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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的右派朋友叶建亚——纪念反右50周年
邓焕武 ( 火 戈 )
——纪念反右50周年
反右派运动距今已50年，整好半个世纪了。可谓“岁月幽幽深深，年华似流水……”。当时较年长的当事人，现在大多已经作古；而健在的绝大多数者，是一些30多岁以下的年青右派。其中即便最年轻者，也已近70岁的老人了。他们中，除极少数人处身海外(包括港台)，大都散居于全国各地，过着退休后的晚年生活。这其中依旧保持当年朝气者，如李昌玉先生等，确实寥若晨星，少而又少矣！
所以，今天要他们自己写自己，已有些困难；若再过10年、20年，就根本不可能了。怀着这种责任感，笔者勉为其难地把几位同我有缘相识的右派朋友(难友)，以素描写真的技法，再现他们各人的音容神貌，供读者与后人共赏。
这些朋友有两个共同之处：其一是，先被划为右派，随后再被打成反革命，通称“双料货”；其二，都是来自基层的无甚名气的小右派。这里，先写一位同我曾经颇为相知的右派——叶建亚。
叶建亚，男性，浙江青田人，中学教师；出身于农村小业主(乡村杂货店)家庭，因为兄弟姐妹多，家庭经济负担重，土改时被评为“下中农”。由于建亚排行老大，再按当时标准来说，他家生活不算太困难，故而老大就有了优先读书权。小学毕业后，建亚又考上了师范学校(那时读师范是免费的，并且一般还可领取不等的助学金)；在师专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温州永嘉中学(校址距离鹿城区几十里)当老师。这，在他们家乡人眼里，算是蛮风光的，因为这村里，很少有读书出身的“秀才”。……
我知道叶建亚这个人，是在1962年初，地点是海宁县的翁家埠劳改营。这里是一个大队的编制，但由两部份人组成：一部份是服刑的犯人，分编为5个中队共约2000人左右；另一部份是劳教人员，也有几个中队，约1000多人。这两部份之间隔着竹篱笆，互相能够相望，却相互无法接触。但大队召开大会却可以同时进行，几个广播大喇叭一响，两边的都一样听得到。一次召开宣判大会，宣布破获一个现行反革命案——以劳教人员叶建亚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企图去南斯拉夫考察，因而密谋策划集体逃跑……。这一事件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震动，因为叶建亚等人，显然是我的同志！……
当晚回到中队之后，我迟迟不能入睡——想不到，这里居然还有自己的同志！但是，他们又遭劫难了！也不知将会受到怎样严酷的惩罚？对此，感到无能为力而痛苦不堪！……
不久，我们一部份犯人中队，被调到铜盘村劳改营，这里也是一个大队编制，全部是犯人中队。
有一天，我被临时留在中队杂务组，搞墙报；当中午开饭时，见一个身材高高的戴着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年青人，提着暖水瓶到大伙房打开水，并听到有人喊他叶建亚。这，让我感到惊喜：嗨，此人就是叶建亚呀！……
据杂务组的老头说，叶建亚自从案发后，被逮捕关入禁闭室，现在刚被判了刑，于前天放出禁闭室，暂时羁留在我们4中队……。唔，怪不得见他白白胖胖的样子，不知底细的，还以为他是“国家干部”呢(长期从事露天劳动的人，被关了一段时间的禁闭之后，都会换成这般白胖胖的模样，而实际上，体质很虚弱)。
令我遗憾的是，在那种恶劣环境下，当时无法同他相识！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祝愿他不再犯事，不再遭受更多的厄运！并且，希望他能够留在中队里，以后可以再找机会相识。可是不久，我却被调离了4中队……。
直到“文革”初期，乔司农场由知青单位接管，而劳改各大队、中队都被调离，我所在中队调到了蒋堂农场叶村大队；恰巧，这时叶建亚也在这里。不过，他在副业中队；后来经人介绍，我们终于相识了。此时叶建亚的模样，已非我初见他时那样英俊漂亮了！这时，站在我靣前的，是一个略显驼背的高高瘦瘦的，虽戴着厚片眼镜却仍然眯着眼睛看人的中年人。想来这时候是1966年下半年或者是1967年初吧，它相距1962年，仅隔4年光景，可他的模样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对此，当时令我心中暗暗叹息不已！……
我和叶建亚由于彼此案情性质相同，所以一见如故，这大概是“同病相怜”吧！所以，虽然不在一个中队，不能经常过多交谈，相互亦未有更多了解，但见面时总是很显亲切，确有不同一般之感。
后来，我被关入禁闭室，迟迟出不来。为此，据说建亚颇为郁闷不安。因为，各种不利的猜测与传言，听起来够吓人的。比如，说我是反革命集团的为首分子，案情的性质与罪行有多么严重，估计在“一打三反”中决然过不了关……，如此等等。后来听青田老乡说，叶建亚闻后，颇为惊吓，常常愁眉不展，叹息不已！……。
待到1970年底，我虽然被解除了禁闭，但一段时间里仍旧戴着脚镣，因而还不能走动！可是，待到第二年一打听，才知晓叶建亚已经刑满出狱了。知此，我当然感到高兴，但见不到建亚，又似乎有点惆怅的感觉！因为，不知他是被留场呢，还是回家？也不知以后，能否再有机会碰见他！
1973年8月，我终于出狱了，但被强制地宣布“留场就业”。不久，我调到了梨园中队(这里只是少了武装看押的监狱)，不想在此，又和叶建亚碰上了，这真是“别离久长，相逢有时”，且处于一个中队里。不过此时，建亚他比我好得多了，因他出狱之后就摘了“反革命”帽子，即恢复了公民身份。比如，我虽然比建亚劳力稍好一些，可我的工资每月只有23元，而他却有27元；后来我调至为26元，他是34元了。这说明，我们之间被有意识地搞成不同待遇与差别。这也是当时“划分成份”的具体政策体现吧。
在这个梨园中队，不戴帽的场员只有10余人(大多是无家可归或家在大城市不让落实者)，编为一个组，住在一间小房里。而我们戴帽的场员有100多人，住着另两个大通辅的房间。有段时间，休息天请假外出，建亚他们可以单独行走，而我们，却须3人以上集体出去，一起回来。对此，实际遵守的人当然极少，时间一久，更是形同虚设。不过这都说明，我们的待遇不一样。当然，这些都是微少的差别，实质上并无多大不同。
记得一次我请假外出，是和建亚一起到兰溪城里买东西，路上我们谈到场员的工资太低又不太合理时，建亚像是为我抱不平又像是劝慰我：“……他们(指中队部)是在故意整你，别理那一套，只要够吃够用就行了，我们又不想发财，你说对不？……”。我知道建亚为人特老实，也不善于言谈，但比较考虑个人得失。所以对他开玩笑说：“是呀，……那么，你把每月比我多几块的钱，拿出来请客好吗？”。可是建亚一听此话，慌得像小孩一样笑着说：“那……那可不成呢，8块钱，够我每月的生活费了呀……”。你看他老实不！他以为，我是真的想乘机掏他的腰包，去兰溪吃一餐呢。
确实的，在中队里，平时建亚的省吃俭用是出了名的。比如，他很会吃蔬菜，一般人每餐买两分钱的青菜就够了，可他食量大，得买四分钱的青菜，才够吃；可是，每次食堂里搞改善生活，大家起码要买一卡两角钱的红烧猪肉之类的荤菜，他却舍不得吃，于是再多加两分钱蔬菜。对此，常有人笑话他，可他总是笑着说：“今天的青菜里，油水特多，可不算差了……不差了”。
每逢过年过节时，别人又买肉又买鱼的，可建亚他总是尽量少买一些荤菜，而多买一些豆腐、蔬菜。可他知道我们又会取笑他，就往往先发制人地笑着说：“今天的油豆腐真好吃呢，所以……我多买了两卡，存着”。但是，还会有人逗他乐：“建亚，今天的红烧鱼不大好吃吧？……”他却笑道：“也好吃，我也买了……”。他可能买了，大概人家买了好几卡，他买了一卡！……
因此，有些刑事犯(非政治犯之泛指)留场人员反而瞧不起他，背地里骂他“老抠”、“小气鬼”。对此他不以为然，但他偶然听见了，也会反唇相讥：“……我抠自己不抠别人，也不行吗？……”。他指的是那些刑事犯留场人员往往寅吃卯粮的旧习惯——发了工资便大吃大喝，每到月底，就四处借钱或向食堂赊欠账，甚至借了钱不想还……；更有不堪的是恶习不改，乘休息天，外出扒钱包、偷老百姓家的东西，等等。可谓各种丑闻，何奇不有！……
叶建亚的前妻徐女士，也是青田人，自幼生活于城镇，故不大理解乡村人的心态与习惯。她从温州卫校毕业后，就分配在医院工作，因此一直居住在温州市区。原先，他们夫妻俩的感情很浓，先后生有一女一子，是一个满幸福的小家庭。
儿子海峰刚出生不久，叶建亚就被学校团支部划为右派，并被强制“劳动教养”。开头，徐女士尚能坚持着盼丈夫归来；可是后来，自建亚被判8年徒刑投入劳改之后，她感到绝望！……。从此，劳燕分飞，各奔东西！所以，建亚刑滿释放之后，无家可归，只能留场就业了。
到了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后的1979年初，我们大多数人摘帽后，落实政策回家了，而叶建亚却仍然滞留在那里“就业”，形影相吊地无处依归！不过此时，他忙着为改正右派与平反反革命案而奔波。右派改正的进展比较顺当，因为永嘉中学团支部很快主动地予以改正了；可是反革命案的平反却进展得很慢，这主要是原判法院的那些人思想僵化，极左余毒难以消除，故而妨碍了平反工作的进展。
于是，建亚又转而为落实户籍而忙祿——由于女儿海娃结婚之后有了独立家庭，她终于同意把父亲的户口迁入自家。这大约是1982年间的事。又过了一年多，叶建亚才获得彻底平反。于是，他恢复了工作，工龄按原来计算，并且得到经济上的补偿。又过不久，建亚被调到舟山中学任教，开始新的生活。而这些好的消息，他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里，跑来告诉我的。对此，我自然由衷地为他高兴。当他得到经济补偿时，还真的请我吃了一次饭呢。
建亚平常不饮酒，且酒量特差。那天他请客时，破例和我对饮了几盅绍兴老酒，可他的脸就飞红了。这一天，是我见到建亚他最显高兴的一天！因而这一天，他说的话也最多。可是在此之前，他未获平反时，每年到温州探亲(子女、兄弟)顺便前来看望我时，见他总是显得心思重重，愁眉不展……。由于他是远道而来，我自然留他吃饭，有时也留宿于我家。那时，他总是羡慕我娶妻生女的家庭生活。而每当谈及他自己的困境时，就唉声叹气，诉说不已——抱怨前妻太不讲情义，不仅拒绝同他复婚，甚至不让他再进家门；还有，子女长大了，也感觉有这么一个“土老抠”的爸爸，在外人面前有失脸面，故而亦显得不太亲近他！因此他很伤心，深感世态炎凉，亲情竟然如此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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