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焕武
   

   
   
   自中共十七大开过之后，各种异议评论如潮。其中不少清醒精辟的文
   章，让人读后颇受启迪（例如鲍彤先生的评论）。所以，笔者本想偷
   点懒──只要综合众多高见评论，想必定会大大超过我的个人认知，
   而无须再去费神地重复啰唆。虽然，实际情况亦确证基本上如此，但
   是笔者涉及大会之后一些情形与现象，还是觉得有些话需要说一说，
   故想偷闲而不得。
   
   
   十七大开幕时，从直播电视中看到如下颇为寻味的镜头──胡锦涛一
   人走在前面，而那位退而不休的“第三代核心”者江泽民，却超常距
   离地远远走在后边。这一超常的距离，让人再难同“跟”字联系起
   来。由于江的慢步走着落在很后面，使得吴邦国、温家宝等一串人均
   挡在他的后头跟着他走……。这场面，够让人们玩味了吧？然而，这
   个镜头却被我们的观察家们忽略了（他们只留意到江随后坐在会场上
   看女人的镜头）！这难道说，能视为是江年迈了，走路跟不上相对年
   轻的胡，故属寻常之事吗？我以为这显然说不通，因为此时不是平时
   互不相关的各自走路。何况中共历届大会情况表明，这种出场的规则
   是很严格的，而不能随意由之。即不能任谁要快就快走，要慢就慢
   走。可是现在，有人居然敢于这么做了，此人就是具有“核心”地位
   的江泽民。他以这种反常的“独特”方式预示人们，这届党大会将是
   怎样的情形。
   
   
   怎样的情形呢？于是大家都可看到了──胡温体制仍旧处于江曾势力
   的掌控之下无奈地运作；曾庆红以退为进，承接江“退而不休”的实
   力权位，以便维持原有既得利益架构；所谓党内民主程序，实际上无
   能确立，一切仍在暗箱操作中安排就绪，大会上的所有文字话语，均
   只是双方的妥协之物；但表面的“团结”假象（如大树“民生”旗
   帜）已无法遮盖内底的分化趋势，接下的争斗潜流不能遏止，虽然最
   终胜负未定，但胡、温已稍占上风，攻势在持续，而江、曾一伙力持
   守势，且寻机随时反扑；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明天并不晴朗，国内仍
   处于一党专制趋向弱化的量变过程中（弄不好会原地踏步）；这说
   明，中国民主化进程虽已到了必须突破的关口，但仍然缺乏足够的从
   下而上的破关压力；无疑的，“存在是合理的”，所以说这一切，均
   非偶然，如果文化复兴不力，中国前进之途仍然是风萧萧路漫漫！
   
   
   可以想见，江的这种出场慢步，是有意而为之──他极不愿意跟在胡
   后走，并且似乎警示之：你若走快了，必成孤家寡人一个，那胡耀
   邦、赵紫阳就是尔等前车之鉴；并示台下众代表：那个孤零零走在前
   头的并非真大佬，而稳步走着的我老江，才是真格的呢……。这，既
   是江等人的一厢情愿，但也相当符合实际。对此，笔者仔细地反复思
   量，感觉当前实际状况，大致上正是这样！
   
   
   这个出场镜头的设计者，不管是谁，笔者都认为“机关算尽太聪
   明”，却常常是“反误了卿卿性命”！应当相信历史才是公正的，对
   此，人们将拭目以待。凡头脑清醒的人们，对于胡、温并不抱不切实
   际的幻想，但应坚信时代的进步，长远地看时代进步难以逆转。与此
   同时，笔者认为，思想上弄清“宫廷政治”与戈尔巴乔夫现象之关的
   本质区别，尤为重要。不然，脑子必定会进水！
   
   
   当然，中国不可能产生苏联模式的戈尔巴乔夫。但是，后极权时期的
   中国，将会产生本国模式的戈氏人物，则是必然的。无论是暴力方式
   的或是非暴力方式的，罗马尼亚式的或苏联式的，或者再有其他模式
   的，都符合“和平演变”这个铁定的规律。除非暴发第三次世界大
   战，由外力输入民主法治等制度。但这种例外状况的可能性，在核时
   代几乎等于零。但确实有些人，却期望这种例外的奇迹发生，可是笔
   者以为，这亦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可谓“居心不善”。
   
   
   最近据报导，有友人失望地当众声称：“……以后不管什么十八大、
   十九大，我们谁都别再关心这条新闻了，没什么意义。”之所以如此
   失望，是由于原来抱着过切期望，而且显然是期望于“宫廷政治”，
   即宫廷政变之类事件的发生。其实，这种期望本身就成问题，并且这
   确实是一种政治幻想。我们知道，前苏联之所以发生戈尔巴乔夫变
   革，是那个社会的进步诉求已趋成熟所致，即时代进步使然，而绝不
   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宫廷内那种争权夺利的“狗咬狗”。平常说，牡丹
   虽好，须有绿叶扶衬。如果缺乏根深叶茂，哪来鲜艳夺目的花魁？若
   把戈尔巴乔夫改革比作牡丹，其情形正是如此。如果在此之前，没有
   苏共二十大的政治建树与赫鲁晓夫改革促使文艺“解冻”（复兴）等
   奠定下了基础，那么，后来即使戈尔巴乔夫这个偶然性因素最好，亦
   决然是无能为力的。
   
   
   中国的情形亦是如此──虽然在“文革”之后，有过局限性很大的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建树，以及随后有改革开放成果打下基础，
   但自遭受“6．4”挫折之后，社会发生严重的退化（改革被引入权贵
   化歧途）！所以，今后若不实施政改与文化复兴，长期形不成较成熟
   的公民社会，那么就休想产生中国模式戈尔巴乔夫这种伟大人物。同
   样道理，在这种状况下，普世价值的比如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法
   治等等，亦就长期无缘于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必须着力去做的事情，就是改变传统的专制政治
   文化土壤，培育现代公民意识，提高民主法治觉悟，并且以身作则地
   确立公民道德伦理等等软件建设。这才是当务之急。这就必然经历必
   要的艰难的奋斗与抗争，既要克服自身毛病，又要同丑陋现象作反复
   的较量。当然，做好这些确实不容易，但必须要不懈地去做，尽力争
   取做好。这就是公民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换句话说，这就是为了创
   造能够产生中国戈尔巴乔夫变革的客观前提与条件。……
   
   
   中共十七大刚刚开过，传来一个令国人非常欣喜的信息，即出现汪兆
   钧现象。今天，这种体制内的政治维权举措，显得十分勇敢与可贵，
   我们应该予以大力支持与提倡。可是，汪先生却遭到一些阴暗小丑的
   冷嘲热讽、谩骂诅咒！其实，这正好说明他汪先生做得对、做得卓
   越。那么即便充当“国师”又有何不可？有何不好？当有一天汪兆钧
   现象普遍化了，那么，中国的明天亦就晴朗清明了。
   
   
   
   （2007-11-12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
   
   
   
   民主论坛 上载：[2007-11-15] 修订：[2007-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