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戈
   
   
    朱学渊先生历来为笔者所敬重。因为他的众多精彩点评，大多达至一针见血或画龙点睛之效，为提升人们的认识水准，做出了十分可贵的努力。同时，曾从他来信中得知，朱先生早年在重庆荣昌县教过多年的书，这也增添了我对他的一种亲切感。至于一些不太到位的个别奌评，凡是感觉无大错的，笔者阅后也就没了记忆。但是，唯有他对于“文革"的某些见解，却令笔者不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为之大感惊奇。直言之，这令笔者感到，即便像朱学渊先生这幺资深的异议学者，竟然亦存在颇浓的"文革"情结！这说明，“文革”之后遗症，有多幺严重！

   
    但对朱先生的敬重，并不因此而稍稍有所改变。这，有必要事先予以申明。
   
    昨天从信箱中看到朱先生最新一段奌评中云：毛泽东只是"遥远的魔鬼”，而“共产党才是具体的魔鬼"等等。对此，笔者予以反复思考，终不能理解其意！无奈，只得提出如下商榷意见。请朱先生不吝指教。
   
    即使把毛和共产党分开视为两个“魔鬼”，那也是两亇怎也分不开的连体魔鬼(二者相比之下，前者的极左嘴脸更狰狞、更丑悪、更可怕)。
   
    自1949年之后近30年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不论怎幺去感受，毛泽东也决然不是什幺"遥远的魔鬼”；相反，毛几乎是贴近每个中国人毛孔血管里头的最现实(具体)的魔鬼。你看看，当毛发动“文革”打翻了17年的老魔鬼，不是立马出现的是十年“文革"以及"革命委员会”这类更丑恶的新魔鬼吗！
   
    把"文革"之前的共党及其体制视为“魔鬼”，不为过。例如，笔者当年就是在这魔鬼治下，在政治上被爪得血肉模糊(参阅拙作──《难忘的1957年》)！但须知，那时这魔鬼之首就是毛泽东──千真万确的魔头一个。这，不管怎幺看问题，谁能够把它的身、首分得开来呢？比如，认识一个人时，总不能视其头脑是遥远的或抽象的，只有其手脚甚至只有手指脚丫才是具体的或可感觉的。同样道理，若基层组织是共党，那幺，其首脑机构(中央)更是共党无疑了。
   
    当然，如果17年之后的毛，真的"回头是岸”，那自然是另当别论。但是，后来的无情的实践，能否有一丝一毫证明这一点呢？没有，一点也没有！那些所谓“毛主席晚年可贵思想”的认识，只是某些持“人民文革”论者的错觉罢了(即在思想上受蒙蔽的一种荒谬结果)。......
   
    那幺，又怎能得出结论说：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呢？这种结论，不是同样荒谬吗！
   
    实践能够说明问题的恰恰是：“文革”之前的17年，果然是斯大林主义体制的统治，但相比"文革"10年中货真价实的“社会法西斯”统治，却还算是多少持有常人心态的"魔鬼"，即：还不是那幺极端化的斯大林主义体制。而毛泽东却正是处于当时不利于他的现实状况下，嫌它还不够极端斯大林主义化，故而决心打碎它，以便推倒重新再来。就这，能称作反对共产党吗？
   
    因而，谁能说明毛在“文革”中“创造”的“革命委员会"不是共党独家政权？其实，能够予以说明的，只是这时的共党政体，是一种由毛泽东说一不二的，非常态的极端独裁的，毛记共党政权罢了。仅此而已，岂有他哉！所以，以一种更坏的共党体制更换原有的共党体制，决然不能视为是在“反对共产党”(专制)，更不是什幺"一场革命"。"文化大革命"被打上引号，就是含着(说明)这一层深刻意思。
   
    "文革"前17年，离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还不远，虽然经过反胡风、反右派等政治清洗运动，但它多少还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成份。可是，“文革"中历经严酷的反复政治冲刷，原有这种成份已荡然无存(不是已被打倒抬不起头，就是已成阶下囚或已被杀戮)！那时，所言“巴黎公社”原则，岂有丝毫真实性可言？那纯粹是骗人的把戏！在当时谁要搞真格的，就请他进班房。于是，杨小凯、方圆等等就这样进去了！更有不少的人，因此而丢了年轻的生命！
   
    至于"人民文革"成份，那是运动中的后起新生异化力量，它是毛的正宗"文革"的副产品。但在“四五”运动之前，它的力量分散而幼小，仅能钻“文革"的空子而扭曲地存在(例如打着“红旗”反“红旗”之类状态)。因而，它对于“文革”整体的性质，根本不曾起过异化作用。即：不曾存在一亇能同“文革"相左或相对立的“人民文革”运动。只有时至1976年"四五"运动发生时，事情才起真变化。故而，"四五"运动才可算是一场“人民文革”的运动──旗帜鲜明地反“文革"的人民运动。不过，随后兴起的现代民主运动(如"七九"民运、“八九”民运等等)，已是扬弃“人民文革”运动之后的全新意义上的(即摆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实质的)民主运动了。故此必须冠以"现代”二字予以区分，实有必要。因为，它们既有继承关系，又有更新(扬弃)关系；总之是，在上述两种运动之间，不应简单地划上“＝”号。
   
    "人民文革"一词，原本是一种十分勉强的比方。因为，曾有不少人把反"文革"的"四五"运动，也归入于“文革”运动的一部分，于是有人反驳道："那幺，这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参见王希哲着《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不想，随后却被一些出身于"文革"的异议写手与学者移而用之——专指“文革"时期造反派反官僚、反特权斗争活动与力量。这本无不可；但其结果在学术讨论中，往往把"文革"与"人民文革"搞得混淆不清。甚至，有友人在言说中有意无意地把它们划上了"＝"号！
   明显流露出某种"文革"情结，而始终不自知！竟然认为一些不持此论者，是由于没有亲身实践“文革”之故。殊不知天下事，每个人有多少是能够亲身参与的？更不说身在狱中，绝不是处于隔世真空之中。 正是由于这两种内涵有差距的人民运动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继承性，故而笔者才把"四五"运动视为现代民主运动的序幕(这绝非笔者一人之见)。这初看似乎有点勉强，其实终归说得过去。所以我们以为，不管冠上什幺头衔的“文革"运动，都不会在今后现实中再发生。那种预言“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浑话，除了毛的徒子徒孙，谁还会再相信？……
   
    笔者看到，由于存在着上述认知上的差异，故在今年纪念“文革"40周年之际，才会仍然发生如此严重之争论。本来以为，经过这次学术性大论争，终能获得基本共识。但现在看来，事情还远非如此！
   
    关于“闲话”引述胡平先生那篇论述“文革”的长文，笔者未见全篇(只找到后半部分)。但据"闲话”对其批判所列之内容看，胡文之观点不仅不是肤浅之论，而且正是冲着毛与"文革"的要害之处之高见。
   
    所以说，不管“闲话”是否是“冼岩”，他的言论只能作为一种闲话，姑妄听之，姑且存之。
   
    总而言之，笔者的结论是：毛发动“文革”，实乃以极端之共(极左)更换(打倒)常态之共，故其动机是私心极度膨胀，是一种反动之上加反动，它除了是纯政治欺骗之外，再找不到一丝一毫理想成分之可言！
   
    所以，"文革"情结虽然可以理解，但它实在应当休已。
   
   
    2006.11.12.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11/14/2006 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