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阶政治改革与低阶政治改革

   中共十七大落幕。许多人都在从新科中共最高权力集团的构成；从十七大相关文件的宣示，来对中共今后的政治走向作某一程度的预测了。十七大之后中共是否会进行政治改革？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亦略抒己见，供各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朋友们参考。

   当今中共政权虽不似毛时代那么残酷血腥，没有再搞“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 ，没有动辄把大量的无辜民众打成右派、反革命。但是作为一个专制政治的特质和表现它仍然存在。这就是垄断执政权，把军队紧紧抓在自己一党手中，以党军为保镖来垄断执政权。紧紧控制司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把仅以言论批评专制政治的民众投入监狱。实行党禁，不允许任何否定一党专制的政党合法存在。控制新闻媒体和出版以及互联网，以阻止民主思想的传播。紧紧控制选举，把从中央到地方最低一级的乡镇行政长官的任命权都抓在共产党手中……

   相对于民主政治，以上内容都在必须予以革除之列。然而，政治改革也不必一步到位。实现多党并存竞争执政权；民选各级行政长官；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离等是高阶政治改革，实现它即彻底终结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共产党对此会拼死抗拒。

   政治改革也可只做低阶内容。就是放松对新闻媒体、互联网的控制，不以言治罪。但是即使这低阶的改革，共产党也未必会去做。有些人说胡锦涛的政治报告中61处提到民主，故看来胡锦涛还是有实行民主的愿望。这种估计纯粹是一厢情愿。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还95处提到民主，江泽民实行民主了吗？十六大刚开完，民主两字的墨迹未干江泽民就重判了新青年学会。

   二、中共当今领导层不会进行政治改革原因之探究

   我对当今中共领导层是否进行政治改革持相当不乐观的态度。这可从主观素质和客观条件两方面去考察。

   (一) 主观上中共第三代领导群体不具政治改革的民主因子、气魄和激情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今胡温等是中共第四代领导，这其实相当偏颇。应该说当今中共领导层是中共第三代。

   中共第一代为中共初创期参加的一代。它包括创始群体和北伐时期的参加者。从毛刘周朱到王明、博古、邓小平、林彪、陈云、薄一波……其出生年限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至今这一代已全部进入历史。(99岁的肖克老上将可能是唯一的在世者) 。中共第二代是从北伐之后到中共1949年建政之前的参加者。从胡耀邦、赵紫阳、李锐、胡绩伟到邓力群、乔石、江泽民……其出生年限在20世纪10年代初到20年代末。这一代未及参与创始和北伐。依其年岁的大小分别于井冈山时期、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及所谓的解放战争时期投身中共行列。这一代人是中共革命的主干力量。第三代是中共建政之后的参加者们。换言之，这一代没有为中共建政打过江山。其出生年限在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其最年长者大概是是出生于1935年的罗干。1942年出生的胡、温；1944年出生的李长春、1946年出生的张德江等都属于这个群体。

   这样的分法既较符合人类的寿命代际(二十年左右为一代) ，也符合各代所包含的政治内容。第一代可简称为元老代；第二代可简称为主干代；第三代可简称为突升代。关于第三代简称的得来的下面将作具体说明。

   中共第一代背负着共产党元老的招牌，这光耀而沉重的招牌压碎了他们即或曾有的民主因子。并且他们又顺次作息在毛泽东、邓小平两届专制权威之下，一切民主思想都被压入了政治冬眠。如谢觉哉很早就提出要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新旧约、可兰经，即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这表明他是具有民主思想因子的。但是在进入毛时代后，谢觉哉们都极力自律噤声了。唯一能表达出若干民主意识的是出生于1906年并以90岁高龄去世的陆定一。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作出反思。提出惩治党内腐败须有外力；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不能采用否定和“砸烂” ，而是采用扬弃的办法。然而从整体来说，中共元老代没有民主。

   中共第代二代大多也都离开了人世，尤其是其中的“兄长” 级--参加过井冈山斗争、长征、和抗日的群体。其他在世的也大多在八十高龄以上。目前这一代也都淡出了权力圈。

   中共第二代是光谱斑驳的一代。它里面既出了胡乔木、邓力群那样的“左王” ，也出了胡耀邦、赵紫阳、李锐、胡绩伟、任仲夷、李慎之等有民主思想的杰出之士。

   中共第二代--主干代中的赵紫阳们思想中的民主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当年他们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怀着热烈理想投身中共队列。那时中共把民主调门高唱入云，斥责国民党专制，迷惑了许多热血青年。而后当毛泽东们露出真实面目时，他们已深陷共产党污浊的沼泽不能自拔、更不能抗拒。他们的民主意识也进入了冬眠。拜赐年龄上的优势使他们有时间走出毛的阴影，并得以在邓也打着改革旗号的年代里苏醒了冬眠多年的民主思想因子。可见他们民主意识的来源是有踪可寻的。赵紫阳更为典型。他出身地主家庭。用共产党的行话来说是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可是在他为中共革命奋斗时，父亲却在家乡被镇压。赵紫阳慑于大势，隐忍不发。但他数十年过家乡而不入境，则曲折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悲愤。这些都在他于八十年代初首创经济改革，八十年代中后期力主政治改革中凝结出来。

   本来大有希望的八九民主运动以悲剧收场，使主干代中民主分子的理想化为乌有，主干代中的江泽民(1926年出生，1943年起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学生运动，1946年加入中共) 得以出线。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 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的综合效应使中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民主从呼之欲来到愈退愈远。

   几年前，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接过了权柄。这些四十年代出生的丝毫没有“革命战火资历” 的人是怎样步入中共高层、最高层的呢？

   八十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力主建立退休制度。那时，在中共第一代尚存人世者亦达耄耋之年，第二代大多也压在花甲线上时，破格提拔了一大批四十岁上下的中青年干部。他们原来的级别往往只是科级干部甚至一般干部，短短期间里突升至厅级乃至部级，故这一代可称之为突升代。

   如：文革前夕毕业于清华的胡锦涛1972年任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属科级干部。熬了8年，到1980年，还只升任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提了半级，而在大提拔风潮中连续晋升，1984年就连跳几级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文革前夕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温家宝1971年任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政治干事，熬了10年，至1981年才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处长。而后几年间，几乎年年晋升，5年后(1986年) 就高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1949年出生的薄熙来1979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84年时还是中央办公厅的一般干部。1988年突升至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1944年出生的李长春1966年毕业于哈工大。1975已任辽宁省沈阳市电器工业公司党委常委，处级干部。熬官六年原地踏步。1981年只转任辽宁省沈阳市机电工业局副局长。此后在大提拔风潮中，同样六年，至1987年就升至辽宁省省长。

   1945年出生的陈绍基196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70年在任广东省革委会保卫组当办事员。熬了12年，到1982年才升任广东省公安厅办公室副科长。此后几年连续升级。仅四年后1986年就官至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省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兼秘书长。

   1944年出生的黄华华196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74年任广东省煤矿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1982年开始政治起飞，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1988年任中共广东梅州市长。1992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

   大提拔风潮中什么人被提拔呢？一般人都注意到了太子党在第三代领导群体中的窜升。这是毫无疑义的。陈云早就说过：“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可靠。”太子党只是同龄人中的数万分之一，而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太子党占7名。比率为28%。即太子党出线率是平民子弟的万倍以上。

   现在有必要探究的是，既然平民子弟被选拔者系凤毛麟角，那么什么样的平民子弟才会被选拔呢？大致是这样的货色。一是乖乖牌；二是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的表现优异者；当然也可以是同时具有两种成色。

   乖乖牌类，胡、温可算典型。他们都是学生党员，虽读理工科但都从事政治工作。胡在校时已担任政治辅导员。离校到甘肃水电部门后，担任机关党总支副书记。温家宝离校到甘肃地质部门后，担任单位政治干事。文革时期胡在清华、温在地质学院。这两间大学都是文革中的突出者。清华“井冈山” 和地院“东方红” 闻名全国。但胡、温在那场轩然大波无所作为。这无所作为在共产党老伯乐的眼中看来正是不弄潮逐浪、不恃才张扬、有党性、稳重、踏实。这样的青年人可以信任、容易驾驭、可堪托付。

   再看看其他一些政治明星的履历。

   李长春1969年哈工大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开关厂做技术员，1975年任沈阳市电器工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

   1944年出生的王乐泉1965年以“政治学徒” 编制参加“社教” 工作队。1970年任山东省寿光侯镇公社革委会常委，1975年任山东省寿光县革委会副主任。

   1946年出生的张德江文革前是“知青” 。1970－1972年任吉林省汪清县革委会宣传组干事。1972年入延边大学。1975年任延边大学革委会副主任。

   ……

   文革是一段被共产党略去或改制的历史。文革中的造反派青年，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都在1968年夏秋的大肃整中被惩治。接着在1970的一打三反和1971的清查“五一六” 中被“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反复清算。能在七十年代上半期可在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中任职的，都是文革时期(1966-1968年) 保皇(保共产党各级领导、保军区、保共产党统治秩序) 有功的、深得共产党赏识的青年。李长春、王乐泉、张德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对此还可以笔者直接了解的广州情况为例。

   文革期间(1966-1968年) 广州中山大学为全市、全省所最瞩目的单位。中山大学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中大红旗”全省闻名，执广州造反运动之牛耳。该校保皇派学生组织-“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也是广州保皇派的骨干。1968年夏秋以后，“中大红旗” 的头头们全部被肃整，背上“文革三种人” 的包袱，即使在八十年代中青年知识分子大提拔的潮流中也绝无升迁希望。而保皇派学生组织“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 的骨干人物则有截然不同的命运。他们大多受到重用，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去任职。其中佼佼者黄华华现官至广东省省长、陈绍基官至广东省公安厅长、广东政法委书记，这便是例证。