千万的酬金，滚滚而来的钱财把幸运儿的金库装得盆满钵溢。这些钱的来源，追其根本是以销售娱乐产品的方式从“粉丝”那里得来的，或者以广告费的方式从商人那里得来的。
劳动价值论者忿忿不平地说：“明星们不劳而获，剥削了‘粉丝’的劳动！”但“粉丝”们立刻还以颜色：“呸！什么劳动不劳动？剥削不剥削？我们都是心甘情愿掏钱的！我们对明星的爱关劳动什么事！”
爱是什么？或者说“粉丝”们为什么掏钱购买娱乐产品？答案很清楚，而且人所共知，那是因为明星的美丽或帅气超凡脱俗、震撼人心、吻合梦想、激发欲望，他们是快乐的源泉、幸福的依托和健康的养料。商人之所以支付广告费，是利用明星的巨大社会影响。这些在“劳动价值论”看来是“使用价值”的因素，却是现实中人们判定商品价值的关键。十九世纪前被人瞧不起的“戏子”，在二十世纪“咸鱼翻身”，变成万众景仰的耀眼明星，这是李嘉图和马克思没有机会亲身体验的。与偶像派明星类似，歌星、体育明星、畅销书作者和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者等各种独具天赋的杰出人才，以超凡能力和对社会生活的巨大贡献，换得天文数字的厚报，也是十九世纪所没有的新生事物。这些人才所得到的利益，均来自于他们的社会使用价值，而不是劳动。
劳动价值论者也许认为，人才是经过长期艰苦训练造就的，训练即劳动。但如果把“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或任何一个身体和智力残疾者交给他们训练，花再大力气、使用再好的技术和设备，都无法把他们培养成优秀人才，就是常人享受如此待遇也不可能成为明星，何况残疾者。在天才面前，劳动价值论无法自圆其说。
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天才们丰收的同时，他们的公司老板常常利润微薄甚至亏损，这些倒霉的资本家背负着剥削剩余价值的罪名，付出巨额投资、辛苦管理决策，却被劳动价值论武断地宣布为价值的盗窃者，成为十足的冤大头。这一点上，劳动价值论确实蛮横无理。冷静下来谁能相信，商品生产中作出关键性贡献的人，竟然无权获取利润？
结论：商品价值的本质不是劳动。
2、社会使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当量
以“使用价值”实现“商品价值”，除了人的天赋和才能外，其它有用之物也一样，古董有作为文明和历史证据等方面的重要用途，高科技产品有造福人类的巨大功效，它们的稀有意味着关键、不可替代、关注的中心、联系的纽带、全体的依靠等强大和重要的功能。而与它们相关的劳动量大小则无关紧要；没有使用价值，劳动量再大也毫无商品价值；有巨大使用价值而没有劳动量，却能使商品价值连城。现象十分清晰：人和物的社会使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当量。
社会使用价值的大小，通过社会需求程度反映出来，需求越大，商品价值越大，反之越小。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从人们需求心理的角度描述了物价和心理的关系，即人的需求在“饥渴”和“饱和”的不同状态下，评判物价的心理反差很大，当需求某物愈迫切，就愈愿付出较多的其他物换取该物，反之则仅愿较少付出。比如：一瓶矿泉水的市价，在水源充足的条件下，人们只接受一元钱上下的价格；但在比较缺水的情况下，往往愿意付出几十元购买它；而在严重脱水，面临死亡危险的恶劣条件下，为了救命，人们付出千元万元都不觉得贵。这里面决定贵贱的既不是生产矿泉水的劳动量，也不是水本身，而是社会需求状况，由社会需求程度决定价值当量。在需求心理中，“饥渴”意味着供应少和供应难，这和“稀有”异曲同工。
必须强调一点，所谓“社会需求程度”，并非一切交换价格汇总后的投射，它有社会属性的限制。因为，社会整体利益和生存标准，要求商品交换活动在公平的条件下，通过市场交流形成价格，以此为标准确定社会需求状况，体现商品的价值当量。因此，一切不公平的价格定位，偏离了社会认可的价值，不具有社会属性。
在确定商品价值的过程中，市场“无形之手”展开了一项巧妙的工作，其重要性和关键性大大出乎前人意料。古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认为，商品的交换，肯定是依据了某种事先存在的共性或标准，可供数量比较，使不同商品得以等价交换。两千多年后，马克思差不多也是这么想的，所谓“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即指市场交换发生前，商品的价值已经凝结在商品中。可惜，这个问题上他们犯了大错，市场功能和他们的猜测完全相反，不论抽象劳动还是皇帝旨意或圣人思想，所有事先标准一概被市场碾得粉碎。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市场的功能在于整合，商品价值在整合中产生。
客观上，参与市场活动的人，需求心理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和冲突：养羊的希望羊肉价大于牛肉，养牛的想法相反；爱吃羊肉的乐意接受羊肉价大于牛肉，爱吃牛肉的又相反；而市场的供应变化又常常打破他们的如意算盘，因此，想统一价格似乎很成问题。好在担心是不必要的，在市场功能面前，问题迎刃而解。对于不同理想、信念、爱好、习惯和处境等因素带来的需求差别和冲突，以及人们由此产生的不同价格判断和定位，市场的处理方法简单明了（注：这是重点）：社会是合作的整体，想合作就要兼顾各方利益，在冲突面前必须妥协，才能形成普遍接受的价格，通过合作带来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也就是商品价值。这就象生物的“自然选择”，价值并非商品本身拥有，而由市场选定，它受制于人们的需求特点和倾向，以及供应状况，综合了各方利益，并随着需求和供应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的选择，带来社会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交换比例，由此体现人和物的社会需求程度，即社会使用价值，从而确定商品价值当量。
市场就是这样重要，偏离它，价值便会扭曲，抛弃它，价值便不存在。而劳动价值论反对这个真理，企图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二十世纪时，该理论进行了大规模实验，仅一、二年时间，就造成经济的全面瘫痪，导致数百万人饿死。在抛弃极端模式后，有所接受市场引导的计划经济依然甩不掉消极怠惰的阴影，它能使一种牌号的汽车保持三十年不进步，整个国民经济死气沉沉，发展态势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越来越慢。
结论：不存在任何事先已凝结在商品中用于等价交换的价值。商品价值确定于市场中，既是需求的结果，也是妥协的结果、合作的结果和选择的结果，体现了人和物的社会使用价值。
3、商品价值的本质
既然“人和物的社会使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当量”，那么，这个“社会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本质吗？有点象，但不是。使用价值离开人的掌握，就如呼吸的空气一样没有商品价值，如果人类生活的所有需求对象都随手可得，不必借助社会，即便社会对它们有着需求程度大小的排序，它们仍然没有商品价值的意义。
只有当人们掌握着使用价值的资源，加入到社会合作与交换活动中，才形成商品价值。其中的行为主体即不是空洞的人，也不是单独的使用价值，而是人与使用价值的凝结，成为“有特定使用价值的人”，表现为具有天赋和才能的人、以及掌握有用物品的人。这样的人实施了合作与交换行为，才被判定了社会对它的需求程度。每一次具体的合作和交换，表面上是几个人之间、或交换双方的关系，但实际上，市场评判是将每个人产生的效益纳入了社会合作关系的整体，作为个人对于整体的效用进行评价的，其实质是社会评价。在人类文明形成过程中，当合作和交换运用了货币手段时，它已经与人们孤立的合作和交换发生了本质区别；前者仅仅是人的个别关系，而后者已经发展成个人与社会的合作关系；这使一个人在某处工作换取的货币，可以按市场标准，在遥远的另一处，向与先前工作毫无关系的人购买物品；他们所得到的定量货币，是社会对他们的合作效用所作的评价和信用保证，也是社会提供的方便合作的媒介。其中：“合作效用的评价”是货币第一功能，“信用保证”是货币第二功能，“方便合作的媒介”是货币第三功能。
人们在社会各方面、各系统和各部门的合作，以及进行商品交换和出售服务的行为，归根结底是建立、繁荣和革新社会的创造性合作行为，这是本质所在，概括地讲就是建造社会。不论从事政治、经济的管理活动，还是直接从事科研、教育、生产和服务等活动，每一个人都作为有特定使用价值的人参与建造社会。这个过程中，拥有天赋和才能的人、以及拥有可用物品的人被放在市场的同一个评判系统内，形成了社会需求程度大小的排序，显示他们建造社会的效用程度，并以货币确定效用的数量值（文明的初期也使用金银等一般等价物作确定）。个人参与建造社会的活动，目的为了获取利益；而社会则根据个人在建造社会中效用的大小给予回报，并作利益保证。人类社会的这种生存模式是不可改变的，如果谁想强行推翻，取消货币，也就是取消“合作效用的评价”和“利益的信用保证”，以及取消“方便合作的媒介”，社会必然立刻僵死。二十世纪的极权国家曾经这么做过，有惨痛教训。
结论：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人在建造社会中的效用，是商品价值的意义即本质所在。简单地讲，商品价值就是人的建造社会的效用。
4、专制政权是剥削阶级的总后台
既然商品价值是人的建造社会的效用，那么，只有具备公正的社会评判体系和利益维护体系，效用才能被准确地评价和换取报酬。这要求市场模式发挥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并要求充分实现民众权益、维护公平的政治制度作保障。具备这些条件的是宪政、自由和民主的社会。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制度性剥削不能发生。如果出现了剥削现象，必由其他原因造成，任何归结为制度性原因的论说都不能成立。比如剩余价值理论，它描述的资本家剥削的过程，发生在劳资双方签定和履行雇佣合同的过程中，即所谓资本家以劳动力的价格雇佣工人劳动，然后剥削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我们假设“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都是正确的，那么，在民主政治前提下，任何危害公平和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都可以通过立法予以禁止，其中包括禁止剥削“剩余价值”。作为民事主体的劳资双方，在签定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法律地位平等，如果资本家实施了剥削行为，只能采用欺骗和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侵占工人的利益，其性质是民事侵权或刑事犯罪，决不是制度性的危害行为。在宪政民主的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和办法对付侵权的资本家：工人有权在签定合同时，明确规定所谓“剩余价值”的部分归自己所有；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维护权益；要不然，就以刑事手段制裁资本家。总之，宪政民主条件下，剥削行为可以利用体制的构造关系，但不是体制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违法犯罪的存在，就要摧毁正常的社会秩序，何况并没有所谓“抽象劳动”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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