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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七九”民运 (旧文校正)
( 邓焕武 )
－－为纪念西单民主墙运动廿周年而作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初这长达二十年里，我被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一直遭受关押与强留“劳改营”服苦役；七六年十月之后，虽听闻“四人帮”倒台与“四五”运动获平反，但丝毫不知西单民主墙与民刊活动等情况。
我得知七九民运讯息，是在重获“自由”得以回家之后的事。
大约在七九年四、五月间的一天，在温州街头看见一组大字报，署名是“四五”学社的发起人郑玉林和尹爱芝。我为之眼睛一亮，不想这个不大的城市里亦有“四五”人士及其活动。但不知底细，我想先了解与接触一下，看个究竟。于是，我照大字报上写的地点找上门去，认识了郑玉林。
那时，“四五”学社于每周六晚上在郑玉林家里聚会座谈。一般情况下与会者约二、三十左右，至少也有十多人。此外，由郑玉林经常分发一些从各地寄来的民刊材料。
尹爱芝虽然名义上是发起人，却很少参与座谈。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同郑玉林接触。他去过北京，见过徐文立、任畹町、陈尔晋等民主墙活跃人士。并以《呐喊》的刊名，在西单墙上贴过大字报等等。
郑玉林还认识上海的付申奇、杭州的王荣清。宁波的童年等人。这些人，后来我也都认识了，先后与之有了一些接触。
在传阅的民刊中，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有北京的《四五论坛》、上海的《海燕》与《民主之声》、青岛的《海浪花》、武汉的《钟声》、广州的《人民之声》与《人民之路》等。作者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希哲、黄石（即汤戈旦先生）。当然，留下印象的还有徐文立、王军涛、任畹町、孙丰（即孙维邦）、付申奇、朱建斌和秦永敏、张京生、陈尔晋等。
对于魏京生、刘青，由于我看到的民刊很有限，原先不曾注意到，是魏京生被捕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才引起我的关注，因而更留下深刻的记忆。尤其对刘青勇敢散发审魏材料的举措，深为钦佩。
原先，我看好邓小平的复出，对他期望颇大。自重判魏京生等事件发生后，我就象五七年反右之后从本质上看穿了毛泽东一样看穿了邓小平。同时这亦促使我更深地参与了后来一次次民运。
一九八零年，郑玉林等筹备出版《东瓯》。我答应设计封面和组稿。后因郑为参加民刊协会而急于出刊，他一个人匆匆忙忙刊印了《东瓯》第一期，因而质量粗糙。这样，其他人就成了有名无实的编组成员。当时，除我之外，曾积极参与出刊的还有郑国和、戴绍敏、潘银松、徐振新、许岳陶、赵高桥等十余人。
一九八零年春节期间，我利用休假日子，骑着自行车到达杭州，找到王荣清、应国华等交换了一些情况与思想观点。同时，带回一些民刊资料。这是我第一次同外地民刊人士接触。
大约是八一年元旦前后，宁波的《飞蝶》主编童年来温访友，他留给我较好的印象。我看过几本《飞蝶》，它是浙江办得较好的民刊之一。
这时候，我先后读了王希哲的《民主的方向》、《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前者使我受到不寻常的理论启发，后者引起我的思想共鸣。这即是说，经王希哲文章的点拨，我弄明白的民主与民主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民主是目的；而民主制是实践民主的手段。这在我理论认识史上是个突破性提高。从而使我彻底摆脱了“民主手段论”。后者引起共鸣在于把“文革”放在当时国际共运范畴即世界范围内来考察。这正是那时候许多“青年民主派”们所缺乏的，他们只能就事论事地观察、评论这场运动，而不能从现实中看到实质问题，因而，看不透毛泽东的真实本质。
当然，现在再看这篇文章，我亦觉得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因为其立场与理论框架均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是当时被称为“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立场与观点。这却“正合我意”。我认为，任何进步的言行，都带有时代性局限，如果它是真实进步的话。那些脱离时代特征的“进步”，往往缺乏理论切实性，是显得没有血肉的空泛物。
现在，不妨回头看一下，即使当年能技巧地提出些民主方面很时髦口号的“民主墙人”，现今再度投入实践中却显得令人惋惜－－某些言行，往往渗透着专制文化与冷战时代的陈旧思维！……
在纪念西单民主墙二十周年时，道破这一层是绝对必要的。我只感到防止后患为时已晚！我愿情况的趋向不被我言中。不过，我应有言在先，即：相信历史地形成的原因是可以历史地改变。
另一位和我结下不解之缘的是我的恩师汤戈旦先生。他是中国大陆这片遭受历代封建与共产党专制文化严重污染的土地上，顽强生长起来的一株高达的胡杨——卓越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家与民运斗士。他出淤泥而不染，表现于本质而不在于形式。青年汤戈旦，于二十年代怀着革命激情，在斗争中参加了共产党。被捕出狱后，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在后来长期生死搏斗中，他在组织上一直被拒之门外。而他不顾这些，无怨无悔。一九四九年后，他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工作，但由于秉性耿直，才能出众而遭受嫉恨，终被无端打成“胡风分子”而受尽迫害。而他面对逆境，理想不灭，潜心研读马、恩原著，从中寻找答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揭橥了原旨马克思主义——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原理的学术理论。因而有“汤戈旦——‘计划经济天敌’”的评说。
我对斯大林模式的“现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认识，多得益于汤戈旦先生的指导与启发。他七十多岁在狱中著写的《新<明夷待访录>》是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不朽著作，亦是原旨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可是，却遭到一些认识肤浅的人或者不了解底细的人们的忽视、歪曲、错解。……
一九八零年年底，我闻知王申酉烈士的战友胡安宁出狱，我因知晓王申酉事迹而敬佩胡安宁。所以，当时产生了一个打算——利用春节后的业务淡季期间，出去拜访王希哲、胡安宁、汤戈旦、徐文立等，心想从中必定受到教益。但我不知他们的住处，同时，若无人介绍恐怕难以见面；我想只有郑玉林可能帮上这个忙，于是我把想法告诉了他。这时，正是全国民刊协会筹备第二次会议期间，郑玉林正要代表《东瓯》出去同各地民刊同仁联络。于是我们商定同行，先到上海找付申奇，因为他对各地情况掌握得比较多。
于是，一九八一年春节当天，我们登上去上海的海轮“繁新”号，于第二天抵达上海；住在秦林山家里。晚上，付申奇来访，这是我初次见到付申奇。由于我事先说好暂不介入民刊协会的活动，故只有郑玉林同他一起外出；我只托郑玉林打听胡安宁的住所，但郑回来转告说胡的家人，不允许陌生人探访，所以只好作罢。第二天，我同郑玉林一起到付家，见到了付申平，他正在油印刊物。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薛明德的现代派油画——付申奇肖像，令我感到惊奇，并留下深刻印象。……
这次被当局定性为进行八省一市的“非法串联”旅行○1的第二站是杭州。这一次，除了见到王荣清、应国华之外，又认识了陈立群、叶宗武、沈建民、毛庆祥等六、七个新朋友。
第三站是长沙。除了张京生、刘立平等人外，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陶森。他向我介绍了发生不久的长沙学潮的经过，并分析了学生静坐失败的主观原因。他感慨万分地说：“当时，如果没有一阵大雨把大家淋了个落汤鸡似地散去，再坚持几个小时，刘宾雁就赶到了……”意思是一旦被采访并报导出去，就达到预期效果了。
在长沙，我第一次尝到了湖南菜的辣味，它让我口舌发麻得失去了味觉。
另一趣事是，我那时未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言谈中一腔的“共产”味；张京生偷偷问郑玉林：“你这位朋友可能是共产党特务。”类似情况后来在贵阳亦发生过，记得是秦晓春吧，他同我论争之后笑着说：“要不是事先知道你，我会以为你是共产党员呢。”我道：“差不离吧，我是个铁托主义者……”。当时，我还不知道吉拉斯和他的《新阶段》，故对铁托的认识还停留于当初……。虽然，自一九五七年始，我就自觉地造这个新阶级的反，如在我们的《海燕》刊物上，朦胧地将它称之为“官僚统治阶级”。
离开长沙抵达广州。先到王一飞家，后由一飞带我们去见王希哲。当晚，我们几乎谈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又接着谈，中午在晓港公园进午餐，希哲拆看了杨再行寄来的信。信中谈及《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杨不同意文章中的很多观点，认为对邓小平的评价过高。这当然有一定理由，但他显然是忽视了当时邓小平在中国所起的一种由赫鲁晓夫曾在苏联起过的那种历史性作用。这是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客观形势，所肯定了的。
这次午餐谈话中，我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政治意义；同时，亦指出某些差错。王希哲虚心听取了我的意见，同时在有些方面，他做了一些解释。
刘国凯家离希哲家不远，下午我们去看望刘国凯。刘谈起在“文革”中的经历，悲愤交加，热泪盈眶，我深为感动。看得出，他是个真诚的民运战士，但当时怀有悲观情绪。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劝他应该振作起来，切不可被凶险的逆境压倒。他给我们看了刚刚撰写的文章《十年浩劫并非全是浩劫》。我阅读后，很为他着急，彼此展开讨论，但我不能说服他。第二天天刚亮，我急着去找王希哲，说了我对刘国凯文章的看法。希哲同意我的观点，但说要慢慢来，一种观点的形成或改变，都非朝夕之事。
因为希哲要上班，我又匆匆赶回刘国凯家，吃过早餐后热情告别。我们再去拜访何求，何住在岳父家，家庭条件比较优裕。他的岳父是“民主党派”上层人士，是位开明的老先生。何求夫人邓剑兰女士，热情好客，招待我们共进午餐。但何求呢？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唯有一双漂亮的眼睛……。
本来我打算，会见王希哲之后就赶回老家上班。不想在王希哲家里，又看到一幅薛明德的油画，画的是王希哲的肖像（后来据苏江说，此画被当局抄家时作为“罪证”被拿去了）。由于我对现代派的点彩画再表惊奇，希哲见状便介绍了薛明德他那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令我更添兴趣。再加上郑玉林在一旁怂恿，于是，我决定再和他同往重庆。就这样，才有了西南之行的初次经历。
当然，为了多认识一些民刊同仁，多一点见闻，是这趟继续旅行的总目的。
还在长沙时，已知道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九号文件”，它把所有民间刊物定性为“非法刊物”，把各编辑部及中华民刊协会定性为“非法组织”。随着，后来的镇压措施都是根据这个“九号文件”而出台的。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把党的一个文件，把某个领导人的几句话，当成法律依据，显然是“文革”遗风，亦是共产党一贯的习性；可是，人们已经麻木不仁，见惯不怪了。但所有已具民主意识的公民，对此极为反感。而民刊同仁们更为激愤，纷纷宣布依法予以抵制。当时王希哲就强调大家应熟悉有关法律条文，一旦上法庭，可以依法抗争。其实，我们都是书生气十足，邓小平中共根本就无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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