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否值得以生命的代价追求自由？生活又到底是什么？在这天地间的牢狱之中，是否有过真实的自由？姜力钧先生的这首短诗《柿子红了》，几乎自始至终在追问着这样生命与生活的根本性的问题。他只是以诗性的精神，吟唱道：“柿子红了\纷纷落在地上\独有几只\冷艳\固执地\坚守于空中\她们的目光\正越过高墙\渴望看到\春天的\风景”。

   作者 : 石雨哲,

   發表時間：7/6/2007

   当黑夜笼罩着整个大地，还有人在冷风中坚守。为了心的自由，他们身陷囹圄，而那些身处自由中的人，反不容易体味这自由的可贵。因种种原因而被分隔开的人们，犹如孤岛般，需要一种心与心的温暖。而在这“一个被妖术控制的群岛的成干个岛屿，星罗棋布于几乎从白令海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广大地域。这些岛屿是不可见的，但确实存在着。人们还利用同样不可见的方式，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不间断地运送着具有血肉、体积和重量的不可见的囚徒。”读到姜力钧先生在监禁中写作的《杮子红了》，不禁让我想起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姜力钧先生在秦城监狱 204--216监室的窗外，望见了初冬红了的杮子。身为囚徒的他，就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了生命生长的的寂静。他发现“时间已是初冬\叶子落在树根下\被第一场雪\埋葬之后\慢慢腐烂\并且期待着\另一种新生”。这里没有多余的笔墨，白描式地勾勒出了姜力钧先生所处的环境，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在被剥夺自由的岁月中，在那只有以沉默坚守自己的良知，以无言维护自己的自尊的监室内，他不愿也不想向任何人表露内心。只是在这不经意间，他看到了室外的树，这树似乎已经在初冬死去，变得沉寂。而在人们只看到秋冬的肃杀与沉郁时，姜力钧先生却看到了“另一种新生。”

   在一百五十年前深沉的俄罗斯大地上，在西伯利亚苦役犯所面对的那个初冬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经有过同样的观察与感受。在《死屋手记》中，那西伯利亚初冬的雪让他由林莽间的无尽黑暗，从内省的心中望见了希望的闪烁。那些苦役犯的房间，窄小的街道，缓缓走过的马车，让陀斯妥耶夫斯基把这铁栅栏的囚室，看到了生活的原型。这个强烈的印象保存了许久。到他自由之后，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他在那些伟大的小说中发挥着“生活即是监狱”的主题。

   但生活果真就是地狱吗？在这样的初冬的氛围里，你能想象一个人在失去自由的时候，做何感想吗？这就如同一个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年轻人，把他那纯洁的信仰，如圣物一般地奉献在祭坛之上。不需要什么多余的话，在这个选择之内，就成为了一种决志的行为。这是一个神圣的事件，以个体性的尊严对抗着野蛮专制的暴力。专制机器能够囚禁一个人的身体，却无法禁锢他的精神与良知。有太多的岁月，那些高调的理想口号，让专制的权力费尽心机地把社会推向愚昧，以谎言统治着顺民，这就是那个高调理想的目标。宣传机器所灌输的种种歪曲与谎言，竟然成为了公众的观念。于是抵制或反对野蛮与谎言，就成了反动分子。在这样的情形下，对抗与宣示，就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决志。而这种对于良知的捍卫，不仅会让一个人丧失自由，更可能有生命的危机。

   死亡，是那样地毛骨悚然。想到死亡，就能理解为什么初冬往往会带来那种种可怕的冲动。一个个人的渺小生命，可能就如姜力钧先生所说的：“被第一场雪\埋葬之后\慢慢腐烂”。在被专制所钳制的社会中，在公共场合唯唯诺诺的个人，也有自己的反抗方式。或许只是在头脑里闪了一下，并不付诸行动。或许只是私下的抱怨与愤愤不平。作为精明务实的人，他们深知公开反抗的后果。人的义愤只是来自于被压迫被奴役。而当让反抗被公开表达时，就是大庭广众的英勇行为。一个人可能会为此而在当下牺牲，或者在日后的漫长监禁岁月中，慢慢磨蚀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良知受煎迫。而自己的妻儿也因此受牵连，更会让这痛苦加剧。只有狱中的英雄，才深知让由恼怒与痛苦交织的情感，还有他所面对的“慢慢腐烂，”被人遗忘的命运。

   在今天这样的“娱乐至死”的时候，义愤与反抗变得与时代潮流如此不合，殉道士们被人为恶搞或者被默默遗忘。一个坚守理想并为此而付出了生命与自由的代价的英雄，面对着更具挑战性与尖锐性的考验。在这种考验面前，他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并不单纯是对抗暴力与专制的抗争，而是自处的问题。是在这消费时代的繁华世界中如何能生存下去，如何自存与自卫的问题。这已经不是单纯求得同道的理解与支持，而是在独立的奋斗中，如何学会适应这恶俗的市侩城市的问题。在面对面的抗争中，在狱中的坚守中，一个人能够捍卫尊严，不会丧失主体的自由意志，而无原则地妥协和屈就。而在自由后的时候，他面对的是那压倒性的社会力量，那种冷漠的自顾自的社会存在。在这其中，一个人如何保持个人的精神自由和他那精神性的坚守？

   我读到了姜力钧先生这样的诗句：“树干挺拔\在寒风中舒展的\每一根枝丫\都在霜雪中\微笑 并且\争先恐后地\绽放英勇”。这是一种决死的志士的精神，直面生命的霜雪，在刺痛中保持着从容的微笑。但是，这个躁动的充满欲望与疯狂的消费时代是拒绝这种精神性的“坚守”的。精神性的世界在疯狂的物质世界里，成为了一种疯狂性的对立面。自由与正义的呼唤，在这冷酷的现实中，面对的是虚伪而物欲横流的拜金世界。要记住，时代潮流对于人的异化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它往往不是通过外在的手段，以专制野蛮的暴力性的强制与胁迫，来达到其目的；现在它改头换面，想以劝告与说服的方式，把这一切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需要。以一种社会性的残废，让一个人完成自我性的颠覆。在这颠覆中，理想成为了笑话；而以生命的代价追求自由的人，成为了恶搞的笑料。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否值得以生命的代价追求自由？生活又到底是什么？在这天地间的牢狱之中，是否有过真实的自由？姜力钧先生的这首短诗《柿子红了》，几乎自始至终在追问着这样生命与生活的根本性的问题。他只是以诗性的精神，吟唱道：“柿子红了\纷纷落在地上\独有几只\冷艳\固执地\坚守于空中\她们的目光\正越过高墙\渴望看到\春天的\风景”。

   在俄罗斯画家雅罗申科的画作《到处是生活》中，是一节为运送囚犯而草草改装过的四等客车：一切仍是原封不动。囚犯们像普通人一样坐在里面，只是窗口内外加了栅栏。画面的上半部分有一扇窗户，五个人就从这个窗口向外张望。他们之中有老人，有妇女，有儿童。他们的目光，正越过这铁窗，望着窗外一群争食鸽子。而这群鸽子，正振动着它们自由的翅膀。

   这或许就是姜力钧先生所看到的春天的风景。

   附：姜力钧：柿子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