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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57年！
邓焕武(火戈)
我的第一场政治官司，发生在那令人难忘的1957年。因而，人们(包括好友)一听于这期间犯事，就以为一定是个右派。其实我是跳过了右派这一“坎”，直跨反革命“高坎”的。
这于当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革命，而是新生的“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这意味着，否定中共革命政权与体制的，已不是原有的“反动势力”，而是来自同一意识形态营垒中的异军凸起力量。这种相类似的反革命，虽然也曾有过，例如托洛茨基分子。但托派组织于1950年代初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已是一种断代的过气势力；况且它来自营垒的左面。这，和新生的现代修正主义来自右边的性质，显然不相同。即是说，这后者不是那前者的继承者。比如，后者同社会民主主义能自然相通，而前者却绝无这种可能。
随着情势与时间的推移，这种新生的反革命越来越多；它像大潮上涨一样，如今已基本上淹没了斯大林主义体制这注定腐脆不堪的“孤岛”。不过这是后话，在此不予赘言。
当年反右运动一开始，笔者便对中共教条主义领导大失所望；尤其对毛泽东的认识与看法，从衷心热爱迅速转变为憎恨与厌恶。即醒悟到：敬爱的毛主席，原来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当时内心痛苦之极烈，堪似面对亡国之耻一般，感觉如坠深渊，见眼前一片漆黑无底……。
在此不久之前，中共开门整风，号召社会各界大放大鸣时，我觉得中共与毛主席真是英明、伟大。正当我为此欢欣鼓舞之际，突然掀起反右派运动。这，令我感觉是那样的不可思议，看到它的举措又是那样的荒谬无耻！作为初生牛犊般天真的年轻人，我是绝对想象不到，这竟然是真真切切的政治现实！
正当我处于傍徨与极度愤怒之际，读到了铁托的《普拉演说》全文。它好像把我推上了时代的了望台，让我觉得如察看到了东方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源之所在与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现在看来，当时在理论认识上并未达此境界。比如，只怪罪教条主义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而未涉极权主义制度本质。即，只揭露极权体制症候而未察极权制度病根。这是铁托主义的局限性之所在，也是吉拉斯与铁托之间分歧的焦点。可惜那时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不知道吉氏其人其事。因而，铁托使我信服地感到，只要克服了斯大林主义( 现代教条主义)敝端，东方各国就可健康地发展。于是确立了一个基本观点－－铁托是当代的列宁，铁托才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解释者。那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等忽视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新阶级”的社会性质－－虽然比之其他东方各国，显得开明与开放，但极权政治制度导致的官僚主义现象照样不能避免，所谓的“工人委员会”各级自治组织，越至后来越趋于名不符实！……。如此等等，都为铁托身后的南斯拉夫严重政治危机与国家分裂埋下了祸根！
20多年之后(严格说是“六四”后)，笔者才完全知道自已是喝“狼奶”长大的。但是，由于人的本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促使我决意行动，立刻单枪匹马地开始行动－－1957年6月下旬，我书写了第一批政治标语：“社会主义民主万岁！”、“反对现代教条主义！”、“打倒官僚特权统治阶级！”、“反对勒紧裤带建设所谓的‘社会主义’！”、“反对搞行政性农业合作化！”等等10幅彩色纸标语。上述标语皆署名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同年7月初，我又书写了第二批标语 ，内容基本相同。两批标语均于夜深人静之时，张贴于温州市区街头。
当第一次写完标语之后，情绪极度亢奋下对镜照自己的脸孔，竟然自己认不得自己！即刻大吼一声，随手摔掉了小镜子！这，我为自已的本能动作而惊讶，自知这一步跨出的，是一条不归之路！
接着的下一步行动是于7月中旬，我和同学周顺相一起，出刊了油印刊物《海燕》第1期。这一期共印100份，八开纸面共两版，红绿双色套印－－刊头“海燕”两个大字与社论《创刊词》三个字套印红色，其他文字和花边(包括谩画、插图等)为墨绿色。我们二人废寝忘食地刻写蜡纸、一起印刷、分头散发，终于做完了这一件事。二人都觉得既紧张又兴奋。但我们未歇一口气地又分头从侧面了解各方反应，并在同学中寻找发展对象。并着手出刊第2期《海燕》。
与此同时，反右运动趋向高潮。不管全国性报纸或地方上报纸，几乎都充满反右信息与批判内容。那种强制性的单方面(只允批评不许反批评)的简单化、群氓化“批判”，除了强词夺理，根本不具说理性的批判力度。例如，什么“工人说话了”、“群众心声”等等，实际上全是套上假面具的官调，内容千篇一律，让人越看越乏味，越看越感到气愤！《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刊载章伯钧和罗隆基的“章罗联盟”如何如何，批判龙云、黄绍雄、章乃器、费孝通、冯雪峰、丁玲、葛佩琦、储安平等等一大批大右派“劣行”如何如何。但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大学生右派谭天荣、林希翎以及《中国青年报》编委刘宾雁等人的有关揭批内容－－谭天荣在北京大学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会”……；林希翎被“揭”为“有棱角的青年”、“带刺的玫瑰花”(明明的优点被抹黑)……；刘宾雁在《中国青年报》编委会上坚持全文刊登《普拉演说》……，等等。这类被扭曲的信息，却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并且把他们视为当然的同志。因此我曾致信林希翎(当时从某处获知她的通讯处)，期望同她取得联系，可是挂号信寄出后，却如同石沉大海。
《浙江日报》揭批省长沙文汉(打成党内右派)、工商界巨子宋云彬……；《温州日报》揭批刘景辰(曹鲲贿选时间的南下议员之一，一贯为人正直)、叶芳(温州“和平解放时的起义将领”)……。表面上看，运动好像轰轰烈烈，实际上生硬乏味，老百姓并不理解，也不热情支持。例如刘景辰老人上街行走，后面跟着一群十来岁的“红领巾”。一路上跟着有组织有节拍地齐声高喊：“右-派-分-子-刘-景-辰-。右-派-分-子-刘-景-辰-。右-派-……”。对此，沿途不少成年人摇头叹息，但又不敢阻止。据知情的目击者说，再后边就跟着共青团与妇联的干部。可怜年近八旬的刘老先生( 时为市政协委员 )，哪能经受得住这般精神摧残与政治打击？很快就病倒了，之后一直卧床不起！……
我们二人于8月间准备继续出刊《海燕》(第2期)之际，已经感到了蛛丝马迹的压力－－绘画会负责人陈垂平老师私底下先后问我们两人，“是否作了什么不当之事？……”。对此，我们矢口否认，于是陈老师当然也相信了。接着，母亲也异常发愁地如此般问过我……。
但是，我们坚持要把第2期《海燕》抓紧刻印出来。于是在8月26日晚间，我们赶了一个通宵，终于印刷了50多份《海燕》(第2期)－－同样是8开纸面却有4版。主要内容有：社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与《共产主义者联盟章程》等。《章程》前言里明确宣告：“一旦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本联盟组织即行自动解散”。
与这同时，决定由我发展的同学周冀宁，答应和我一起干。因而，当日我把数份第2期《海燕》交给周冀宁收藏与散发。我们又投邮了10份《海燕》(第2期)。但是确实没想到于当天( 27日)晚上，我与周顺相就被拘捕了。三天后转为正式逮捕。在遭拘捕的当晚，我们被抄了家。因此第2期《海燕》，基本上未能流入社会。
当年我们都是20来的小青年，完全是初生牛犊一个－－既无行动经验，又缺乏行动知识；政治上也是白纸一张。比如，那么一点大的中小城市，从事漫画创作的作者屈指可数；各人的绘画风格都过目可别。所以只要一看画漫，就可断定我是《海燕》一分子。其他行动方面也是如此，但我们自己却浑然不知不觉。但公安局侦破人员不相信本案仅只两个毛头小子所为，而是以为必有年长的主谋者。故而，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才拖了一些日子才破案。
当年面对老练的审讯人员，我们二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在隔离侦审状况下，毫无经验的两人，都作了牛虻式的出卖(被诱骗而招供)。接着是，为了配合反右运动，公安局迅速结案，由检察院提起公诉，进入司法审判阶段。这年的11月中旬，温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本案。不想一上法庭，我的大脑突然“嗡”地一响，使我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处于醉酒般状态，但思维却能一直保持清醒。故在法庭辩论中，我据理争辩，反驳得该检察员无言以对，自行退庭而缺席。于是，迫使审判长宣告休庭与择日再开庭。对此情景，当即旁听席上就有几人哑然失笑！……
不想没过几天，竟然就押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召开宣判大会了－－我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周顺相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同时被宣判的还有10多个人，都是所谓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年龄也都是20岁左右。其中一个18岁中学生，名字叫吴杰 ( 相貌如电影《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 )，他是一个人作案－－自制矿石收音机“偷听敌台”。吴杰就为此被判处10年徒刑！由此，可见“文革”前17年之一斑。
11月底，我和吴杰等10多人，被押解到蒋堂农场杨堂下分场。在此鬼地方蹲了不到3个月，我被折磨得差点死去－－粮食定量极底，又搞什么“以粗代细”与“以菜代粮”，实际上每月吃不到25斤粮食。可是整个冬天里，大多都在雪地里挑泥土修水库，体力消耗严重过损，即在极度饥饿状况下，强制地从事繁重劳活，这怎能持久？于是，水肿症候随之而至！先是脚指头麻痹，脚趾甲变黑，接着双脚发肿，双腿麻木沉重，行走日趋艰难，快步则跌倒；同时，脸部浮肿得双目似一线！……
所幸于1958年2月(春节前夕)，省公安厅劳改局下达了调动令－－我和吴杰等人在内的部分犯人，被调到了浙江省第一监狱(地点在杭州余杭县的临平山南坡与紧靠泸杭铁路的临平镇西北边)。这里，虽说粮食也是定量的，但定额较高，且搭配得当，做到以粗粮换细粮，开饭时不分食，所以能够吃上饱饭。与此同时，劳动亦相对减轻一些，医疗条件亦比农场的好许多。那时，这对于我们犯人来说，等于来到“天堂”了。因此，我也是等于拾回一条命！但是，已缠上了伴我终生的疾病－－风湿症关节炎！
2007．5．12．定稿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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