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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品性最佳的民运老人
邓焕武 (火 戈)
本月15日下午5点钟左右,得悉亲爱的林牧先生于午间睡眠中猝然辞世!这一不幸信息,令我似闻霹雳,顿即大脑处于一片空白状态,久久不知所已!
在哀痛中,我除了赶紧电告一些友人之外,不想忙着撰写悼文,亦不想赶写那些已被众所周知的林老为民运做出的功绩。而只是默默地呆坐着,渐渐地回忆林老那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至数日之后(其中被“国保”无端干扰一天)的今天,心情稍为平静,终于想起要写点鲜为人知的,能体现林老高尚品格的两三桩往事,或许使大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 一 )
经西安友人党治国先生介绍,我们相识于1993──1994年间,第一次见靣就畅谈甚欢,均有相识恨晚之感。那天至傍晚,林老提出请我吃羊肉泡馍,说这是西安名吃,,县有地方特色,以此略表地主之谊。但我笑着持异议─—虽然在西安,我是客人,可我是晚辈,故第一次请吃 ,应由我先请您老……”。
当他欣然答应的同时,却矫正道:“我们俩只相差10岁,不应以先、晚辈相视 ……”。可我还是坚持说:“您应作为我的师长,是无疑的”。他爽朗地笑了。这一次,我请他吃南方歺,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祖籍在浙江义乌、东阳一带的乡间,祖上原是太平军的部将,后来兵败退入秦岭一带打游击……。所以,他对浙江怀有故乡之情;“六四”之后一段时间,他就亡命于浙江……。
林牧先生性格特别爽直、开朗,而且很健谈——喜怒哀乐,均溢于言表。那天,我们喝了点啤酒。他在谈笑风生中,显现一派透明见底的心地。这让我看到他童心依旧,言谈无忌。这作为优点来讲,确是至善至美,令我颇为敬佩。而作为缺点来看,他却颇似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极易遭攻击。比如,他谈起1965年参与胡耀邦100日超前改革受挫后的种种遭遇,就同他的心直口快,胸无城府不无关系。
林牧先生尤其看好年轻人,当提及那时不久前的王丹和侯晓天二人之西安行,他眉飞色舞,颇显兴奋,好像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与希望。他说:“尽管人人各有优、缺点,但唯有从觉悟的年轻人身上,才能体察到国家的将来”。与此同时,他对于老气横秋的或深谙世故的中、老年国人,却有颇多的非议与感叹,认为这些经历过传统文化“染缸”里浸泡的人们,再找不到希望的光彩。为此,林老列举许多实例,予以佐证其言非虚,且连连叹息不已。
后来,有一次我们言及“六四”屠杀,林老在赞美王.维.林和赵紫阳的同时,又怒不可遏地痛斥那些“六四”刽子手……。他激动得脸色发红,脖子上粗筋凸显。所以,林老的爱憎分明是出了名的,这确实一点都不假。其实,林牧先生纯真的品性,是有其渊源的。他年青时参加的政治组织,是早期的民主同盟,但蒋介石国民党专制把他逼向延安——1948年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后予以解散,并追捕其领导成员和那些坚持抗争的盟员。故而,林老当年只好就近逃到延安,随后才参加共产党的。可见,自由主义的种籽,很早就播种于林老心田间。
从林牧先生身上,我自始至终不察“党棍”、“官老爷”之类痕迹与老年人易患的思维僵化状态。他确实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总是满怀热忱地帮助比他年轻的朋友,真正做到诚心相待与肝胆相照。比如,他多次为我修改文章,其认真、细心,可谓一丝不苟。每次经他修改的文章,质量显著提升。虽然,他写字不讲究,歪歪扭扭大小也不一,酷似孩体字,但很讲究文法、文体结构与思想内容。在这方靣,我从中获益非浅。
林老由于他品性纯真,因而显得老天真(可贵),故也有时不免耳根太软──容易偏信。但他勇于自我批评,知错即改。例如,他痛苦地反复自责:曾视年轻友人杨X如亲子,而过于溺爱,结果却助长他的内在之不足!……
( 二 )
1995年是联合国提倡的国际宽容年。林牧先生等人为响应这一倡议,准备联名上书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呼吁国内政治宽容,……。为此,林老不辞辛苦,已几度往返于西安、北京,但协调工作难度大,还须继续做些思想等工作,故他委托我去北京,再转交他的几封亲笔信与面商有关事宜。于是,我到达北京,登门看望了王丹,又初次拜访了胡绩伟老先生,以及其他友人如徐文立等。在这整个参与过程中,我深刻体察到林老做事颇具毅力与魄力,并且颇为耐心、认真、执着、任劳任怨以及苦口婆心等真挚品格与从事风格。大家知道,当时的中国大陆,还不是普遍实现电子信息的时代,民间的通信手段相对落后,故而组织一次颇具规模的联署上书活动,其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况且有些事,必须面对面交谈才行,其间的费劲、费时就在不言之中。如果当时林老面对这种现实,知难而退,就会“无显英雄本色”了。当然,这也是群策群力的结果,而不是一人独力所致。但林老的领头之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当时交叉进行的两次上书活动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王丹、刘晓波、廖亦武、以及笔者本人均遭拘捕,其中的王丹和我,被刑事起诉与判刑!……。而几位领头老先生如林牧、许良英等,均被软禁在住宅中,不让出家门!各地积极参与联名上书者,几乎均被传唤(变相拘押)讯问……。
值得一提的是,林老对于那种被人称为“贵族民运”的做派,颇多非议且颇为生气;为此,他几乎同个别老友断绝了交往与友谊!我辈从其中可以观察到,林牧先生的草根品性多么犟劲,这是他老人家最令人敬佩之处。有爱才有恨,林老是爱憎特别分明的老知识分子。比如,他在电话里,痛责罗干之激烈,使我真担心他老的大脑血管会破裂!由此可以推断,这次高智晟律师遭逮捕,林老必定异常愤怒,因而,这可能损害了他的健康。
现在,笔者真后悔最近未曾给林老挂个电话(原因就是怕刺激他),而失去最后一次直接了解林老心境的机会!
( 三 )
转眼之间到了1998年,这一年中,国内民主运动掀起颇为壮观的高潮,而且开头阶段的运动态势相当不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与此同时,民运一些团队之间,渐渐发生了实质性分歧--主要是以徐文立、秦永敏为代表人物的“政治反对派”同以丁.子.霖、江棋生等为主要角色的“公民运动”派之间的实质分歧。前者责怪后者不予默契、不配合;后者则强调“做事应先做人”,责怪徐、秦等人政客气味太浓,不愿合作。而林牧先生等西安多数朋友同情后者而反感前者。至于这些是非争执的内情,川、渝一些友人很关心,但不知就里。恰巧这时王泽臣先生正在成都做客,因为他想和我见一面,就向在场的川、渝友人提议让我去西安、北京等地了解详细情况,从中做出判断,并且可能的话,从中调停一下,避免双方分歧扩大化。
就这样,笔者自不量力地到了西安。可是当知道“公民运动”派方靣准备推出两亇《宣言》文本,发动万人(公民)签名,但又排除几个“政治反对派”代表在外等情况时,笔者当即忙着向众人(林牧老、王译臣、唐元隽以及西安其他多位友人)提出异议意见--既然是要发动万人签名的公民联署,那就不能把“政治反对派”代表拒之门外,因为他们(徐、秦)也是公民,而公民权利是平等的。……
可是,杨海等西安多位友人固执己见,并且误以为笔者是“徐文立派来的说客”。这时,林牧先生见争论不休,就建议我和王泽臣二人于次日上午去林老家做客,以便冷静地澄清是非。……
第二天我们见面后,林老拿出丁子霖老师一封来信((即是那封提议暂不让几位政治反对派代表签名的信),并告知该信将要在《北京之春》上发表。于是,这促使我更为着急地对林老说:“……这将是错上加错!这封信可千万不要在任何公器上发表,那是会闹笑话的!……”。不想这时,林老看我如此不尊重权威,又如此地当面“顶撞”他;他也真的被我惹火了,重重地对我批评道:“你怎么会这般固执呀!人家好歹是人民大学教授嘛,……可你怎么不尊重她呢?你太不虚心了!哎,真是脑筋不开窍!真不开窍!……”。林老喃喃地重复着最后这句话,但声音渐渐低下去,最终不闻声音了,但我们不敢正视他,怕再惹他更生气,故而只感觉林老在来回走动。
笔者和王泽臣都以为这一次把事情搞砸了,感觉空气似乎也凝固了!正当我们不知所措地沉默着呆立在那里,相互对视之际,这瞬间顶多不超过5分钟。但却出乎意料的是,林老走过来逮住我的手,竟然诚恳地连声向我道歉:“焕武呀,我的坏脾气总是改不了了!我太急操了,真的太急操!你可不要见怪!……”。见此,我忙不迭道:“其实是我不好,提不同意见时总是不注意方式,直来直去的,惹您老生气……!再说,我哪会见怪您呢?即便您发火骂我一顿,打我几下,都不会见怪的呀!我这话是真的,因为在我心目中,您是我师长呀”。可是,林老还是连连责骂自己的脾气太臭。这使王泽臣也深受感动,他含着泪花帮我劝阻林老,请他不要再道歉。
于是,林牧先生答应再向丁、江等人通通气,看是否可改变一下方式;再说,真的发动万人签名,亦不是一件易事。当我们起身告别时,林老坚持要送我们下楼,不想到了单元门口,林老又一次拉着我的手,再次向我道歉。这一次,使我差一点就要跪下来!
对于林老如此真诚、恳切的待人,如此勇敢地做自我批评与自责,令我们感动至之。这实际上,正是伟大人格的真实体现。对此,我们俩一路上赞叹不已。因为,王泽臣也是一位很诚笃的厚道之人,他自然会被深深感动。
接着我又去了北京,见到了江棋生先生。我同样地亦向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与意见--公民联署上书,不同于合作著书撰文。前者是公民共同的政治行为和权利,而公民是人人平等的……;后者是若干私人之间的合作谋事,这当然可以自由选择合作对象。……
江棋生是位聪明人,他富有悟性,关于上述问题,当时见他是感觉了的。
总之,后来笔者欣然看到,那两个《宣言》文件,均以5人合作的形式,公之于世。
现在,我们亲爱的林牧先生离世而去!笔者于悲痛之中,撰写以上往事,以纪祭林老在天之灵!
2006.10.19-20 悲笔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家中
此文于2007年01月3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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