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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专制的统治关系结构及优劣对比

统治关系结构,是指社会成员按一定方式建立统治秩序的组织结构。不同的统治方式,组织结构有明显区别:在民主制中,人民是统治者;在专制体制中,君主、寡头、独裁者或专制集团统治人民。
   民主和专制作为统治方式的两种基本类型,它们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效用上有明显的优劣之别。
   一、民主和专制的定义
   现代中文“民主”一词的含义,是指“人民统治”,这个含义最早出自古希腊雅典城邦,尽管当时的“人民”只包括成年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和奴隶,但“人民统治”与君主和寡头统治的对立,为后人定义民主和专制提供了一个形式模式:即在按一定标准划定范围的社会中,民主是全体成员共同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方式,专制则是少数人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方式。这种形式模式可适用于任何阶级、区域或层次的范围内。
   在现代社会,人的权利平等已经成为普适原则,“人民”的范围扩大为一个国家所有的成年国民,在此标准下,两种制度的统治者在社会成员中所占比例的区别,按照标准模式划分是成年国民的全体和少数之别,按照“全体”的词义和它的反义划分,是全体和部分之别。宽泛的解释形成下面的结论:
   民主是指政治权力由人民掌握的统治方式,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所有成年国民均依法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政治决策,定期、自由、公正和竞争性的选举政府领导人,决定政治事务。
   专制是指政治权力被少数人或部分人掌握的统治方式,表现为君主、寡头、独裁者和专制集团拥有政治特权,以他们的意志和利益决定政治事务、统治民众。君主、寡头和独裁者的权力继承,有些明确规定为世袭或指定,有些则表面上规定所有成年国民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实际上自由和公正没有保障,不允许公平竞争,仍是少数人指定继承。
   使用现代的标准分析古希腊雅典城邦,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基本统治关系,是奴隶主贵族和平民阶级的政治联盟对奴隶阶级的专制。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则是全体成员共同掌握政治权力的民主模式。
   虽然民主和专制的定义有明显不同,但两者的一些形式特征,容易使人混淆它们的实质;突出的例子,是近现代部分学人在代议制民主的定性上出现的认识分歧。
   民主制在小范围内常采用直接民主的形式,比如古希腊雅典城邦,规定18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拥有直接决策权,以投票的方式决定重大政治事务。但是,直接民主很有局限性:一是由于公民们忙于日常生活的各种事务,无暇参与频繁的政治活动;二是随着国家的扩大和社会构造的日益复杂,一个数十万人以上的国家很难把所有公民同时召集起来,各种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分工的人,其生活理想、方式、目标和利益都有不同,意见无法统一,适用直接民主制,难免导致混乱。所以后来人们尝试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即人民不再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而是选择民意代表和领导人,由他们完成决策工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运转。至近现代,代议制逐渐成熟并被很多国家采用。
   不过争议也在此时发生了。部分政治理论家对传统的民主概念提出异议,认为代议制中人民只起到选人的作用,实际上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由被选出来的少数精英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控制和支配,这说明少数精英是真正的统治者。异议者还声称,人类社会自古以来都只适合精英统治,政治是政治家的专业,普通民众不具备政治才能,因而代议制也同样不体现人民的意愿;既然人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政治事务,他们实际上已经不是主权拥有者,谈不上“人民统治”了,因此代议制充其量是竞争性精英的统治,而非主权在民的人民统治。
   那么,代议制中人民是否真的丧失了统治权呢?民众的智慧往往让书呆子大跌眼镜,在这里,答案很明确:人民没有丧失统治权,他们变得更高明了。在直接民主制中,人民直接决策;而在代议制中,人民采用了一种轻松的方法——间接决策,把自己从麻烦的决策内容和程序中解放出来,但仍然掌握着自己命运的根本决定权。
   表面上,代议制中的决策体现了少数精英的意愿,民众被精英控制和支配,按照精英的规划生活。但千万不要小看人民掌握的选举、监督和弹劾等制约精英行为的政治权,这些权力的作用,一方面在选择领导人时体现了民众的概括性意愿,规定了精英们决策的范围和方向,另一方面是实现了决策的后置式控制和总体选择。这种方法的根本原理和效果与民众直接决策是一样的:第一,人民作为直接决策人,首先必须确定的前提是决策的大方向;而在代议制中,人民规定精英的决策大方向;两者大方向一致,意愿均来自人民。第二,作为直接决策人,人民的决策需要探索、创造和实践检验,结果有待裁判,决定优胜劣汰;精英的决策也是同样的过程,最终由人民根据实际效果和自己的体验决定取舍,对于不良的领导人、代表人以及立法和政策,人民有权抛弃。这种由人民最终掌握选择权和决定权的制度,根本上仍然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实现了人民的利益,只是方法有所区别。
   和民主制形式相近,专制体制也有精英选拔制度,但选择什么人,最终由少数人决定。精英的决策也被少数人规定和约束,反映少数人的意愿,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有时,他们也会听取民众的意见,但只能在维持专制统治秩序的前提下考虑民众的要求,最终决定权还在少数人手上,服从他们的意志和利益,归根结底是专制统治。
   二、统治关系结构
   (一)、两种制度的来源和争论
   民主和专制均属统治方式范畴,统治方式则是人类个体建造社会的必然产物。
   人类社会是由人们之间特定的关系构建而成的,它不是个体的简单聚集。建造社会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个体能力有限,无法实现众多生活目标,难以保护自身安全,只有采取合作方式获得智慧、技艺和能量的集合功效,才能满足生活需求并谋求发展。人类构造社会的合作关系区别于其他动物群体的合作,在于建立了有统治机制的、能协调内部关系的稳定组织,这是人类社会的标志。起初,生活条件的约束和每个参与者都抱有的合作愿望,使建造社会的合作关系成为每个合作者均掌握控制、支配权的积极合作,也就是采用了民主的社会组织管理机制——部落成员集体决定重大事务,首领由选举产生。这种建造社会的人类合作关系,通过社会成员之间既相互支持和利用、又相互监督和制约的关系建立起来;支持是为了利用对方而作交换的内容,监督和制约是维护交换利益的措施;以相互支持和利用,实施个人力量不足以实施的工作,达到个人力量无法达到的目的;以相互监督和制约,保护个人权利,防止形成特权,防止个别需求危害社会利益。
   原始社会人类合作关系迈出的民主的第一步,不是偶然现象,它透露着人类产生的原因和生活方式的本质。
   站在进化的立场审视,人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在集合个体智慧、技艺和能量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合作的内在动力,是个体为自身利益的、有主权欲望的、对合作的主动需求,即个体积极主动地要求合作,同时要求拥有合作的控制和支配权,以保证组织的活动体现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利益。满足上述要求的组织方式只有一种,即民主制,这就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本质要求。
   站在神创的视角观察,在神圣力量对人类生命形式的原初创造之后,个体也必须依靠集合智慧、技艺和能量的方法维持生存和发展,参与合作的内在动力自然而然地和自然进化相一致,从合作开始,人类正式诞生。
   在原始社会,任何人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强迫他人加入合作组织,相反,民主的力量对选择组织的领导者具有决定作用,一切违反民众意愿或民众认为不合时宜的、无能的和有危害倾向的部族首领,都会被民众替换。这一点,人类学家已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证据。
   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合作组织发展成国家,合作的控制、支配权成为政治权;那么,推行民主政治,通过掌控政治权力实现和保护其它权利,谋求生活利益,自然成为文明生活方式的本质要求。在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中,凡民主昌盛之时,文明必然最具活力和创造力,它促进语言文字的产生,推动原始社会的进步,创造了古希腊影响至今的灿烂文明,带来近现代世界的飞速发展。相反,凡专制膨胀泛滥之时,必然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社会进步缓慢。古代腐朽的专制王朝、短命的暴政,现代极权专制国家全控社会的僵死结局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任何文明的时代,如果民众不掌握政治权力,自己的利益便无保障。这一点,在二十世纪表现得非常清楚:丧失政治权的民众,往往连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经济活动都遭到很大的压制,生活窘迫。即便进行改革,经济上有所放松,但由于统治集团成员掌握着国家的控制权,拥有经济活动的强势,因而是真正的受益者;而广大民众基本处于弱势,不但创业十分艰难,而且经常遭受统治集团的剥削和肆意侵权。这是世人所熟知的事实。
   然而,对于民众追求生活方式本质的正义要求,有些人很不以为然,他们提出了“生存权优先论”,声称:社会生活中掌握政治权不是首要的任务,因为人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活动,所以“生存权”应当优先于“政治权”。这种观点其实是把人类生活方式的标准偷换成了生理标准。人类生活方式要求政治权优先,以政治权实现和维护其他权益。换一种方式说,人需要在权利平等的前提下组织起来谋取生活资料,通过掌握政治权利维护资源、产出等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解决吃穿住行的生活困难。而先吃饭后劳动是生理层面的标准,要求能源优先,以能量推动精神活动;但是,决不可以把人类生活方式的标准降格成生理关系标准,否则是把人等同于狗豕之类,严重贬低了自己。所以“生存权优先论”显然犯了生活方式标准生理化的错误。
   在原始社会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艰苦条件下,民主的统治方式已被广泛运用;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民主国家已占全球193个国家的三分之二,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这说明经济水平不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充其量是有益条件。调查表明,许多贫困地区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文化、素质低下等因素,而是严重丧失政治权利,被迫接受不利的制度,成为剥削的对象。在所有专制国家,政体决定的社会变化走向,必然是权贵和普通民众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公的日益严重,极端情况下,残暴的奴役行为也会死灰复燃。比如2007年被揭发的官商勾结,长期大量诱骗并绑架儿童和弱势民众,剥夺人身自由,以杀人等手段恐吓威胁,使用暴力强迫从事高强度劳作,残酷榨取经济利益的案子,就是非常生动的说明。如果人民掌握政治权力,如果有其他独立的政党和各种民间团体的监督制约,这类恶性案件一露头就会遭到打击,官员的渎职一出现就会受到查处,决不至于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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