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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恐怖的1969年！
-- 我的心路历程 ( 2 )
(一)
众所周知，1969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实现全国“一片红”之后，继续政治极权打压颇为剧烈且最为关键的一年( 即“一打三反”运动 期间 )。同时，对于笔者来说，它却是我自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罪，判处12年徒刑即将刑满的一年；也是我7 0多岁的母亲日盼夜盼，以为是盼到头的一年。可是，她万万不敢想的是，灾难深重年代中的事情，横生枝节会那么多，即将发生的变故，竟是那么残酷地不近人情！
母亲哪里会知道，她这个儿子所犯的“反革命罪”，在当时政治犯中，仅占万分之一还不到，并被难友们戏称为“戴红帽子的反革命”，即在后来的“文革”中，才突然“时髦”起来又多起来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但在“文革”之前，这确实是“奇货可居”的极少数案犯；照当年浙江省第一监狱政治科崔科员(王副监狱长的老婆)的说法，我是为数极少的“卖狗皮膏药”的反革命。① 这即是说，像我这样的犯案性质，必然为自己在后来的“文革”时期，埋下了“在劫难逃”的祸根！
正是由于我这一层性质的犯案，当苏共22大召开之后，监狱政治科有多人找我谈话，要我汇报思想；于是，我也不管那么多(其实想回避也不可能)，就以汇报思想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支持，即：思想上拥护苏共22大的方针，拥护苏共对斯大林主义的进一步揭发与批判，以及赞成对斯大林的移棺焚尸等等举措；同时，亦赞成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其“现代教条主义”立场的批评、谴责。……
这样，无疑地气歪了王副监狱长等的鼻子。他们认为，这个小家伙思想反动透顶，难以改造，非对之严厉惩罚不可……。于是，一连串的惩罚措施，很快接揰而至——先是把我调出五金厂墙报组，后又把我从装包组调到锻工车间，不久，又调我到副业中队搞田间劳动，最后于1961年寒冬季节，再押送我到了钱塘江畔围垦总队的一大队(桐盘村)，强制从事挑土劳动。……就这样，从1961年始，至1964年初，我一直处在死亡边缘线上挣扎！这期间，多少难友死于水肿病(活活饿死)，或被长期繁重的劳动，活活地累死！而我，大概因年轻与心态乐观，终于从死神怀里挣脱出来……。同时，到了这年的“年终评比”期间，中队部照例准备批斗我，不想这时，省公安厅派来的工作组，却微妙地保护了我……。从此，我感受到了中共党内某种健康力量的存在。②随后，我虽然仍旧处在狱中，但境况的微妙改变，使我真可谓是“时来运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深入时为止。
“文革”初期(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约2年光景 )，中共政权内部斗争正忙；他们无暇顾及监狱(集中营)中的打压，在此期间，监内的管理，处于松懈状态。比如，我们劳动犯的行动自由度，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好” —— 平常出工、收工，基本上无队长带班，更无武警押送、监视 ；劳动任务凭着老犯人们的“自觉完成”……。所以，在分散劳动时，我们一起的几个人，常常放声歌唱，比如：唱《怒潮》中的插曲——《送别》，以及《苏武牧羊》、《满江红》……。唱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68年下半年，这种“自由”状态结束了。于是，我这个明摆着的“修正主义的活教材、活靶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然而，当这年下半年开办大队第1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集中起来搞揭发与批斗 )时，我没有被点名参加，但我们准组织的2个成员却被“点名”进去了。当他们“学习”结束放回中队之后，2人的精神状态大变 —— 沉默寡言，平时尽量避开我们……。这可想而知，他们在那种被隔离状态的恐怖氛围下，精神上的防线已被突破( 从“毛学班”内传出的批斗呼喊声与惨叫声，已能预知一切 )……。这显然令我等感到很不对劲。但是，在这高墙里头，状况是如此严酷，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几乎等于零！故而，我感到已无能为力，感到在劫难逃！对此，其他难友均有同感，但都相互勉励，不丧气……。这时候，各中队之间，难友们已基本上不能互相联络，恐怖的气氛日浓一日！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感觉人人自危！
比如，当社会上大搞“三忠于”活动时，狱内的犯人们也被迫搞“三拥护”活动 ——每天早上，集体站在毛像前，做“早请示”：先唱《东方红》，接着每人手拿《语录》本，高举着齐声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晚上又集体做“晚汇报”：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接着再照着早上的动作，齐声高喊：……。这时候，我已被严加监视，每当大家齐声喊唱之时，中队长、指导员等人总会从背后悄悄靠近我，监听我是否在跟着喊唱……。又比如，开头中队部指令由我布置“三拥护”台，不想刚刚布置完毕，却突然指令其他犯人把它拆掉，再由别的犯人予以重新布置。……于是，这一切使我更加明显地预感到，又一次大劫大难，即将临头！……
( 二 )
这是1969年元旦过后，春节将至的冬天里。在老家，泪将流尽的母亲，天天掐着指头数日子 ── 盼望分离已近12年的儿子，能够按期归来。过去是，她数着年头盼儿归，现在终于等到可数日子了；过去，她盼着儿子能够提早回家；而现在，只要儿子能够到期归来，就感到很欣喜了。可是，在狱中的儿子，每每捧读家书，泪流如注！儿子深悉母亲苦楚无比的心田，怎不想着回家安慰她呢！无奈他清醒地感知到，当前的政治气候，比严冬更甚……；故而，自己能否按期回家？实在是个颇大的问号！况且，他已越来越预感到，更加无边的苦海，正横伏在不远的前头……。
终于，难以言状的大劫时刻，来临了── 这天早上出工时分，管教队长喊令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并让我挑着东西由他押着出了高墙大门再进监管室。当我放下担子之后，立马就被他们带到大队部审讯室。在那里，早已等候着的人就更多——大队长、大队干事等等都来了，而且个个拉下猫脸孔，盯着我不言语。这时，见地上已经摆放着脚镣、手铐，显露一股十足的恐怖氛围 ；好在我已有思想准备，故而并不慌张，更不害怕。这时，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锁上手铐(土制的铁圈扣)，随后把我按捺在地上，狠命地钉上了脚镣。之后又把我拉起来，推到毛像前，硬要我低头站着请罪……。旋即，他们锁上门，一阵风地全走了。
他们走后，我马上一下子坐在了地上。我一边就近察看、摆弄着这副生锈的铁镣，一边思考着……。
大约过了2个小时光景，他们又开门进来了；这时他们的脸上，显露出异常兴奋的狞笑。但见我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大队毛干事就吃惊地说：“你……你怎敢坐在地上了？你这是蔑视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罪该万死！”于是，专案组另一人员走过来，狠劲地把我拉起来，并凶狠地瞄着我说：“……再不投降，就砸烂你的狗头！……”。
这时，我见毛干事把几张折叠的纸往桌子上一抛，一边坐下来问道：“邓焕武，你看看，这是什么？”，待我仔细一看，这原来是我藏在木箱夹层中的一篇文稿──《试论尼•••赫鲁晓夫》。嗨，怪不得他们这么兴奋，原来已拿到了“罪证”，感到胜券在握……。
“这可能是我写的文章吧”？但我还是试探着回答。
“可能？……要不要打开再看看？”毛干事得意地说。
“不必了，我认得出自己的东西”。
“唔，怪不得你的反动气焰这么嚣张呀！竟然自封是‘国际共运的一支队伍’……”。
“那么，你以为你们是吧？……可惜，你们才是搞分裂出去的第5‘国际’。……”我反责道。
“……敌人若不投降，我们坚决不收兵！”他们齐声大吼。于是，其中一人过来捺我的 头……。
“‘小铁托’，砸烂‘小铁托’的狗头！……”个别专案组人员还举着拳头着。……
于是，我被打入了伸手不见5指的漆黑的禁闭室(这里是名符其实的“暗无天日”)！并且，一关就被关了整整23个月。……
( 三 )
接连数天数夜的疲劳审讯，这叫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于是，我被迫改变了策略——迅速退却，即采取表面上认罪投降的样子。这就是说，我不再顶他们的嘴( 据理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 )，并承认手稿是我一人所写。由于内容重要，故而决定保存下来。其他还曾写过多篇文稿，但在“文革”开始时都撕掉了；且坦白了若干文章的题目，如《社会主义民主是旡产阶级专政的灵魂》、《分裂的产儿》(针对试爆第1颗原子弹)，并书面交代了几篇文章的基本内容，等等。
在审讯中，他们指着桌上的文稿问：“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主观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同志们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我如实回答。
毛干事又指着文稿上经人修改过的几处，问道：“这些是谁改的？”。而我说：记不清楚了。于是他把文稿拿给我看，并说道：“字迹都还清清楚楚的，你怎么不清楚了？难道说，还以为我们找不到人吗？……”。于是，我拿着文稿，故意看了一会儿，慢慢道：“可能是徐敏改的，……可时间长久了，确实记不太清楚了”。
接着，他们又一连串地审问：还有哪些人看过？他们有什么看法？你是如何进行组织的？等等，等等。
这时，我眼前一再显现着2位参加“毛学班”的难友在回队之后的窘态，且早就估计他们因顶不住批斗恐吓而坦白交代了。现在，我如果硬顶着已经无用，也不符合退却策略。于是，决定大事化小地“出卖”了这2位——坦白承认：文稿先后给这2人看过，但因文化程度低，理论水平差，他们看不大懂，……等等。
在极端严酷的“红色恐怖”气势下，谁若硬着头皮死顶，那只能是脑袋搬家无疑。那时，只因写点“反动日记”而遭枪毙的人，不是极个别。若与之相比，我被定为死罪，是明摆着恰恰有余的事。因为当时认定我的罪名，是所谓“长期在监内继续进行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组织与宣传活动……”。因此，不讲究点策略，无疑是不可取的笨斗。所以，在权衡利弊之后，我决定采取“投降”的退却策略——除坦白一些“犯罪”事实之外( 我是为首者，而且大多是单线联系，主要“罪责”均在我身上，只要我不致死罪，那么，大家就可“留得青山在”)，更多的是主动交代自己真实思想与政治观点。我考虑的是，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借此向党内健康力量汇报思想。我还思忖，如果省公安厅原来那种关照我的力量，仍然继读存在，那就一定会起某种程度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从“文革”毛派的角度看来，我这种大量“极端反动思想”的坦白交代，实际上是对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路线的“恶攻”(恶毒攻击)，那么，“交代”得越多，必死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我自觉知道，这实际上是把希望寄托于我认定的中共党内健康力量，而不是只因为贪生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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